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趙志宏

　　利率震蕩導致波動性增加，銀行業的經營環境、競爭格局、業務模式和風險狀況都在發生深刻變化，這對商業銀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趙志宏  渤海銀行董事會秘書、首席風險管理官、行長助理

　　即使沒有疫情，2020年也注定是全球經濟增長乏力的一年，疫情席卷全球只是加速經濟衰退的到來。

　　據聯合國《世界經濟形勢和展望》（WESP）2019年中期報告，2020年全球GDP增速將放緩至2.9%。2019年10月15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布最新一期《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下調了2020年的世界經濟增長率預期，將2020年的世界經濟增長率則調至3.4%。其中，發達經濟體2020年的經濟增長率預計將放緩至1.7%，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2020年經濟增長率分別放緩至3.9%和4.6%。

　　貿易壁壘不斷增加，貿易和地緣政治相關不確定性加大，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面臨宏觀經濟壓力以及發達經濟體生產率增長緩慢和人口老齡化等結構因素共同導致世界經濟增長乏力的局面。受英國脫歐、歐洲衰退和貿易不確定性的影響，全球經濟增長甚至會比預期的更弱。2018年全球經濟3.7%的增長，是2008年金融危機后全球經濟增長的最高點。從2019年開始，美國、歐盟、日本經濟周期性下滑，貿易放緩幅度大于經濟放緩幅度。

　　經濟增速放緩必然沖擊銀行業

　　金融與經濟緊密相關，兩者共生共榮。銀行業是與國家GDP增長相關性最高的行業，經濟增速放緩必然沖擊銀行業。IMF的一份研究顯示，如果全球出現重大經濟下滑，那么存在違約風險的企業債務將升至19萬億美元，約為八大主要經濟體總債務的40%。中國是典型的間接融資模式占據絕對主導地位的國家。在這樣的金融結構中，銀行作為信用風險管理者，其風險管理的主要職能就是選擇合格的借款人，在微觀上依賴于較低的違約率、合理的資產負債比率和充足的擔保品以保證本息安全，在宏觀上依賴于全面繁榮的經濟順周期、較大的固定資產投資和經濟保持快速增長的基本面環境。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和“人口紅利”的巨大釋放也使得土地和房屋等抵押品資產價格迅速增值。經濟高速增長時期，企業面臨的市場環境十分有利，普遍能夠實現盈利，居民收入也能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整個社會的資金流量較為充沛，償債能力也較強。在這樣的環境中，商業銀行一方面能夠實現資產規模的快速擴張，另一方面還能夠保持較高的資產質量。而隨著經濟進入換擋期，銀行業的經營環境、競爭格局、業務模式和風險狀況都在發生深刻變化。

　　利率震蕩導致波動性增加

　　實際上，每一次經濟危機的爆發都伴隨著利率的急劇下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使得全球總需求大幅萎縮，將全球利率中樞拉至極低的水平，后危機時代全球經濟周期問題與結構問題交織，經濟增長乏力，使得利率一直維持在低水平區間，部分歐洲國家和日本甚至實施負利率政策，來刺激經濟增長。從這個角度來看，負利率現象是全球大危機的產物，是這場大危機熊熊烈火燃燒之后的余燼。目前主要經濟體經濟動能衰減，使得利率中樞進一步下移。

　　負利率債券于2010年小規模出現，在2014年歐洲央行引進負利率政策之后規模迅速擴大，到2014年8月已經攀升至5000億美元。隨著歐洲央行繼續降息和2016年日本央行加入實施負利率政策陣營，全球負利率債券規模急劇膨脹，2016年7月創下新高，金額接近12萬億美元。之后，負利率債券規模有所回落。從2018年9月開始，歐元區和日本等地區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疊加中美貿易摩擦升級推升避險需求，歐元區和日本國債收益率快速下行，負利率債券規模再次急劇攀升，2019年9月初超過17萬億美元。2019年9月和10月，全球市場風險偏好改善，全球國債收益率有所回升，目前負利率債券規模回落至13.4萬億美元的水平。其中，負利率債券中以國債為主，占比達85.3%。從國家分布來看，日本、法國和德國是負利率債券規模最大的三個國家，根據2019年8月底的數據，這三個國家的負利率債券規模分別為7.3萬億美元、2.3萬億美元和2.1萬億美元，占全球的比重分別為43.1%、13.6%和12.4%。

