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唐岫立
互聯網金融表面上看可謂是陽光化的,是有地方政府批設和管理的,借貸雙方是有合同并由互金平臺提供居間服務的,還有支付公司、保險公司、銀行等持牌金融公司提供服務。那問題出在哪里呢?
今年6月的這一輪互金平臺爆雷,始于上海,推及長三角、南下到珠三角、北上到山東和北京。互金平臺投資人以8月初在北京金融街集聚的激烈方式,為這場民間金融風波屬性劃了一個大大的驚嘆號。
被社會各方寄予厚望的互聯網金融,以這種“悲壯”+“流氓”的姿勢謝幕,應該是所有人始料不及的。回顧暴雷平臺林林總總的信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互金之殤(殤,指幼年夭折或為國戰死者)的原因,是值得業界充分深入思考和研究的,因為普惠金融是中國經濟發展中必須面對的大問題。
中國人多地廣,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帶來的各種不均衡、不協調矛盾漸顯。表現在金融領域,即傳統金融服務不足、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日益突出,特別是“萬眾創新、大眾創業”政策鼓舞下,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數目暴增,對融資服務的需求熱度更是空前高漲。身處長三角的我常常感嘆“全社會都染上了資金饑渴癥”。
互聯網金融應該是為普惠金融而生的,相對于傳統金融,它具有成本低、涉眾面廣的特點,具有解決我國政府管理部門多年來一直致力于的社會“兩難問題”,即“老百姓手頭余錢投資渠道少保值增值難;廣大小微企業及個人融資需求滿足難問題”的潛質。可以說,互聯網金融在拓寬我國直接融資渠道、服務個人及小微企業的實踐上,奔跑了這些年,其社會價值可圈可點。
部分平臺暴雷引發連鎖反應,帶來了全社會對互聯網金融整體發展的悲觀評價,讓互聯網金融、或者說科技金融站到了生存的十字路口。
互金平臺雷區集中于東部沿海經濟中心城市,除了這里經濟金融水平發達,更主要的原因是這里民營企業多,個體工商戶多,即創業者多。國企集中的東北、中西部地區肯定不會是市場化金融危機率先爆發地。因為,人只有創業才需要融資,賺錢了就想要投資。這些經濟區域歷來民間金融活躍,2011年9月暴發的溫州民間借貸危機,就是民間自發解決“兩難問題”中蘊含風險的集中暴發。在國企“上班”的東北人、中西部居民,不需要融資,閑錢不很多也不大需要投資。
溫州民間借貸危機之后,當地政府探索出了讓民間借貸陽光化的解決策略,意在引進市場監督、引進政府指導、引導民間借貸行為公開契約化,并形成了溫州金融管理部門引以自豪、積極推廣的溫州經驗。
互聯網金融表面上看可謂是陽光化的,是有地方政府批設和管理的,借貸雙方是有合同并由互金平臺提供居間服務的,還有支付公司、保險公司、銀行等持牌金融公司提供服務。那問題出在哪里呢?
是郭主席說的“收益率超過6%的就要打問號,超過8的就很危險,10%以上就要準備損失全部本金。”的平臺高返高回報問題嗎?普惠金融創始人“尤努斯[①]”的“格萊珉銀行”放貸利率是20%,溫州金改以后有指導的溫州民間金融成本在24%左右,國家設定的民間借貸利率上限是36%,應該說,大多數暴雷平臺平均融資成本都在這以下。
是線下宣傳、地推、物理網點等形式合規性問題嗎?中國的民間金融存在了4000年,從公元前2000多年的夏商時期,到秦朝統一貨幣然后到中國盛唐,伴隨著經濟發展,以民間信貸為主要形式的民間金融日漸昌盛。尤其到了明清時代的錢莊票號,中國的民間信貸業務發展達到高潮。當時并沒有官辦的金融機構,基本上都是民間金融機構在貨幣交易和流通中發揮作用。
農村主要是當鋪,城市以當鋪、錢莊、票號為主。中國近代山西金融可以說代表了當時世界金融的最高水平。在以民間金融業為主的時代,未曾發生過重大的金融風險和金融欺詐行為,民間金融的秩序總體上是好的。
翻看出事互金平臺的資訊,研讀各界專家學者的分析評論,我認為互金之殤的原因,在于其幾個致命的缺陷:
一、暴雷平臺股東(實控人)資質缺陷
暴雷平臺股東(實控人)多是有道德缺陷的,如快鹿、E租寶、中晉、大大集團、錢寶、旌逸、善林、投之家等等涉案金額、資金損失較大的平臺,實控人要么有犯罪案底、有明顯從業違規記錄;要么身份造假、過度包裝粉飾;要么與其高管團隊只是小學文化修理工、初中沒畢業的小店老板、身份不明的社會神人等。這些人搞金融,初心就很難正,也沒有能力控制風險,以失敗收場是大概率事件。
銀監會批設金融機構,對股東資質要求非常高,就是為了防止一些德能不配位的民營企業控制金融機構,禍國殃民。因為金融機構不是簡單的民生企業,是涉及國家安全的行業。銀監會成立初期,為了堅守這一原則,曾經與各方利益集團進行過非常艱苦的博弈。
事是人做的,人對了,事才能對。我黨用人,一貫講究德才兼備,德為先,才必備。道德或稱職業操守,是一切風控技術有效性的前提。而這些暴雷大平臺的實控人,失德前科明顯,沒有“善始”,期望“善終”,勝算能有幾分呢?
