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林毅夫

　　中國增長的潛力是巨大的，這樣一種增長潛力是來自供給側的。這種增長潛力到底多大程度上得到實現呢？這取決于國際經濟形勢，以及中國是不是能夠進一步深化我剛才所說的國內改革，還取決于中國是不是能夠應對技術創新和工業升級過程中的外部性，以及遇到的其他問題。

　　中國現在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的巨大成就。1978年，當中國開始改革的時候，中國是世界上最貧困的國家之一，當時的人均GDP只是156美元，只相當于撒哈拉南部沙漠國家的水平。中國的出口占GDP的4%點多，進口只占GDP的5%點多。在這個基礎上，中國在過去40年保持每年平均9.5%的GDP增長。在這樣的經濟快速發展下，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也是第一大貿易國。

　　中國去年的人均GDP達到8640美元，中國已經成為高收入國家。在這樣的背景下，習主席在去年的十九大上宣布中國進入了新時代。這個新時代有很多層面，在今天的論壇上，我想跟大家強調其中的四個。

　　第一，在新的時代，改革永遠在路上。

　　第二，中國仍然擁有非常強勁的經濟發展潛力。

　　第三，美中經貿關系是雙贏的。因為中美之間的經濟結構是互補的。

　　第四，中國需要承擔更多的責任，尤其是世界發展方面的責任。這一點我要詳細的講一講。

　　在過去這么多年當中，中國采取了漸進的雙軌的改革進程。正因如此，中國避免了像中東歐、前蘇聯這樣一種巨變。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對于老的大規模的國有產業提供了漸進的支持。以這種方式，一方面實現了經濟穩定。另一方面，實現了經濟增長。這是過渡轉型的過程中實現的。與此同時，中國也付出了一些代價。

　　第一，在轉型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扭曲的現象，而這個扭曲包括收入差距的增大。當初中國的收入非常低，技術和資本不足，先進技術不夠。因此，中國對這些行業進行了補貼支持，保持這些行業的穩定。現在中國的收入水平提高了，過去的很多優勢變成了現在的劣勢。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必須進一步深化改革，解決腐敗、收入差距加大這樣的難題。正因如此，中國決定進一步擴大改革。這是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的重要決定。當時做出這個決定的目的是希望市場在資源分配中起到決定性作用。在市場中剩余的這些扭曲現象將最終得到結果。

　　中國已經采取了上百個相關舉措，以徹底消除這種扭曲。當然，這也需要時間。即使中國執行所有計劃，新的問題仍然會出現，結構性問題將仍然存在。正因如此，中國必須有這樣一種態度，也就是改革永遠在路上。這是第一點。

　　第二，即使連續39年9%以上的增長率之下，中國的增長潛力仍然巨大，因為中國在創新方面還有很大的潛力，還大有可為。發達國家或者高收入國家即使只有2%-3%的增長，它的增產力也是非常強勁的，而中國恰恰具有后來者的優勢。過去39年，中國的年均增長率達到9.4%。在未來，中國是否可以維持這樣高速增長呢？答案取決于中國還存在多少后發優勢，這取決于中國和高收入國家的收入水平的差距。根據安格斯·麥迪森研究院的研究，2008年，中國人均GDP是美國人均GDP的21%，這是1951年日本、1967年新加坡、1971年中國臺灣、1977年韓國的水平。這些亞洲經濟體恰恰是利用后來者居上的優勢，實現了連續20年的8%-9%的年均GDP增長率。因此，中國未來20年應該還具有以8%的速度增長的潛力。

