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秦朔

　　中國的偉大復興是每個中國人的祈愿。但中國故事還是一個未完成的故事，每個人都是這個故事的書寫者。哪怕只能寫上小小的一個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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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是有人用我熟悉的文字，說著我陌生的話。

　　無論是美國副總統彭斯的講話，還是彭博商業周刊的報道，我都再一次想到“后真相”這三個字。他們的大量時間都消耗到這樣一項工作中，就是用豐富的想象或者聯想，與選擇性裁剪的事實結合，繪制他們眼中的中國真相。

　　這樣的工作并非始自今日，但今日尤甚。其特征是——“訴諸情感及個人信念，比客觀事實更能影響民意”。

　　這個定義是2016年11月22日《牛津詞典》宣布2016年度詞匯是“后真相”（post-truth）時的定義。它反映了這一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和英國脫歐——在政治上的高度緊張狀態，也反映了隨著社交媒體越來越成為新聞的來源，人們對傳統主流媒體提供的事實越發不信任，事實和真相正陷入虛無化。

　　后真相時代，立場越極端，敵人越鮮明，越容易迎合和操控民意。這個時代流行的，是斷言、猜測、感覺，是通過對事實進行“觀點性包裝”，強化、極化某種特定看法。

　　后真相時代，政治正確永遠高于事實準確。所以“后真相”主要在政治領域展開，即“立場重于事實”的“后真相政治”。它和盲人摸象有相似之處，也不完全相同。盲人摸的時間越多，摸的部位越多，會離大象越近。但被“后真相”主導的人，摸的再多，再久，也摸不到大象，摸到的永遠是妖魔。

　　正如從特朗普到彭斯，反反復復聲討中國干預美國中期選舉，能舉出的例子，無非是《中國日報》在《得梅因記事報》上用廣告方式刊登了四個版面的內容。這些內容都是《中國日報》報道過的，涉及中國的方方面面，關于中美貿易爭端只有一篇。在兩國關系交好時，對此類“供版合作”，美國政府予以肯定。現在則是干預內政的證明。

　　有人說《中國日報》的廣告選錯了時機，其實，在后真相時代，即使沒有這個廣告，彭斯先生還能從美國智庫那里找到其他佐證。

　　彭博是世界著名的金融數據供應商。2009年美國次貸危機后，《商業周刊》經營困難，被彭博收購，更名為《彭博商業周刊》。它最近刊登了一篇引起軒然大波的報道，說一家由臺灣華裔技術人員創辦的生產服務器主板的公司（SuperMicro，超微），在外包給大陸的工廠生產時，被解放軍搭載了鉛筆尖大小的“間諜芯片”，從而侵入蘋果、亞馬遜等30家美國公司。且不說硬件方面的“后門”，如果設計者不參與，只靠在供應鏈上做“工程變更”極其困難，即使真的發生，也只是極個別情況；而且蘋果和亞馬遜這兩家市值萬億美元的公眾公司，都已迅速發出聲明，蘋果從未在任何服務器里找到過可疑芯片、硬件操控或者漏洞，亞馬遜在亞馬遜和其收購的Elemental系統內沒有發現過任何超微主板上修改過的硬件或可疑芯片。

　　《彭博商業周刊》的報導有沒有一點影子呢？有。2016年，蘋果發現了一枚受到感染的超微主板。蘋果稱，當時在內部審計時發現這臺主板存在驅動漏洞，但只是獨立事件。2016年已經終止了超微的供貨合同。蘋果多次告訴記者，自己沒有在超微主板上找到問題，但報道還是要拿蘋果說事。

　　這篇文章的目的是什么呢？臺灣的服務器供應商說，文中的事情都是2015年前后的，現在拿出來，正值美國國會中期選舉及美中貿易爭端正熾，時機耐人尋味，“美系客戶對將產線遷離大陸的要求，會越來越強烈”。將美國高科技企業的供應鏈逼出中國，全部挪走，這是特朗普樂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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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有沒有問題呢？當然有。問題還不少。