　　從2014年6月開始，歐洲央行引入負利率政策，首次將存款利率降低到-0.1%。日本則在2016年1月對新增超額準備金實行負利率，即商業銀行存放在日本央行的部分資金利率為負。隨后，丹麥、瑞士等國銀行也相繼將存款利率降到零以下。2019年9月12日，歐洲央行再次決定，將存款利率下調10個基點，從-0.4%下降至-0.5%，這意味著，一個人在歐盟的銀行存款1萬歐元，一年后，自己只能取回9950歐元。

　　2019年8月15日，丹麥的日德蘭銀行推出了世界上首例負利率按揭貸款，利率為-0.5%。貸款負利率意味著，銀行借錢給貸款人使用，貸款人還的錢比借的錢還少。

　　負利率對商業銀行是一柄雙刃劍

　　在負利率環境下，中央銀行對商業銀行存放在央行的準備金支付負利率（征收利息），這增加了商業銀行的成本，壓縮了銀行凈利差，造成銀行盈利能力惡化。同時，貸款利率大幅下降，銀行放貸意愿減弱，盈利能力下降。經濟學人智庫全球首席經濟學家西蒙·巴普斯特（Simon Baptist）表示，如果利率長期保持在零以下，歐洲銀行在10年內將無法全部保持盈利，銀行合并、破產及商業模式巨變都有可能會發生。

　　2019年9月12日，歐洲央行推出刺激經濟增長的“貨幣政策大禮包”，不僅在負利率基礎上下調存款利率10個基點，更啟動自2016年以來新一輪量化寬松進程。如此一來，歐洲央行存款利率跌至歷史新低，為-0.5%。而對銀行等貸款方來說，這也提高了它們為持有過剩現金支付的金額，侵蝕利潤。德國銀行業協會主席漢斯·沃爾特·彼得斯（Hans Walter Peters）指出，2018年德國銀行業每年因負利率而付出的賬單為23億歐元，相當于該行業年度稅前利潤的近10%。

　　但比較來看，負利率對商業銀行的影響并非完全負面的，中央銀行可以采取措施緩解負利率對銀行帶來的影響，而銀行也有路徑能夠找到更多有價值的投資機會。從丹麥、瑞士或者瑞典來看，銀行業并沒有受到削弱。事實上，負利率對商業銀行的沖擊并非對稱的，商業銀行的境況也將出現分化。

　　首先，儲戶的儲蓄意愿下降，以息差收入為主的銀行面臨較大的沖擊。絕大多數實施負利率政策國家的商業銀行凈息差，均降至歷史最低水平，原因包括：銀行體系陷入“流動性陷阱”，減少了高收益貸款、增加了低收益現金，資產收益率大幅下降；負利率使收益率曲線“扁平化”，長端利率與短端利率更加接近，壓縮了銀行的期限溢價，使凈息差大幅下降。存貸款占比較高的銀行期限溢價和凈息差較高，因而受到負利率政策的負面沖擊也較大；相反，對于非息收入占比較高的銀行，其受負利率政策的影響則較小，甚至部分業務能夠獲益于負利率環境。比如交易類業務，負利率環境下，金融資產價格上漲，為通過交易獲利創造了有利條件，部分交易收入占比較高的銀行因此在負利率環境下表現較好；另外，部分資管業務板塊實力雄厚的銀行，也能夠較好應對負利率的政策沖擊。

　　其次，以零售業務為主的銀行面臨的沖擊更大。在負債端，零售存款“搬家”的轉換成本較低，決定了商業銀行很難對零售存款實施負利率，從而限制了對負債端成本進行調整。在資產端，零售貸款，特別是按揭貸款的期限較長，負利率環境下收益率降幅較大，尤其是浮動利率定價、重定價周期較短的按揭貸款，資產收益率下降幅度更為明顯。零售存款和貸款的特點，決定了以零售業務為主的銀行在負利率環境下面臨較大的沖擊。在歐洲主要銀行中，零售貸款占比超過50%的銀行，其凈息差在負利率實施后的下降幅度要比其他類型銀行高出15個基點。

