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梅新育

　　從極盛輝煌高峰墜落數百年之后，巴蜀之地正在迎來再度顯著提升在全國、乃至國際經濟體系中地位的歷史性機遇。這一變革不是如同許多人想象的那樣主要來源于中央政府賦予當地的自貿區、長江經濟帶等政策環境改善，而是建立在深刻的經濟社會基礎變革之上，自貿區、長江經濟帶等政策又為這些經濟變革提供了更有利于發揮全部潛力的環境。

四川地圖

重慶地圖

　　“揚一益二”——在中國這個全世界唯一擁有五千年不間斷文明史的大國，巴蜀之地曾經占有在全國舉足輕重的經濟地位；而且恰恰是在中國古代經濟文化領先世界優勢最大的唐宋時期，巴蜀之地攀上了迄今其全國經濟影響力的最高峰，留下了《元和郡縣志》（唐憲宗元和年間時當公元806—820年）的紀實：“揚州與成都號為天下繁侈，故稱揚、益”；留下了《資治通鑒》的追記：“先是，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稱揚一益二”。特別是在南宋時期，巴蜀一隅之地竟能提供整個南宋近1/3的財政收入。[1]全世界最早的紙幣“交子”之所以誕生于一千年前五代十國至北宋初年的四川，就是建立在當時當地實體經濟部門位居全國、全世界前列的基礎之上。

　　由于宋朝之后兩次經歷毀滅性戰亂；由于中國經濟國際地位淪落而使得沿海地區獲得了對接國際市場的巨大區位優勢，四川等內陸地區則深陷區位劣勢；由于當時的交通物流方式不能滿足近代工業發展的需求；巴蜀之地在全國經濟中的分量也大大降低。盡管四川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直接受損甚小，但到新中國成立后經濟恢復基本完成的1952年，四川國民生產總值（GDP）為24.6億元，僅占當年全國GDP總量（679億元）的3.62%。即使經歷了以西南為重心的大規模三線建設，直到改革開放啟動的1978年，四川GDP也只有184.6億元，占當年全國GDP總量（3645.2億元）的5.08%。在改革開放全面啟動之后，沿海地區借助與國際市場全面對接之利而突飛猛進，深處內陸的四川在全國GDP總量中所占份額一度連年下降：

　　1990年，四川GDP為890.95億元，占當年全國GDP總量（18774.3億元）的4.75%。

　　2000年，四川GDP為3928.20億元，占當年全國GDP總量（99776.3億元）的3.94%。[2]

　　進入新世紀以來，上述趨勢開始發生變化，2008年次貸危機以來變化呈加速之勢，深處內陸的巴蜀之地迎來了三大經濟變革的歷史性機遇：

　　首先，隨著中國躍居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第一制造業大國和第一貿易大國，而且很有希望繼續提升至第一經濟大國，中國內外部市場規模、發展水平對比發生了重大變化，國內市場相對于國際市場不再顯得微不足道，相反，在許多貨物和服務貿易中，中國已經躍居世界第一大市場。我整理計算了建國以來60余年的數據，發現從完成戰后經濟恢復的1952年到1972年，由于遭受全面貿易封鎖，按美元折算，國內批發和零售規模相當于當年出口總額的9—14倍。1972年尼克松訪華，西方全面對華貿易封鎖正式解除，中國出口開始高速增長，中國國內批發和零售市場對出口的相對規模不斷縮小，到2007年，中國國內批發和零售規模對出口的比例跌到81%的建國以來最低點。[3]2008年次貸危機以來，中國國內消費對出口的比例總體呈上升態勢。到2015年，中國國內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300930.8億元，相當于同年出口額（141255億元）的213%。[4]與此對應，從1999年至2015年，中國實際GDP占全世界比重從11.2%提升到了17.1%。[5]

　　對于中國地區經濟發展而言，這一變化意味著什么？意味著沿海地區對接外部市場的區位優勢不再如同十九世紀中期以來那般突出，四川這樣的內陸地區工業生產即使僅僅面向國內市場就已經足以實現原來只有靠打開出口市場才能實現的規模經濟，外國投資者在四川這類內陸地區投資于面向中國國內市場的項目已經具備了商業合理性。須知，四川2015年末常住人口8204萬，[6]超過歐盟人口最多的德國（8177萬）；2015年GDP達到30103.1億元，按當年全年人民幣平均匯率1美元兌6.9141元折算合4353.87億美元，這個經濟體量超過了世界銀行定義的全部低收入國家2014年GDP總和（3974億美元），超過兩個國際投資熱門國家越南（2015年GDP為1915億美元），約等于一個半馬來西亞（2015年GDP為2962億美元）、菲律賓（2015年GDP為2920億美元）或巴基斯坦（2015年GDP為2700億美元），大大超過泰國（2015年GDP為3953億美元）和金磚國家南非（2015年GDP為3130億美元）。[7]在這樣的人口和經濟規模下，大多數現代產業足以實現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