　　但中國的問題是不是像彭斯的“后真相演講”與彭博的“后真相寫作”所呈現的那樣呢？當然不是。

　　歷史正在發生深刻的改變。這是我們必須看到的大圖景。

　　美國在1894年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那一年，甲午海戰，中國徹底淪落。

　　1944年建立布雷頓森林體系后，美國開始主導全球經濟游戲規則，最近大半個世紀可以說“美國的世紀”。這種地位今后一段時間也不會改變。

　　“二戰”后美國不是沒有遇到過挑戰者，但地位從未從根本上動搖。1986年，當時聯邦德國的出口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商品出口國，但其經濟總量與美國之比，最高時只有1/3；前蘇聯和美國爭霸多年，其經濟總量與美國之比，最高時達到40%多，有些指標如鋼和石油的產量、造船的噸位數超過美國，但其輕工業、服務業嚴重落后，對外貿易額不到美國對外貿易額的30%；經濟規模最接近美國的是日本，日本有強大的制造業和出口能力，1985年“廣場協議”后日元大規模升值，進一步收窄了經濟總量和美國的距離，1995年日本的經濟總量接近美國的70%。

　　今天，中國正以比歷史上的聯邦德國、蘇聯和日本更為綜合和全面的競爭力，在世界經濟舞臺崛起。最近幾年，美元強勢，人民幣兌美元不像2005年之后持續升值，甚至出現了一定貶值，所以從匯率評價看，中國經濟總量要超過美國會拉長一些時間。但因為中國有比美國快一到兩倍的增速，所以總量超過美國不會是太久的事。當然，中國的人均GDP只有美國的1/6左右，在很多核心技術方面和美國有很大差距，人民幣和美元的國際地位也不可同日而語，所以總體上，中國不可能動搖美國的經濟話語權。但對美國來說，這畢竟是一個多世紀以來第一次面對經濟總量被超越的挑戰，而且和當年的聯邦德國、日本有所不同，它們在經濟總量最接近美國的時候，人均GDP水平和美國相差無幾甚至超過了美國，而中國就人均水平來說，還是中等收入國家，還有很大潛力。這種潛力如果能夠充分發揮，像改革開放四十年一樣再發展幾十年，前景不可限量。這在1979年中美建交以及2001年中國加入WTO時都是很難想象的。

　　美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但當偉大成為一種百年的習慣，它可能變得囂張，如同“囂張的美元”。這就是認為，世界上的偉大只有一種形成方式。

　　無可回避地，我們正在面對一個多世紀以來全球力量演變的關鍵時期。它注定會延續很久。現在剛開始。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書中描述了一個因技術進步而變得“平坦”的全球化3.0的世界。“我曾說如果兩國都有麥當勞，戰爭就很難發生。現在我則說，只要兩國都在戴爾的供應鏈中，就很難戰爭。”那是2005年。一個全球化、技術和資本流動的樂觀主義年代。

　　2018年8月，托馬斯·弗里德曼在《定義美中關系的歷史關頭》中則這樣描述今天的世界——“當前的局勢完全是一場斗爭，為的是重新制定全球最老和最新的超級大國——美國與中國——經濟和權力關系的規則。這不是一場貿易口角”。

　　作為自由貿易的擁護者，弗里德曼依然認為，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在很大程度上，這是因為中國民眾的職業道德、中國領導人的長遠考慮和政府對基礎設施和教育的巨大投資。”但他也開始質疑和批評中國的關稅政策、知識產權問題、產業政策。在談到“中國制造2025”時，他說，“當美國和歐洲看到這一點時，他們說的大概是：‘哇。當你們結合了勤奮、欺騙和產業政策的力量都集中在低端產業時，我們都愿意容忍。但如果你要用同樣的策略來主導高端工業，我們就完了。我們需要一些新的規則。”