　　最后，大型銀行脫穎而出。在危機下，小型銀行面臨更為困難的經營環境，容易導致破產；而大型銀行（尤其是國際化銀行）在負利率環境下，通過在全球范圍進行資產擺布，可以一定程度地規避本國負利率政策帶來的沖擊。大型銀行應為兼并重組的機會做好準備。

　　日本銀行業在極端低利率環境下的案例研究

　　20世紀90年代初發生的房地產泡沫導致日本經濟出現三大過剩問題（就業過剩、產能過剩、債務過剩），且私營經濟無法采取新的增長舉措。為了刺激放緩的宏觀經濟走勢，日本銀行從1999年開始實施零利率政策（緊跟量化寬松政策）。直至今天，日本的短期利率和長期利率一直保持在極低的水平。

　　在這種宏觀環境中，金融機構尤其被寄予厚望，希望其提供新的附加價值，如提供“中等風險和中等收益”的金融中介職能，而企業部門則轉為超額貸款。通過延長貸款和降低存款利率（減少保證金），日本金融機構處在非常嚴峻的商業環境中，于是金融機構被迫進行商業模式變革。一是加強頂層設計：更傾向于開展市場運作（尤其是海外市場），通過并購等促進海外市場的發展。二是高效底層運作：審查國內線下網點，并向數字化運營轉型。在此期間，金融機構部分業務模式取得了一些進展，如金融服務捆綁業務（銀行、證券和信托與巨頭集團合作提供以客戶為主的各種服務），增加咨詢及其他服務的收費，提高海外利潤率等。三大銀行的海外收益率從2007年的30%上升到2015年的40%，貸款額增長了三倍。

　　通過存款手續費和數字化優化實現根本性的商業模式變革仍在進行中。從流動資產結構來看，在所有銀行加總的1270萬億日元（截至2019/5/31的所有國內銀行賬戶，不包括日本郵政銀行）中，貸款占47%： 592萬億日元 （日本國內516萬億日元，日本國外76萬億日元）；存款/現金等價物占22%：275萬億日元 （主要是日本央行的經常賬戶，但大部分沒有負利率）；投資證券占比16%： 205萬億日元（日本國債：外國證券61萬億日元 ，其中包括在海外分行登記的投資證券，15萬億日元）；其他占15%： 280萬億日元。

　　中國利率走勢與銀行業的應對

　　雖然中國目前尚未出現名義負利率，但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已經經歷了多次階段性實際負利率的時期【實際負利率指通貨膨脹率高過銀行存款率，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快速攀升，導致銀行存款利率實際為負】，分別是1992年10月至1995年11月、2003年11月至2005年3月、2006年12月至2008年10月、2010年2月至2012年3月。在上述四個負利率時期，CPI最高值分別達到27.7%、5.3%、8.7%、6.5%。從2015年11月開始，CPI漲幅超過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中國再次進入實際負利率時期。

　　從當下的世界經濟趨勢來看，低增長、低通脹和低利率降成為未來常態。在全球經濟下行的時期，負利率是一種全新的政策試驗，其長期影響仍未知。中國利率市場化進程如今已接近尾聲，市場在價格形成和變動過程中發揮決定作用。從風險來看，利率震蕩導致波動性增加，這將對商業銀行提出更高的要求。在此背景下，厘清當中的邏輯是商業銀行應對政策變化、調整投資策略的基礎，國內商業銀行需要重新審視長期投資目標，評估風險承受能力，開展多元化運營。