二、暴雷平臺經營行為嚴重跑偏缺陷
從暴雷平臺案發后曝光情況看,其違法違規之根本并不是無金融牌照的問題。拋開其沒有金融牌照不談,或者我們假設這些平臺是有金融牌照的,其所從事的金融業務也是離經叛道的,是完全背離金融業務本質、偏離正常企業經營軌道的。比如把平臺融來的資金轉入實控人個人賬戶;比如虛構資產、虛構項目、所披露業務數據和信息造假、股東及部分高管個人信息造假注水等;比如欺騙國家管理部門、欺騙內部員工、欺騙投資人,全方位虛假宣傳等,這些行為已經完全超出正常企業經營管理思路,即使有金融牌照也是違法違規的、也是絕不允許的。
而我們的政府管理、市場監督、受聘員工、業務合作方、投資人,都是假定這些平臺是正常企業來與之建立聯系的。所以,一切監管要求、一切職業經營管理技術、一切市場與輿論監督,對這樣的平臺能起到作用嗎?這是比“麻袋片繡花——底子差”、“朽木難雕”、“對牛彈琴”、“鴨子聽雷”還要無效、無意義的,這樣的實控人及其平臺,怎堪大任?“一地雞毛”“轉頭空”,普惠金融成“枉然”幾乎是必然的。自古有“恨鐵不成鋼”,哪有“恨糞渣不成鋼”的呢?
三、暴雷平臺發展目標先天性缺陷
暴雷平臺創始人、實控人,有多少是懷著“尤努斯”之心,真心要做普惠金融的呢?尤努斯做普惠金融是很辛苦的甚至是賠本賺吆喝的;我國國家推動、各級地方政府牽頭做了很多年的小微企業融資服務都無起色,其原因就是風險大不賺錢。為什么忽然之間,就有了這么多大善人,愿意自己掏腰包做這件事呢?
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人有,但不會這么涌現吧。那些有失德前科的人會有普惠小微大眾的善心嗎?那些年輕得尚無財富積累的創始人又是哪里來的普度眾生的激情和能力呢?
“尤努斯”出生于孟加拉一個富庶的穆斯林家庭,獲得經濟學學士和碩士學位后,又憑獎學金赴美留學拿下經濟學博士學位,成為美國田納西州立大學經濟學系教授,然后回國任家鄉吉大港大學經濟學主任。43歲創立格萊珉銀行,66歲獲諾貝爾和平獎,71歲時因連任行長時未征求政府意見而被罷免,并被孟加拉政府追索多次獲獎獎金個人所得稅。
尤努斯無疑是位“高富帥”,他做普惠金融服務窮人,是有錢有智有情懷的。而我國這些實踐普惠金融的暴雷平臺,其創始人拿什么奉獻給你呢?暴雷平臺創始人做普惠金融的初心和目的是什么呢?
是騙錢、圈錢、做平臺估值脹大后轉讓、平臺上市后套現以實現財務自由等等哪一種呢?
四、暴雷平臺業務模式與定位缺陷
如果說是因為有了互聯網,使得互聯網金融具備了成本低、受眾面廣的優勢,于是有了互聯網金融做普惠金融的天時地利,那么,互聯網金融業務模式應該是高度依賴計算機與互聯網系統、充分利用大數據技術與云計算的,而業務對象是小散客群。但是,從暴雷平臺情況看,資金多被實控人以個人名義投資在房地產、新能源、健康、教育以及政府背景項目等領域,更糟糕的是被實控人揮霍、轉移到境外,這與普惠金融毫無關系。而利用大數據甄選借款人、控制信用風險的技術應用,在暴雷平臺中難覓實質性進展。況且大多數暴雷平臺創始人及其管理團隊受教育程度之低、專業性之蒼白,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高科技能為其所用的部分有多少?主要是玩概念忽悠投資人吧。
“紳士打不過流氓”、“君子斗不過小人”、“書生整不過江湖”,包容性監管、允許試錯、摸著石頭過河也要講究個度。季羨林說:“積將近90年的經驗,我深知世界上確實是有壞人的。……我還發現,壞人是不會改好的。”
從全球金融危機暴發原因看,道德風險都是最根本的原因。鑒于此,我們對互聯網金融的管理,首先必須把住準入關,絕不能允許道德上有著赤裸裸瑕疵、初心就不正的人做互聯網金融。對現有互金的整治,也要首先弄清楚實控人底數,清除掉這類人控制的平臺,再來談行業規范發展問題。一方面是因為專業管理是要在企業具備基本條件之上才能謀的;大數據與風控技術只有在符合條件的機構真正從事的金融業務系統上,才能發揮作用。另一方面,“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不把假的剔除掉,真的也沒人敢相信的。
(本文作者介紹:經濟學博士,高師,曾任職央行、銀監會、商業銀行、科技金融高管兼名校碩導)
責任編輯: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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