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陳四清

　　近年來，國際形勢風云變化，全球經濟增長動力不足，世界開放合作共識減弱，中國經濟社會結構面臨深刻轉變。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準確把握全球經濟形勢中的“變”與“不變”，對金融業發展至關重要。

　　當前全球經濟面臨新變局

　　國際力量對比持續“東升西降”

　　長期以來，憑借著強大的經濟、科技、軍事實力，西方發達國家在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中占據絕對主導地位。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對這一格局造成沖擊。這場危機發端于美國，傳播到世界，不僅嚴重破壞了全球經濟金融體系，更使發達國家長期被奉為圭臬的發展模式遭受質疑。盡管在一系列救市政策的作用下，發達國家實現了經濟復蘇，但增速遠未達到危機前水平，且諸多深層次結構性問題難以解決。而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持續快速增長，綜合國力不斷增強。根據IMF的統計，以購買力平價計算，2008年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在全球GDP中的占比達到51.2%，首次超過發達經濟體，此后這一占比逐年提升，2017年已達58.7%。其中，中國占世界GDP的比重達16%，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已超過30%，日益成為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強勁動力和穩定之錨。

　　國際分工格局出現“第四次工業革命”

　　從18世紀的蒸汽技術革命、19世紀的電力技術革命到20世紀的計算機和信息技術革命，三次工業革命極大地改變了人類發展軌跡。當前，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正在興起，第四次工業革命方興未艾。人工智能、生命科學、物聯網等技術蓬勃發展，重構了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各環節，帶動了零售、農業、物流、教育、金融等商業模式創新，成為推動國際變局的加速器。當前，主要大國均加快了技術研發和科技創新力度。未來，一國能否在新一輪科技革命中搶占制高點，成為決定該國國際競爭力的關鍵。這必將帶來國際分工格局的又一次巨大調整，給國際關系、地緣政治等帶來巨大挑戰。

　　國際經濟治理遭遇“逆全球化”沖擊

　　從歷史進程來看，15世紀地理大發現是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節點。從此，世界版圖逐漸有了全球化的概念。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各國不再以戰爭和殖民等方式爭奪利益和勢力范圍，開始以“制度和規則”協調國際關系，這促進了戰后幾十年的和平、穩定和發展。全球物質財富不斷積累，科技進步日新月異，人類文明發展到歷史最高水平。但隨著近年來發達經濟體實力相對下降，其主導全球化的意愿、方式發生變化，原來支撐全球化的理念規范（如自由貿易、開放市場、民主政治、多元文化等）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特別是，美國政府奉行單邊主義和“零和博弈”思維，在全球范圍內掀起頻繁“退群”、加征關稅、重談雙邊協定等行動，沖擊了舊有的國際關系，引發貿易摩擦的升級，而G7、G20、WTO、APEC等國際合作平臺無法對美國的保護主義形成有效制約，全球多邊協調機制受到嚴重挑戰。根據世貿組織統計，2018年5月16日至10月15日，G20國家新出臺了40項貿易限制措施，平均每個月8項，創三年來新高，其中進口關稅所覆蓋的貿易規模高達4810億美元，是上一個記錄期間（2017年10月16日至2018年5月15日）的6倍以上。與此同時，保護主義逐漸蔓延至國際直接投資領域，2018年上半年全球直接投資驟降41%。從全球范圍來看，這股逆全球化風潮已極大降低了國際經濟協調的有效性，制約了世界經濟的增長動力。

　　新變局中也有不變的老問題

　　過去十年來，盡管全球主要國家都大力推行改革，全球經濟運行中的舊有問題仍未徹底解決。在新變局中，階段性的亂局和困局仍無法避免。這突出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發達國家沒有走出周期規律的老路。自1825年英國第一次爆發嚴重的經濟危機以來，資本主義世界從未擺脫經濟危機的困擾。從1978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機、1988年的嚴重通脹危機、2000年的科技股泡沫破裂，到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危機似乎每隔幾年就會重演。有研究指出，全球每15年左右就會出現一次大型債務危機。未來兩年，隨著全球主要央行逐漸收緊貨幣政策，全球利率中樞上移，發達經濟體債務負擔將快速增長，資本市場價格面臨深度調整，全球經濟下行風險將逐漸抬頭。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最新預測，發達經濟體GDP增速將由2018年的2.3%降至2020年的1.7%。

　　二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沒有找到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學術界通常把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稱為發展中國家“迷失的20年”。在此之后，雖然發展中國家整體經濟快速增長，但部分國家間歇式衰退仍時有發生。目前，全球依然有7.5億人口生活在國際貧困線以下，其中三分之二集中在非洲地區。由于各國稟賦條件不同，政治經濟體制各異，并沒有一勞永逸的發展模式可供參考，很多發展中國家還在借鑒、改革、試錯中探索經濟可持續發展道路。