　　第二個歷史性的經濟變革是中國國內從東南沿海向中西部的大規模產業轉移全面啟動。新中國建立初期就高度重視推動產業轉移，實現區域協調發展。為此，毛澤東主席在《論十大關系》中專門列入了“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提出“為了平衡工業發展的布局，內地工業必須大力發展。”正是新中國前期的產業轉移，奠定了內地工業化的基礎。進入21世紀以來，特別是次貸危機以來，在日益顯著的成本上升、國外產業競爭、區域發展失衡和隱隱約約的外部軍事壓力驅動下，在國內消費市場快速膨脹以及新興海外市場的吸引下，中國掀起了新一輪產業轉移浪潮，此前持續的基礎設施建設、政府公共服務效率改進又為產業轉移創造了便利。

　　第三個歷史性的經濟變革是中國交通運輸巨變。從高速公路、高鐵革命、航空發展到水路運輸條件與技術的顛覆性進步，中國交通運輸技術與基礎設施的進步造就了一個聯系空前緊密的全國市場，也使得中國內陸省份越來越多的生產開始具備條件以有競爭力成本進入國際市場。在主打陸路物流和貿易“絲綢之路經濟帶”概念的中國西部省區中，各方面條件決定了四川和重慶是真正有前途的出口制造業中心，這一點自不待言；就是面向傳統的海路進出口市場，長江內河水路運輸條件與技術的進步也為巴蜀之地創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

　　由于運輸量大、運輸成本低、運輸距離長，包括海路和內河航運的水路運輸對國際貿易有著格外重要的意義。中國各種交通方式下貨物運輸平均運距，1978年總體為395公里，其中水運為873公里，鐵路為485公里，公路為32公里；2014年總體為424公里，其中水運為1551公里，鐵路為722公里，公路為183公里。[8]正因為如此，長江水運歷史上一直是巴蜀之地乃至整個中國西南對外貿易的主通道，2003年6月開始試通航、2004年7月正式通航的三峽雙線五級船閘則徹底改變了長江上游水路運輸的條件，三峽航道運輸量連年成倍增長：

　　2003年，三峽船閘貨運量上行448萬噸，下行929萬噸，合計1377萬噸；

　　2014年提高到上行6137萬噸，下行4761萬噸，合計10898萬噸，首次突破1億噸大關；

　　2015年，三峽船閘貨運量繼續提高到上行6408萬噸，下行4649萬噸，合計11057萬噸；

　　截至9月末，2016年三峽船閘貨運量上行4796萬噸，下行3966萬噸，合計8762萬噸。從2003年6月18日至今，三峽船閘貨運上行累計48443萬噸，下行累計46690萬噸，合計95053萬噸。

　　與運輸量相比，更為重要的是三峽船閘根本改變了長江上游內河水運的運輸方式。由于三峽船閘使用前三峽航道只能通行千噸級船舶、三千噸級船隊，船閘投入使用后通航最大船舶實載量達到了6300噸，這一變化意味著川江航運原來只能運輸低價值散貨、原料，現在能夠通行大噸位集裝箱船和汽車滾裝船，裝運高價值制成品，相應為承接產業轉移和提升外貿商品結構創造了條件。任何2003年之前見過川江通行小船的人，看到現在三峽航道上的集裝箱船、汽車滾裝船、油船，都無法不留下深刻印象。隨著三峽升船機本月通航、三峽第二船閘項目啟動，三峽航運樞紐對西南區域經濟和對外貿易發展的作用還將日益凸顯。相信隨著長江經濟帶規劃逐步付諸實施，該區域固定資產投資和基礎設施還將持續加快優化。

　　正是在上述三大變革的基礎之上，巴蜀之地GDP、工業生產、外貿進出口增速全面超越了全國平均水平：

　　在中國這個世界經濟的“優等生”、本世紀以來全球經濟增長的“頂梁柱”國家，2003年以來所有年份四川經濟增長率都超過全國平均水平，其結果是2015年四川GDP（30103.1億元）占全國GDP總量（676707.8億元）比重從2000年的3.94%提升到了4.45%；再加上重慶，巴蜀之地在全國經濟總量中占比已經達到了6.77%。[9]