　　“我們就完了。”真是句令人感慨萬千的話。三四十年前，是中國在憂慮自己的“球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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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希望別人能讀懂中國，也該努力去做有助于自己被讀懂的事情。但別人一時讀不懂，或不想讀懂，也沒有關系。

　　但是，我們自己，不能讀不懂自己。我們要回答，中國經濟發展背后的動力到底是什么？是通過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奮斗而來的，還是靠不正當、不公平手段搶來的、偷來的？

　　答案其實不難。從上世紀80年代的可口可樂、惠普、寶潔、肯德基到90年代的IBM、英特爾、微軟、通用電氣、通用汽車，再到21世紀的蘋果、高通、特斯拉，如果中國市場充滿了不正當性，美國幾乎所有500強公司都如此一致地投資中國，并在中國獲得豐厚收益，這不是天方夜譚嗎？中國的市場經濟制度的確有待完善，政府對微觀干預過多的情況也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但支撐中國發展的根本力量，不是“機會主義”和“制度套利”，而是通過市場經濟釋放了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這是企業家精神的史詩，是億萬勞動者奮斗與創造的史詩。

　　中國經濟道路和經濟學基本原理是一致的，它包括：一國的生活水平取決于生產物品與勞務的能力；市場是最有利于勞動成果交換的形式；有效的激勵機制能激發勞動者的動力；農村剩余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制造業和服務業的轉移，能創造比以前高得多的產出；企業家精神的發揚是至關重要的。

　　中國發展沒有顛覆經濟學常識，相反，它讓我們看到了尊重市場經濟規律和價值規律的重要性。中國紅利的根本特征，是市場化紅利，開放紅利，創造者紅利，勞動者紅利，企業家精神的紅利。

　　在中國發展中，政府之手幫助創造了穩定和親商的環境。從可持續角度看，政府應該大力減少對資源配置的扭曲，以提供制度化、便利化、法治化的公平服務為依歸；但要說中國競爭力都是補貼出來的，那是極其片面的。

　　中國企業的競爭力，主要來自于血汗工廠、透支環境、政府補貼，還是主要來自于生產、技術、管理、效率的提高，從而創造出了更高的消費者價值？

　　這里要再回到一個經濟學基本原理，就是市場的規模決定分工的效率。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指出，制造業的完善依賴分工，而分工程度受市場范圍支配。

　　他說，中國適合發展制造業，因為“幅員是那么廣大，居民是那么多，氣候是各種各樣，因此各地方有各種各樣的產物，各省間的水運交通，大部分又是極其便利，所以單單這個廣大國內市場，就夠支持很大的制造業，并且容許很可觀的分工程度。就面積而言，中國的國內市場，也許并不小于全歐洲各國的市場。假設能在國內市場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國外市場，那么更廣大的國外貿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國制造品，大大改進其制造業的生產力。如果這種國外貿易，有大部分由中國經營，則尤有這種結果。通過更廣泛的航行，中國人自會學得外國所用各種機械的使用術與建造術，以及世界其他各國技術上、產業上其他各種改良。”

　　中國制造不是因為讀了亞當·斯密的書而成就的，但從原理上和亞當·斯密242年所說的方向是一致的。亞當·斯密的理論說明了中國發展制造業的有利條件，包括幅員廣闊、人口眾多、交通便利和物產多樣等，也提出了具體路徑，就是重視國內市場和國外市場這兩個市場，重視自主經營，同時努力學習外國的先進技術。只不過在200多年前，“中國的政策特別愛護農業”，又“不重視國外貿易”，“中國人很少或完全沒有由自己或用自己的船只經營國外貿易。允許外國船只出入的海港，亦不過一兩個。所以，在中國，國外貿易就被局限在狹窄的范圍”。因此，中國的市場潛力發揮不出來，雖然是人口大國，但不是市場大國，支持不了豐富的分工，也就談不上專業化和效率的提高。