　　在工業革命4.0的新的部門，這些部門的性質是周期性比較短，12個月、13個月有可能研發新技術，這些技術的發展取決于人力資源，而中國恰恰擁有巨大的人力資源供給，因為中國的人口規模非常大。同時，中國在新經濟方面表現出非常強勁的競爭力。從這個角度來說，我是有信心的。中國增長的潛力是巨大的，這樣一種增長潛力是來自供給側的。這種增長潛力到底多大程度上得到實現呢？這取決于國際經濟形勢，以及中國是不是能夠進一步深化我剛才所說的國內改革，還取決于中國是不是能夠應對技術創新和工業升級過程中的外部性，以及遇到的其他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制造2025戰略恰恰是要幫助中國很好的應對外部性，類似于德國的“工業4.0”計劃，以及印度的“印度制造”，以及美國的“讓美國再次偉大”。這一系列的產業政策是類似的，中國可以實現進一步釋放潛力的目標，以維持比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即使不是9%那么高，也可能保持6%以上的增長速度。中國需要這樣的增長，中國的增長對全球也是好事。

　　第三，美國和中國的經濟是相互互補的。我們兩國之間的貿易是雙贏的。這是我剛才所提到的中國的人均GDP在2017年達到8640美元，而美國的人均GDP是6萬美元。根據可變價格來衡量，中國的人均GDP只是美國人均GDP的15%。用PPP來衡量，中國的人均GDP只有美國的25%。對中國的工業部門來說，生產的主要是中低端、低附加值的部門，而美國是高附加值的部門。貿易意味著中國可以向美國的消費者提供廉價的商品以及較低成本的中間品。中國也可以為美國提供巨大的市場，尤其是為美國高附加值的服務提供巨大的市場。所以，這是雙贏的。

　　即使中國的收入水平達到了日本、韓國、德國的水平，中國和美國的貿易仍然是雙贏的。事實上，因為貿易取決于比較優勢，每個國家在做某一個工作的比較優勢是否有專業性。只有有比較優勢，就會有共贏。正因為中國、美國經濟結構之間的互補性，大家也都希望有更好的生活，公司、企業也希望有更高的利潤，中美之間的自由貿易恰恰能夠給我們帶來這樣一種雙贏的結果。

　　最后一點，中國需要為全球發展體系承擔更多的責任。目前中國是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也是世界上貨物貿易第一大國，很有可能中國也將在2025年左右成為高收入國家，像其他的高收入國家一樣，中國需要向全世界做出貢獻，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實現增長、實現脫貧。

　　二戰以后，世界上的高收入國家提供了超過3萬億美元，用來發展援助。到目前為止，這樣的一種發展援助的努力仍然有待于改進，因為世界上仍然存在普遍的貧困現象。中國需要問自己能不能在這方面做的更好，能不能更好的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經濟增長以減少貧困。根據我所提出的新結構經濟的概念，自從我到世行工作以后，我一直認為經濟發展是結構性改革的過程。從農業到制造業，成為服務型的經濟體。在這樣一個發展的過程中，有個別發展中國家抓住了發展機遇的窗口，實現了從農業國到制造業國的轉型。比如，二戰的日本、60年代的亞洲四小龍，以及1980年以后的中國改革開放。中國現在已經成為中高收入國家，不遠的將來也會成為高收入的國家，而中國的勞動密集型行業也會失去比較優勢，因此可能會向其他國家轉移。在這個過程中，規模是很重要的。因為根據我的估計，中國可能在制造業中釋放出8500萬個就業機會。如果其他國家獲得這部分機會，將在很大程度上助力他們的制造業發展。

　　同時，這也是非常好的機遇。對發展中國家來說，他們也必須要解決瓶頸問題，最重要的瓶頸是基礎設施問題。有這樣的理解以后，中國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它的“五通”當中就有合作聯通。在中非論壇北京峰會上，我們再次強調了基礎設施的重要性。對基礎設施進行投資是一種合作方式，中國這樣做必須遵循國際標準。正如佐利克剛剛提到的，要有良政，要有透明度、高標準，還要有中國與其他國家和社區的合作。如果想把這個事情做成，當然我們有很多機會去做。新的時代不僅僅意味著中國的復興，也意味著所有國家的共同繁榮。

　　本文來源于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8年專題研討會上演講。

　　(本文作者介紹：著名經濟學家、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