　　四川經濟規模的較快增長建立在實體經濟部門發展之上。2008—2015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從500020.07億元上升至1103300.7億元，年均增長11.97%；四川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從14286.43億元上升到37876.3億元，年均增長14.95%；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從30562.37億元上升至63554.0億元，四川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從844.56億元上升至2044.0億元。[10]目前，在四川落戶的世界500強企業已經達到了316家，批準外商投資企業累計突破1萬家。

　　尤其突出的是，同樣是在為承接產業轉移而競爭，擁有人才等多方面優勢的巴蜀之地與海外那些新興市場經濟體有著本質的不同，在這里突飛猛進的不僅僅是傳統勞動密集型制造業，更有一批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產業；不僅有招來的316家世界500強企業、超過1萬家外資公司，更有一批內資高技術企業。四川一省制造了全世界一半的蘋果平板電腦，封裝測試了全世界一半的筆記本電腦芯片，生產了全中國五分之一以上的微型計算機，核電、水電、火電裝備占全國市場份額分別達到60%、40%、30%，每年生產制造汽車整車逾百萬輛，大眾、沃爾沃、豐田、現代、標致、寶馬等國際知名汽車品牌都在這里設立了規模可觀的生產基地。

　　四川對外貿易的增長更是可觀。改革開放前，作為內陸省份的四川外貿額曾長期停滯在象征性規模，1970年外貿業務額只有700萬美元，占當年中國進出口總額（45.9億美元）的0.15%。[11]到中國正式“入世”第一年的2002年，按進出口商品境內目的地/貨源地統計的四川進出口貿易額達到44.62億美元；到2015年，按進出口商品境內目的地/貨源地統計的四川進出口貿易額達到472.21億美元。2002—2015年間，以美元計算的中國全國進出口總額增長537%，四川增長958%。而且，次貸危機以來全球貿易不確定性居高不下，中國外貿表現繼續優于全球平均水平，四川外貿表現則優于全國平均水平。2008—2015年間，以美元計算的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增長54%，四川增長137%。[12]

　　在上述變革的基礎上，再加上自貿區、長江經濟帶等政策加持，無論是外資矚目中國，還是中資放眼外部市場，巴蜀之地都是一個值得重視布局重點。（本文以“《巴蜀經濟地位歷史性變革的機遇》”為題刊發于2016年9月29日《21世紀經濟報道》，刊發時有刪改，這里貼出原稿全文。）

　　（初稿2016.9.27，修訂2016.9.27，僅代表個人意見）

　　[1]學界普遍認為，南宋政權站穩腳跟、完成經濟恢復之后，每年財政收入總額一億緡左右；高宗建炎、紹興年間，四川每年稅收為3342萬，孝宗淳熙年間達3667萬，這一時期四川每年向中央政府輸送稅款約三千萬緡，亦即四川提供了南宋財政總收入的三成多。

　　[2]根據國家統計局《新中國60年》、《中國統計摘要-2016》數據整理計算，中國統計出版社，2009年、2016年。其中1952—1977年全國GDP總量數據引自《新中國60年》第611頁表6“國內生產總值”，四川GDP數據引自《新中國60年》第731—732頁表103“四川省主要經濟指標”；1978年以來全國GDP總量數據引自《中國統計摘要-2016》第21頁。

　　[3]根據以下資料數據整理計算：國家統計局《新中國60年》，中國統計出版社，2009年；蘇寧主編：《中國金融統計（1949—2005年）》，中國金融出版社，2007年；國家外匯管理局：《中國國際收支報告》，歷年；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歷年。

　　[4]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數據引自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摘要-2016》第139頁，中國統計出版社，2016年；外貿數據引自海關總署《海關統計》。

　　[5] 1999年數據引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2000年10月）》（英文版），第187頁；2015年數據引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2016年4月）》（英文版），第147頁。

　　[6]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摘要-2016》，第19頁，中國統計出版社，2016年。

　　[7]各國以美元計價的GDP數據引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庫。

　　[8]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15》，第585頁，中國統計出版社，2015年。

　　[9]根據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摘要-2016》第21、29頁數據計算，中國統計出版社，2016年。

　　[10]根據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09》第496頁、《中國統計摘要-2016》第126頁數據計算。

　　[11]根據國家統計局《新中國60年》第660、732頁數據計算，中國統計出版社，2009年。

　　[12]根據海關總署《海關統計》歷年數據整理計算。

　　(本文作者介紹：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