　　（一）負利率環境下，商業銀行應加強綜合經營。

　　一是優化收入結構，提升非銀行板塊業務的收入，如傭金及手續費、私人銀行、投資銀行、資管業務等。同時還應通過增加其他收入的方式彌補利潤缺口，比如加大對科創企業、小微企業、綠色環保行業以及戰略新興產業的信貸投放力度，采取“以量保價”的策略，促進貸款規模提升和利息收入增長。以財富管理業務為例，精耕財富管理市場，可以幫助商業銀行增厚中間業務收入。從供給端來講，負利率及低利率環境削弱了銀行傳統信貸業務的盈利水平，而財富管理業務以收取手續費為主，不依賴利差，可以為銀行提供穩定的收入來源。從需求端來講，隨著我國經濟增長進入換擋期，利率長期來看處在下降通道，這將驅動居民儲蓄加速向財富管理行業流入。

　　二是應重點關注負利率政策帶來的資產交易機會，提高非債權資產占比，優化投資組合收益率加大對投資銀行、固定收益、大宗商品以及外匯產品等交易業務的投入力度。未來在低利率環境下，無風險收益率趨降，傳統債權投資的回報率越來越低，需要商業銀行另尋突破。銀行可考慮加大對權益、大宗商品等“高風險”資產的配置，比如通過與券商、基金公司合作，以MOM、FOF的形式介入股票市場和大宗商品市場。同時，商業銀行也可前瞻性地開發負利率產品應對經濟寒冬，比如負利率存款產品、負利率貸款產品、負利率企業債、負利率同業拆借及負利率國債。

　　三是優化資產配置，開展風險經營。一方面，商業銀行要優化貸款類資產的配置結構，按照流動性風險、金融去杠桿等監管要求，回歸傳統信貸業務，并著力提升零售貸款的業務比重，比如可以加大五年期以上按揭貸款的投放力度，用公司存款來支持零售貸款；另一方面，要做好資產久期管理。在利率風險可控的前提下，通過加大資產端的期限錯配力度提升期限溢價。同時，在市場流動性充裕時，可以適當增加交易性金融資產的配置，以靈活應對市場流動性變化。

　　（二）拓展海外業務，減少在負利率地區的資產配置，提高在負利率地區的資金籌措力度。商業銀行需優化資本運作，加速海外布局。國內商業銀行應不斷提高海外市場的業務能力，善于利用地區間凈息差的差異進行資產負債管理，在“負利率”地區的融資額要大于投資額，在息差較高地區則要采取投資額大于融資額的策略，為應對國內息差收窄提供更廣闊的資產擺布空間。

　　（三）強化成本管控，兼并重組、拓展線上渠道、發展監管科技，提升經營管理效率。商業銀行一方面通過優化負債管理，爭攬活期存款來降低資金成本。從國際實踐來看，擴大低成本資金也是商業銀行應對外部挑戰的重要途徑。而通過拓展手機、互聯網等數字化渠道擴大零售業務的覆蓋范圍，可以有效增加核心客戶數量。未來，善于為不同類型客戶提供多樣化產品服務的商業銀行將具備較高的獲客能力，低成本資金管理的競爭力也將更強。同時，在當前資金面較為寬松的環境下，國內商業銀行應靈活運用同業存單、債券發行、中央銀行借款等主動負債工具，降低負債成本，優化負債期限結構，獲得更多期限溢價；另一方面，商業銀行需加大科技的投入，通過大數據、人工智能、5G以及區塊鏈等技術可以對經營管理效率起到質的飛躍，同時利用科技手段增加線上線下的獲客渠道。

　　（四）對于在負利率地區業務規模不斷擴大的中資銀行而言，為更好地應對負利率，應增加批發融資的比重，提高負債端對基準利率變動的敏感性。同時，應提升貸款在資產中的占比，加大對中資“走出去”企業的支持力度，并通過與負利率以外地區分支機構的合作，加大負利率以外地區的資產配置。此外，還應靈活調整資產負債計息方式和重定價周期：在負債端，爭取采取固定利率定價，拉長重定價周期；在資產端，則爭取使用浮動利率定價，縮短重定價周期。 

　　(本文作者介紹：管理學博士，2015年9月加入渤海銀行，現任董事會秘書、首席風險管理官、行長助理，CF40和天津市政府戰略合作“北方新金融研究院（NFI）”創始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