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程實、王宇哲、錢智俊、

　　政府工作報告將有力推動中國經濟的發展重心實現三重轉變。第一，從需求側轉向供給側。第二，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第三，從總量增速轉向民生福祉。

程實：中國經濟發展重心有三重轉變

　　“東風好作陽和使，逢草逢花報發生”。四十年來，中國經濟增長成績斐然；過去五年，中國GDP年均增速達7.1%，占全球經濟比重從11.4%提高到約15%，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超過30%。在全球經濟走出十年危機陰影、迎來真實的普遍復蘇之際，中國經濟也步入新時代，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3月5日上午，李克強總理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不僅為2018年中國經濟定調，也釋放了新時代“改革深化”和“開放擴大”的信號。

　　我們認為，報告揭示出中國經濟的發展重心將發生重大轉變，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將穩步推進，機構改革將成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抓手，對外開放的力度和范圍也將日益增加。隨著改革開放再出發，中國經濟的系統穩定性、宏觀政策的連續性和協調性會進一步凸顯，高質量發展的稀缺性本身也將為投資帶來新的想象空間。

　　把握歷史機遇，推動重心轉變。2018年是全球經濟復蘇的啟動之年，也是改革開放的“不惑之年”，更是中國經濟新時代的開局之年。把握這一歷史性機遇，政府工作報告因勢利導、順勢而為，準確引領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定位和新路徑，將有力推動中國經濟的發展重心實現三重轉變。

　　第一，從需求側轉向供給側。危機連綿十載之后，全球需求側政策已陷入瓶頸，本輪全球復蘇的引擎在于供給側改革，各國供給側改革的成效良莠將決定危機后全球經濟格局。目前，美國稅改、歐洲勞動力市場改革都正在先破后立中創造新動能，而中國作為全球供給側改革先行者，亟需提速向前。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將繼續抓好“三去一降一補”，大力簡政減稅減費，做大做強新興產業集群，加速制造業高端化發展。這些舉措切中本輪全球復蘇的關鍵，將確保中國經濟在節奏和力度上繼續領跑全球供給側改革，鞏固基于改革紅利的中國經濟“新韌性”。

　　第二，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歸根結底是從依賴要素投入擴大、不可持續的舊動能，轉變為主要依靠全要素生產率的可持續新動力。這一飛躍，既要求以制度創新優化要素配置效率，又要求以科技創新提高生產效率，從而雙向推升全要素生產率，實現中國經濟的長周期反彈。為此，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進行了針對性部署，一方面深化基礎性關鍵領域改革，為要素自由流動打開新通道，另一方面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為科技進步注入新動力。

　　第三，從總量增速轉向民生福祉。較之于2017年，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進一步強化了對民生福祉的工作部署，直擊人民群眾最為關切的問題，包括精準脫貧、鄉村振興、提高個稅起征點、穩步提升居民收入水平、解決群眾住房問題等，同時積極的財政政策亦強調向“三農”、民生領域傾斜。在中國經濟新時代，上述舉措一方面將打破城鄉二元結構的桎梏，加速實現全面小康，一方面將推動新興中產階層崛起，激活多元化、個性化消費偏好，從而為消費升級和產業結構升級夯實基礎，增強中國經濟鳳凰涅槃的長期內生動力。

　　深化金融改革，肩負雙重使命。著眼于政府工作報告，2018年中國金融體制改革的總體思路已經顯現：在目標上，統籌兼顧“防風險”和“促改革”的雙重使命；在方法上，精準實現金融體制改革、金融體系穩定和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正向聯動。第一，“以進固穩”防風險。

　　2017年，中國內外部金融風險狀況顯著改善，驗證了當年政府工作報告部署的正確性，即改革創新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的根本途徑。在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這一思路得到了進一步貫徹。對內而言，強化金融監管統籌協調，健全對影子銀行、互聯網金融、金融控股公司等監管，有利于積極應對金融業綜合化經營的大趨勢，消除監管套利、監管重疊和監管盲區，實現穿透式監管的全覆蓋，從而穩步深化金融“去杠桿”，持續引導資金脫虛入實，引導融資需求從表外轉向表內。同時，金融監管協調的改善，有助于金融監管與財政紀律形成合力，從資金供需兩端堵住違法違規舉債的源頭，雙向化解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存量。

