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劉明彥

　　今年一季度受疫情影響中國GDP不變價為18.37萬億元，同比下降6.8%，創下1992年以來歷史新低，導致經濟下行的原因在于疫情防護導致居民隔離對投資、消費和出口均造成沖擊。雖然中國抗疫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四月以來企業基本上實現復工復產，但由于海外疫情仍在蔓延之中，外貿型企業的訂單同比減少，更嚴重的是，4月份的投資與消費依然回落，使二季度乃至全年經濟增長形成壓力，如何運用貨幣與財政政策使中國經濟走出下行的窘境？中國是否可以實施與歐美QE相似的財政赤字貨幣化政策來刺激經濟？

　　消費與投資的收縮使中國經濟增長持續承壓

　　疫情防護所需的隔離措施及預期收入下降導致消費同比大幅收縮，完全恢復常態需要較長時期。數據顯示，前四個月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累計為10.68萬億元，同比下降2.16萬億元，降幅為16.2%，而上年同期值為增長8%。從當月數據看，4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2.82萬億元，同比下降4.6%，上年同期值為增長7%，但環比增長7%，表明中國消費隨著疫情影響漸退和全面復工復產，正在修復，但考慮到餐飲、旅游、交通、娛樂等行業在疫情防控時期仍受到較大沖擊，比如4月餐飲業收入為2307億元，同比下降31%，表明部分行業營收恢復正常需要較長時期。

　　固定資產投資降幅雖有所收窄，但要修復至疫情前水平仍有較長時日。數據顯示，前4個月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累計為13.68萬億元，同比下降10.30%，其中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累計為7.74萬億元，同比下降13.30%，而上年同期值為增長6%，表明民間投資對疫情影響更為敏感。4月份固定資產投資累計額降速環比收窄近6個百分點，據此推算，投資增速恢復常態至少需要三個月時間，如果考慮到需求疲弱的不利影響，投資增速修復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 另外，占固定資產投資24%的房地產開發投資降幅收縮快于固定資產投資，前四個月投資增速為-3.3%，降幅環比收縮4.4個百分點，而上年同期投資增速為11.90%，表明房地產開發投資要恢復之前的投資增速仍需要較長的時間。

　　應對疫情沖擊帶來的經濟下行是否需要財政赤字貨幣化？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未明確今年的經濟增長目標，這反映出中國經濟面臨前所未有的國際和國內挑戰，同時表明中國政府不再強調經濟增長目標，而更加注重穩企業、保就業等涉及民生經濟目標，同時更注重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率。但穩企業需要投資或者減稅的支持，而只有實現穩企業的目標才能實現保就業目標，因為就業機會主要來自企業，具體來說更多地來自民營企業。政府主導的投資和積極財政政策的減稅在財政收入收縮的背景下意味著政府需要承擔更高的赤字，尤其是地方政府，如何為政府的財政赤字提供資金，尤其是地方政府如何為其財政赤字融資，引出了財政赤字貨幣化這一在中國有爭議的話題。

　　從制度上講，中國當前實行財政赤字貨幣化存在法律障礙，目前不具有可行性。關于財政赤字貨幣化話題，由財科所的劉尚希最早提出，他建議央行以零利率從一級市場購買政府債券，從而為積極財政政策提供所需資金。但現行《人民銀行法》二十九條規定“人民銀行不得對政府財政透支，不得直接認購、包銷國債和其他政府債券”，第三十條規定“人民銀行不得向地方政府、各級政府提供貸款，不得向非銀行金融機構以及其他單位和個人提供貸款，但國務院決定人民銀行可以向特定的非銀行金融機構提供貸款的除外。”也就是說，當前通過人民銀行從一級市場直接購買各級政府債券，或者為其提供貸款在現有法律框架內都是不現實的。

　　從現實需求看，當前財政收支狀況與貨幣政策工具相對充足并不需要財政赤字貨幣化。數據顯示，今年前四個月公共財政收入為6.21萬億元，同比減少1.05萬億元，降幅為14.5%， 另外全國政府性基金收入（主要為土地出讓金收入）為1.78萬億元，同比下降9%，而同期公共財政支出為7.36萬億元，同比減少2071億元，這樣全國財政收支差為6307億元，即總體保持收支平衡。不過各地方政府的財政收支狀況差異較大，但這可以通過中央財政轉移支付予以解決。從貨幣工具看，MLF成員銀行可以用地方政府債券質押申請中期基礎貨幣（MLF），這樣可能解決銀行投資地方政府債券的流動性問題。在國家債券、地方政府債券可以市場化發行的情況下，并沒有實施激進的財政赤字貨幣化手段之現實必要。