　　今天中國能成為世界工廠，是因為開放的大市場支持了精細化、規模化、專業化的分工，造就了成熟的完善的分工配套體系，使中國企業能用最經濟的成本結構，高效地生產出世界上的絕大部分產品，而且有良好的性能。麥肯錫2015年有一項關于中國創新能力的研究指出，“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業經濟體，有利于打造持續創新的生態系統。這個生態系統包括比日本大四倍多的供應商體系，1.5億具有經驗的工廠工人和現代化基礎設施。中國市場巨大的規模和發展健全的供應鏈，給硬件類產品提供了約15%至20%的成本優勢。”

　　過去20年中國互聯網應用能走到世界前列，同樣是拜中國的市場優勢和制造優勢之所賜。

　　在彭斯和彭博的“后真相敘事”中，中國似乎是市場經濟的怪物。其實，中國經濟崛起的基本道理，和美國當年沒有根本差異。關于這一點，只要看看美國立國之初首任財政部長漢密爾頓1791年關于發展制造業的報告，就一清二楚。漢密爾頓強烈主張發展制造業，他主張通過提高關稅的方式保護本國制造業，對從其他地方為美國帶來“非凡價值之秘密”的行為（主要是技術）要進行獎勵。順帶說一下，當時美國一些州政府甚至幫助機械走私者們融資，美國1790年就有了《專利法》，保護專利，但當時如果剽竊外國技術成果拿回美國，也能得到專利。美國今天有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這是一個歷史演變的過程，是一步一步實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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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誰天生就該落后。全世界的發展中國家、落后經濟體，追趕發達經濟體，這是“二戰”后的經濟大潮流。西方有大量經濟學家都研究過這一“追趕”的現象和規律。他們有一個假說，越是落后的國家潛力越大，經濟增長速度應該越高，因此后發國家必然會趕上先進國家。但現實中，大部分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在不斷拉大。

　　阿伯拉莫維茨，這位1912年出生于紐約布魯克林的經濟學家，在他的研究中指出，后發國家追上先進國家這一假說的關鍵，在于“潛在”與“現實”的區別。潛在的機會要變成現實，需要有“三個條件”。一是技術差距，二是社會能力，三是歷史、現實及國際環境的變化。

　　從技術差距與社會能力的維度，阿伯拉莫維茨給出了四種組合：一國的技術差距大但社會能力強，則總的增長潛力最大；一國的技術差距大、社會能力低，則增長潛力最小；一國的技術差距小但社會能力強，則處于超越先發國的狀態；一國的技術差距小、社會能力低，則由于技術與制度的惰性，將由發達走向衰退。

　　至于“歷史、現實及國際環境的變化”，有時能夠為經濟追趕提供了良好的機遇，有時又會極大地妨礙甚至中斷經濟追趕的進程。

　　何謂社會能力呢？大致來說，它是指通過教育形成的人力資源，具備競爭意識和誠信的從業者，消化和掌握現代技術的能力，有利于開放競爭、新企業的建立和新產品、新服務的購銷的商業與財經制度，穩定有效的政府和政策，大型企業的組織和管理經驗，為企業提供資本的金融制度與市場，等等。

　　日本學者南亮進的研究指出，日本上世紀50至60年代的高速增長主要是因為具備了阿伯拉莫維茨所說的“社會能力”，其表現是豐富的人力資源、現代化的經營組織、發達的信息產業和裝備產業。以1970年代為轉折點，隨著技術差距的縮小或消失，日本依靠引進技術、實施追趕的機會日益減少，失去了“后發優勢”。他說，由于日本沒有從根本上將其模仿能力改造為真正自主創新的能力，經濟發展失去了動力和方向，當美國利用信息技術革命推動經濟增長，并進入新經濟之時，日本的差距又擴大了。

　　如果借用阿伯拉莫維茨的分析框架，可以說，中國經濟過去幾十年的快速增長，一是和先進國家存在技術差距，可以引進吸收；二是中國的社會能力非常強；三是國際環境也有利于自身發展。