　　對外而言，經過“811匯改”以來的一系列調整，人民幣匯率的企穩預期已成市場共識。以此為基礎，通過進一步深化匯率市場化改革，將持續推動外匯市場發展、擴大匯率雙向波動彈性，從而有效遏制針對人民幣匯率的單邊投機行為，抵御國際金融市場風險對中國國家金融安全的外部沖擊。第二，“穩中求進”促改革。在中國經濟新時代，中國金融將回歸服務實體經濟的本源，金融體制改革亦將引領中國經濟的改革開放。

　　根據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我們認為，對內而言，普惠金融業務的擴展和多層次資本市場改革的深化，有望充分發揮金融對要素資源的配置作用，打破鄉村振興、“雙創”企業、新經濟的融資瓶頸，優化對新興產業的激勵機制，加速中國經濟向創新驅動轉變。同時，這一轉變，將以傳統經濟的升級降低企業杠桿率，以新經濟的繁榮提高單位資本的經濟產出，最終削減中國宏觀經濟杠桿水平，從根本上消解系統性金融風險。對外而言，深化金融市場的對外開放，將推動中國金融機構的綜合化經營和國際化發展，通過“引進來”，最終實現中國金融“走出去”，從而支持中國制造和中國服務的“走出去”，實現國際產能合作、“一帶一路”和人民幣國際化的協同發展，加快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

　　突出“優化、協同、高效”，機構改革邁大步。無論是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還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都要求加快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步伐。2月底，十九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和《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

　　我們認為，本輪機構改革力度或為二十年來最強，并將圍繞“優化、協同、高效”的原則逐步推進，為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提供重要的制度支撐。“優化就是要科學合理、權責一致”，《決定》強調，“堅持一類事項原則上由一個部門統籌、一件事情原則上由一個部門負責”，預示著中國新一輪的“大部制”改革已箭在弦上，問責體系也有望進一步完善。“協同就是要有統有分、有主有次”，在宏觀管理方面，《決定》特別提出要“構建發展規劃、財政、金融等政策協調和工作協同機制”以及“增強貨幣政策、宏觀審慎政策、金融監管協調性”，意味著現有經濟、金融部門的責、權將相應發生重大調整。“高效就是要履職到位、流程通暢”，除繼續強調“深入推進簡政放權”“大幅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外，《決定》還提出“綜合運用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手段，增強宏觀調控前瞻性、針對性、協同性”，體現了“互聯網+政務”“互聯網+監管”對治理效率和透明度的提升。

　　新時代，新站位，改革開放再出發。如政府工作報告所言，“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期，改革開放將不忘初心、增加內涵、再度出發。

　　在世情、國情發生重大變化，特別是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背景下，中國施政理念和舉措的與時俱進體現為“改革深化”和“開放擴大”：經濟結構調整成效逐步顯現，政策頂層設計將圍繞一個總要求，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三大攻堅戰，消費貢獻率和服務業比重不斷提升，各類能耗和污染指標繼續下降；

　　經濟創新力和競爭力不斷增強，產業形態和生活方式發生重大變化，新經濟與舊經濟、大市場深度融合并引領世界潮流，中國制造迎來品質革命，研發投入和轉化率進一步提升，并更注重向民生領域傾斜，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推動和引領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力度日益提升，反對各種保護主義、大幅放寬市場準入、推動貿易平衡發展標志著中國在全球化進程中從跟隨向引領的轉變，這不僅是綜合國力大幅提升的結果，更體現出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現實期待；經濟、金融領域雙向開放繼續擴大，共建“一帶一路”、加強國際產能合作、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加快資本市場互聯互通、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等舉措影響深刻，既有力促進中國發展，也給世界帶來重大機遇。隨著“改革深化”和“開放擴大”，中國經濟的系統穩定性、宏觀政策的連續性和協調性將進一步凸顯，高質量發展的稀缺性本身也將為投資帶來新的想象空間。

　　(本文作者介紹：工銀國際研究部主管，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領域為全球宏觀、中國宏觀和金融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