　　三是新興市場國家沒有擺脫脆弱性的困擾。2018年4月以來，隨著美元指數“超預期”上漲，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攀升，阿根廷、土耳其、巴西等國相繼出現金融動蕩，股匯債等資產價格大幅調整。為應對危機，上述國家紛紛采取加息、資本管制等干預措施，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并沒有徹底消除風險隱患。這既與這些國家自身經濟基本面不夠穩健、金融風險防范機制不夠健全有關，但更主要是受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緊縮效應的沖擊。

　　中國改革開放40年實踐為應對變局提供寶貴經驗

　　亂而思治，危而望安。40年前，基于對時代潮流的深刻洞察，中國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40年來，中國不斷推進各項改革，不斷加強對外開放，經濟保持了年均9.5%的持續快速增長，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奇跡。40年來，中國找到了適合自身國情的制度安排和發展道路，成功抵御了多次外部危機的干擾，既探索了破解經濟金融周期規律的應對之策，也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歷史經驗。

　　一是堅持漸進式的市場化改革方向。改革開放40年，盡管不同時期階段性目標不同，但中國經濟改革的方向始終是市場化，即讓市場在資源配置過程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與許多發展中國家盲目照搬西方“休克療法”導致經濟崩潰不同，中國堅持立足本國國情，將國際經驗與本國實踐相結合，堅持漸進原則，“小步慢跑”“先易后難”，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在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中實現了各項改革措施的平穩推進。

　　二是堅持穩妥有序的對外開放。40年來，中國依托自身優勢，加入世貿組織并融入國際多邊貿易規則體系，成功抓住了國際產業分工深化的歷史機遇，通過與外部市場深度融合，推動了經濟發展。與20世紀90年代末部分東南亞國家過度金融自由化不同，中國堅持主動、穩妥、有序的開放原則，有效應對了歷次外部沖擊，實現了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

　　三是堅持促進以制造業為核心的實體經濟發展。縱覽各國，幾乎所有成功發展的國家都是依靠制造業崛起，而房地產市場過熱、金融市場過度膨脹、虛擬經濟過度炒作則往往容易引發危機。40年來，中國相繼通過優先發展輕紡工業、重點發展基礎產業、大力振興支柱產業、積極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建立了完備齊全的工業生產體系。為避免經濟“未富先空”，近年來中國加大力度支持制造業轉型升級，制造業的全球份額持續擴大。1990年中國制造業占世界的比重僅為2.7%，居世界第九位；2010年占比提高到19.8%，躍居世界第一，自此連續多年穩居第一位。中國在全球產業鏈、價值鏈和供應鏈的角色正在發生改變，從“代工生產”走向“自主生產”，從“世界工廠”走向“世界市場”。

　　中國金融業應對全球新變局的重要使命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只有順應歷史潮流，積極應變，主動求變，才能與時代同行”。當前全球政治經濟格局正在發生巨大轉變。中國金融業要主動作為，堅持改革創新，增強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堅決守住風險底線，為推動全球經濟金融發展作出應有的貢獻。

　　堅守金融本源，提升服務實體經濟質效

　　金融發展的根基是實體經濟，金融資本的回報來自于產業投資中的價值創造，離開產業發展的金融將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只有產業經濟運轉良好，金融發展才有未來。金融發展必須著眼于提高服務實體經濟質效和擴大覆蓋范圍，適應市場環境，盡力為客戶提供低成本服務、低成本資金，降低融資成本和交易成本，完善風險管理工具和手段，杜絕為盈利而投機炒作、為投機而脫離實體經濟、為追求超額利潤而盲目冒險。

　　具體來看，在當前全球面臨新變局的時代背景下，金融業應主攻三大領域。一是服務轉型升級，助力經濟高質量發展。當前，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經濟結構、產業結構和收入結構等將發生深刻轉變。我國金融業要主動適應高質量發展的要求，緊跟國家重大戰略實施，聚焦產業升級，把資源配置到經濟社會發展的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切實扭轉資金脫實向虛的勢頭。要大力支持制造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促進“中國制造”向“中國精造”“中國智造”轉變。二是服務薄弱環節，助力經濟可持續發展。要大力發展普惠金融、綠色金融、消費金融，不斷增強經濟發展的包容性和可持續性。堅決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提出的支持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六方面舉措，建立支持服務民營企業發展長效機制。通過優化授信政策、加強資源配置、拓寬融資渠道、完善服務模式等手段，不斷提高服務中小微企業和民營經濟的水平。三是切實防范化解金融風險。近年來國際國內經濟金融形勢異常復雜，“灰犀牛”與“黑天鵝”并存，容易引發系統性金融動蕩。在當前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金融業要增強憂患意識，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一方面，要根據不同領域、不同市場金融風險情況，采取差異化、有針對性的辦法，花大力氣解決好當前金融領域的突出風險；另一方面，也要加強潛在風險的主動識別和提前化解，加大重點領域風險隱患排查力度。要通過構建風險管理長效機制，做到治未病、治小病、早治病，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