　　今天，要判斷中國經濟向何處去，還是可以從這三個角度來考慮。

　　在技術差距有了相當程度的縮小后，如何更多通過自主創新來提升技術能力？在國際環境發生變化后，如何盡最大努力保持開放性經濟格局，包括盡一切可能與美國達成更多的互利雙贏，而不是與其脫鉤？開放，是為了通過一個更大的市場來支持專業化的分工及其效率。最后，最重要的，中國如何提升自己的社會能力？這是經濟追趕的最重要的內在因素。

　　中國的社會能力，包括技術創新、組織創新、管理創新、結構轉型與升級等等方面，但最為緊迫，也最關乎長遠的，還是社會意識與社會心理。如何讓我們的社會對長期發展有信心，對以“財產權的保護、契約的履行、司法的公正”為核心的經濟制度有信心，這是關鍵之關鍵，要害之要害。如果我們的社會能力是牢固的，并且是不斷提升的，那么就會有更多的勞動者、創造者，聚焦于知識和技術的創新、人力資本的投入、基業長青的組織體系的打造、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所有這些都是在提升中國經濟的內在能力。能力才是經濟發展之本。

　　如果我們的社會對于攸關長期的制度安排沒有信心，那么在技術差距縮小、外部環境存在不確定性的情況下，很多優秀和聰明的人才就可能做出另外的選擇，比如無為，比如逃離，比如三心二意。在中國今天恰恰最需要實現從加工能力到創新能力的突破，用包括知識、技術訣竅、管理創新在內的能力驅動下一輪的發展，因此極其需要有更加明確、更加長期、更加堅定的人財物力投入的時候，如果出現規模化的無為與逃離，這對中國經濟的未來將是災難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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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不會滿足于停留在勞動密集型產業鏈的加工組裝環節。從華為等公司的發展來看，中國企業具備從模仿到自主研發、自主創新的能力。但需要注意的是，這類創新型中國企業基本上都是在競爭性的市場環境下起飛的。開放的、市場化的、競爭性的環境，是中國公司擁有自主能力和核心能力的沃土。

　　這不意味著政府是無為的，但只有當政府行為符合“讓資源流向能夠創造出更高價值的企業和企業家那里”的時候，寶貴的經濟資源才不會被浪費。

　　四十年前的中國，因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確立了經濟社會發展的正念正見，走上了一條康莊大道。歷史啟示我們，社會意識和社會心理的變革，是經濟變革的前提。社會能力的發育和經濟能力的成長休戚與共。

　　站在四十年后的今天，在中國遭遇多重挑戰的時候，讀懂自己的歷史，明了未來的道路，至關重要。如果我們自己也沒有讀懂自己，或者錯誤地理解走過的道路，那將是時代的悲劇。

　　中國的競爭力不是單一要素的競爭力，是結合了復雜、豐富的專業化分工和勞動力技能的綜合性競爭力，是不容易替代和移走的。這種競爭力的背后，是因為對人民的信賴，對市場的信賴，所綻放的自由奮斗、力爭上游、不懈進取的中國人的精神特質。每一步都充滿不易。汗水是小，肉體的辛勞和傷痕也不在話下，內心的掙扎和不屈不撓才是許多人生命中的真實寫照。正是這些永遠奮斗的靈魂奠定了中國經濟成長的基石，并讓中國制造、中國創造的底色一天天變得更加亮麗。

　　中國的偉大復興是每個中國人的祈愿。但中國故事還是一個未完成的故事，每個人都是這個故事的書寫者。哪怕只能寫上小小的一個符號。

　　中國存在的問題無需回避，不應該回避，回避也解決不了。但只有億萬中國人團結起來，勇敢直面并千方百計去解決問題，我們的時代才不會因為這樣那樣的頓挫而終止前進的步伐，并終能在風雨之后見到更美的彩虹。

　　(本文作者介紹：商業文明聯盟創始人、秦朔朋友圈發起人、原《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