　　中國財政支出因社會保障和福利類占比較低而具有彈性，通過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可以對沖財政收入減少的影響。數據顯示，2019年中國政府23.89萬億元的財政支出，其中社會保障和福利類主要包括教育、社會保障和就業、醫療衛生與計劃生育三項，合計8.13萬億元，占總支出的34%，遠低于美國65%的占比，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從數據看，疫情對中國就業的沖擊相當有限，6月城鎮登記失業率僅為6%，較疫情發生前僅上升0.8個百分點，考慮到中國已經成功控制疫情，未來失業率將會穩中有降，這樣政府財政支出中社會保障和福利類不會大幅增加，而具有投資屬性的財政支出包括城鄉社區事務、農林水事務和交通運輸三項，2019年的支出金額為5.95萬億元，占比為25%，在淡化經濟增長目標而強調就業和民生的當下，可以適當消減此類財政支出，為通過減稅實現穩企業保就業目標，同時減輕財政赤字壓力提供選擇。

　　中國應對疫情沖擊的對策選擇

　　放松對市場的管制，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中決定性作用，激發市場主體在投資與消費方面的潛力。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僅四十多年，經濟模式由計劃經濟演變而來，當前中國部分經濟政策具有一定計劃經濟色彩，比如北京對汽車的限行、限購政策，部分城市對房地產的限購、限售、限貸、限價等政策，盡管前者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緩解交通核動力，后者一定程度有助于實現房價的穩定，但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當下，應當以市場化政策取而代之，比如將購車資格與個人納稅貢獻掛鉤，并對高峰時段進入城區的汽車征收一定金額的擁堵費，這樣通過價格手段實現城區汽車的分流。在房地產調控方面，實行對社保和個稅未滿一定年限的家庭征收一定稅收（就像加拿大房地產調控征收15%的海外買家稅，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等家庭符合條件后予以退回，這樣比生硬剝奪其購買權更符合市場經濟的要求。此次兩會期間李克強總理要求各地政府放開地攤經濟，就是釋放市場潛力的重大舉措。

　　優化政府財政支出結構，減少投資性支出，增加社會保障和福利類支出，增加社會消費能力。中國目前正堅定不移地推行市場經濟，即更多地運用市場機制配置社會資源，因而財政支出應更多投向社會保障和福利方面，實現二次分配的功能，同時弱化投資功能，因為政府投資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回報率持續下降。數據顯示，2019年政府財政支出中在城鄉社區事務和農林水事務兩項支出合計4.81萬億元，占財政支出的20%，而2007年這一占比僅為13%，由于這兩項支出多表現為投資項目，比如老舊小區改造，受益的僅為特定小區業主，這些小區房產升值卻由財政為其買單并不符合公平原則，如果將這些財政支出轉向失業保障，則有助于社會的穩定和消費的穩定。

　　減輕企業社保費用負擔，實現穩企業和保就業的目標。今年以來政府免征中小微企業養老、失業和工傷單位繳費，免征期延長至今年年底，這對中小微企業的復工復產、降低人工成本作用顯著。但是，從全球視角看，中國企業的社保費用占工資比例已經處于較高水平。資料顯示，社保費用中，養老保險費率為工資的20%，醫療保險費率為工資的10%，失業、工傷和生育保險費率合計為工資的5%，以上五項合計為工資的35%（由于住房公積金職工可以提取可視為收入，可以除外），如此高的社保費率在加重企業負擔的同時抑制了居民的收入增長。從國際視野看，美國社保費用占工資比例為16%，發展中國家社保費率在10%左右，比如菲律賓費率為12.9%，墨西哥為8.23%，泰國為10.2%，印尼為9%，這意味著基礎工資相同的情況下，企業在中國比其他發展中國家需要付出更高的人力成本，這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國對外資吸引力。因此，建議逐步將中國社保費率降至20%以內，只有這樣才能真正降低企業的用工成本，或者在企業人工成本不變的情況下增加職工的稅前收入，從而實現穩企業保就業的目標。

　　當前中國政府的疫情防控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功，中國企業的復工復產也走在世界的前列，但是海外疫情仍在蔓延，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需要進行市場化改革釋放本國生產和消費潛力，提升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從而在抗擊疫情的同時實現穩企業保就業的戰略目標。

　　(本文作者介紹：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研究員。供職于中國民生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