　　鼓勵金融創新，培育經濟增長新動力

　　金融業要適應全球經濟結構轉型的大趨勢，通過對經營管理機制、服務工具手段的不斷變革和創新，為培育經濟增長新動能作出新貢獻。一是服務于新興產業，推動創新發展。目前，我國在新技術應用和市場化方面展現了較強的能力，全民掀起創業浪潮，成就了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科技公司和“獨角獸”企業。金融業應積極支持有利于促進新一輪全球經濟發展的創新型行業、代表未來產業升級方向的高科技產業，積極探索產融合作的新模式，不斷提升服務效率。二是擁抱金融科技的發展，開展產品服務創新。移動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技術的發展，在深刻重塑實體經濟的發展的同時，也將改變金融產品和服務的形態、場所、方式和物理布局。金融機構必須把握金融數字化發展的未來方向，有效利用金融科技，大力開展金融創新，提升服務的精準性，降低服務成本，控制金融風險。

　　加強開放合作，推動經濟全球化發展

　　中國經濟40年的快速發展表明，開放合作、互利共贏是推動全球經濟較快、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動力。當前，受逆全球化、本國優先等思潮的影響，各國政策協調明顯減弱且有所分化，部分國家以鄰為壑的做法正在深度傷害國際經濟與金融體系。但無論從歷史規律還是世界發展趨勢來看，全球化仍是主流民意。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

　　在此背景下，金融業應勇于擔當，加強合作，進一步支持改革開放，繼續推動全球化的發展。一是優化國際布局，整合國際資源，支持企業“走出去”。當前我國對外開放程度不斷提高，“走出去”步伐不斷加快，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不斷擴大。為此，金融業應進一步拓展國際化布局，擔當全球資本的整合者，加大對重點戰略地區的業務布局，充分動員市場資金、分散風險，為“走出去”企業提供多層次金融支持。二是增強各國金融機構之間的互信、業務往來和流動性安排，支持跨境業務的發展，特別是積極支持跨國企業的投融資與貿易活動，促進技術創新與跨境產能合作。三是勇于擔當，增強國際金融話語權。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推動全方位對外開放，由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等制度型開放轉變。金融業應以“一帶一路”建設為抓手，積極參與國際金融規則制定，提升話語權。積極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提高在國際金融市場中的定價權。

　　完善宏觀政策，做好前瞻性制度設計

　　當前，世界經濟復蘇進入后半程，經濟增速下滑、貨幣政策轉向、貿易保護主義等加劇了金融市場動蕩風險，國際資產價格波動不可避免，部分新興經濟體存在爆發金融危機的可能。為此，各國應總結歷次金融危機的經驗教訓，完善相關制度安排，減少經濟金融體系運行的周期性波動。

　　一是加強逆周期金融監管。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宏觀審慎監管逐漸成為全球共識，其主要目標就是加強金融監管，減少經濟金融發展的順周期性；通過逆周期操作，促進金融機構在繁榮期間留足撥備，在衰退期間提高應對損失沖擊的能力；通過杠桿率監管，限制資產規模的過度擴張和資產泡沫的形成。在實踐操作中，金融機構要夯實資本基礎，增強對各類風險的管理能力，為抵御潛在金融危機做好準備。

　　二是加強大國政策協調。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期間，正是世界各國的攜手合作，重拾了市場信心，推動了實體經濟企穩回升。當前，各國金融業，特別是大國之間要更加緊密合作，加強貨幣、金融、投資等政策的國際協調。要支持國際資本有序流動，引導更多資金投向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領域，防止過度泡沫化，降低全球債務水平。主要國家要擔當責任，加強與其他國家的政策溝通和協調，最大限度減少可能的負面溢出效應，努力形成維護全球金融穩定的合力。

　　三是強化金融危機應對。一方面，各國應有效管理跨境資本流動，加強風險識別和危機預警，優化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工具箱”； 另一方面，要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降低國際金融市場對單一貨幣的依賴。要完善IMF救助機制，充分發揮清邁倡議多邊化（CMIM）協議、拉美外匯儲備基金等多邊化機制的作用，增強地區的風險抵御與互助能力，共同筑牢金融安全網，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銀行黨委書記、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