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馬云可能并不擔心阿里自身的創新能力，但他一定在思考，今天阿里所面臨的不僅是奔跑的問題，還有場地、跑道、裁判、觀眾、溫度濕度和風向等等問題。

　　坐擁4000億美元市值，騰訊的掌舵者馬化騰最大的擔憂是什么？

　　前兩年他說，“越來越看不懂年輕人的喜好，這是自己最大的擔憂。”

　　用戶的需求和喜好瞬息萬變，95后、00后人群的需求是什么？“包括微信，沒有人保證一個東西是永久不變的，因為人性就是要不斷更新，可能你什么錯都沒有，最后就是錯在自己太老了。”

　　在撲朔迷離的變化年代，這一句“錯在自己太老了”，成了不折不扣的金句。

　　然而，經歷了2017年的“王者榮耀”風波，以及數字內容監管的從嚴從緊，馬化騰會不會有一些新憂慮？

　　作為中國企業家群體中最具世界聲譽的一位，馬云最大的擔憂是什么？

　　網上有一句真假莫辨的“馬云說”——“我擔心我們這么努力，最后所掙的錢都是醫藥費”。

　　而從公開講話看，馬云最大的擔憂可能來自支付寶。2015年冬季達沃斯，他對美國脫口秀主持人查理·羅斯說了這么幾段：

　　“對電子商務來說，最重要的就是信任。最開始（創業的）三年，阿里巴巴只不過是信息交換的在線市場，看看你有什么我有什么，雙方談了很久但卻遲遲不能交易，因為無法支付。

　　“我也跟銀行談過，但銀行都不愿意做，覺得這肯定做不起來。因此，我也不知道該怎么辦。因為如果我自己做支付體系，這是違反中國金融法律規定的，我沒有執照，但我如果不做，那么電子商業就沒有前途。

　　“當時我來到了達沃斯，聽了許多人對領導力的闡釋，領導力也意味著責任，在聽了那場討論之后，我立刻給在杭州公寓里辦公的同事打電話，‘現在就開始做，如果將來要有任何的問題，如果政府不開心，要有人去坐牢，我馬云愿一力承擔。’”

　　在支付寶成長過程中，馬云不止一次說壓力很大，有人說阿里巴巴在做金融，金融就是政治，“但是我認為，如果我不做，將對國家有害，對行業有害。如果有一天國家需要支付寶，我想都不會想，會在1秒鐘內把支付寶送給國家。”

　　2013年，當時的支付寶總裁邵曉峰說，支付寶在中國誠信體系的建設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阿里巴巴集團高層在內部討論時基本達成共識，如果政府需要，支付寶隨時可以送給國家，但基于銀行有各自的利益考慮，支付寶不能送給銀行。

　　支付寶誕生后的主要壓力，是能不能健康活下來。可能誰都沒想到今天，支付寶已如此強大，中國移動支付更在全球遙遙領先。

　　但馬云的擔憂，可能絲毫未減。

　　在最近關于“網聯”、關于“無現金社會”的眾聲喧嘩中，這個去年在天上飛了800次、奔波在33個國家和地區、不算閉門會議和坐著發言的公開演講差不多100場的超人，一直沉默不語。

　　以支付寶為基礎的螞蟻金服就像馬中赤兔，很明顯，今天有一種力量試圖使它易于控制一點，看得清楚一點。

　　支付寶有什么錯嗎？沒有。政府有什么錯嗎？沒有，沒有政府的包容與支持，支付寶不會像今天這樣風馳電掣。

　　可是，有一些深刻的變化，哪怕微妙，還是在發生。

　　變化的核心，是新經濟領域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開始提高。

　　觀察中國經濟的歷史，會發現，那些蓬勃發展、具備新動能的經濟，除了拜技術創新之所賜，在很大程度上要倚重制度性交易成本低。不過，“低”不是一勞永逸的，從“低”到“高”是會變化的。

　　制度性交易成本是一系列和市場準入、行政許可、監管規制、政策調控、監督檢查等相關的成本，是企業自身努力所無法降低的。新經濟因為“新”，原有的法律、規制、調控工具少，所以制度性交易成本天然就低。而在諸如傳統產業改造、實體經濟轉型等領域，因為企業附著在較高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上，要轉身，要脫胎換骨，總是舉步維艱。

　　直到今天，政府強調的重點仍是“大道至簡”，順勢而為，不用“老辦法”管制“新業態”，但有跡可循的是，原來處于制度性交易成本“洼地”的那些領域，具體管制正在添加而不是減少。有的添加可能是臨時性的，有的則具備結構化和長期化的特征，后者強調的重點，往往不是最高的效率，而是要調和不同人群的差異。以現鈔問題為例，政策底線是那些“技術弱勢群體”也能得到普惠待遇，哪怕這種待遇加強了對傳統路徑的依賴。

　　這就是我們的現實社會。對支付寶來說，可能你什么都沒錯，錯在跑得太快了。而公共政策不僅是關于創新與效率的安排，也是關于社會均衡的安排。如果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提高乃至剛性化，有助于社會均衡，那為政者就會堅持下去。

　　馬云可能并不擔心阿里自身的創新能力，但他一定在思考，今天阿里所面臨的不僅是奔跑的問題，還有場地、跑道、裁判、觀眾、溫度濕度和風向等等問題。

　　長大很不容易，長大以后更不容易。跑得慢會被吃掉，跑得太快可能有更大煩惱。

　　這篇文章重點要寫的第三個企業家，正處在一場由產業調控所引發的危機中。

　　張士平，山東魏橋創業集團（下稱“魏橋”）董事長，生于1946年。他從十幾歲到一個油棉加工廠推車、扛棉包，奮斗成長，1981年開始當廠長。他領導企業在所進入的三個領域——棉花加工、紡織和鋁業都做到了全國第一，紡織和鋁業還是世界第一。魏橋產的牛仔布遍布全球，鋁板則支持了蘋果手機殼體鋁材的90%。

　　吳官正擔任山東省委書記時說：“山東有‘兩張’，東有張瑞敏，西有張士平，都做的很成功，很了不起。”2015年，《財富》雜志評出的“年度中國商人”就是張士平。

　　2017年世界財富500強中，魏橋排159位。根據官網，2016年魏橋實現銷售收入3750億元，利潤133億元，上繳各級稅金80億元。魏橋的鋁業板塊資產、在香港上市的中國宏橋（股份代碼：01378），2016年未經審核的收入為613.96億元人民幣，利潤為72億元。

　　張士平，這位被《財富》雜志稱為“斗士”的企業家，今天有怎樣的危機？

　　根據國家發改委、工信部、國土資源部、環保部四部委辦公廳聯合發出的“清理整頓電解鋁行業違法違規項目專項行動工作方案”，山東省發改委7月24日印發了有關通知，責令魏橋和信發關停電解鋁產能321萬噸。

　　文件說，魏橋違規建成電解鋁項目5個，違規產能268萬噸；信發違規產能53萬噸，“對以上違規電解鋁項目，由濱州、聊城市人民政府負責于7月底前關停，同時分別停運相應規模煤電機組（不含已納入2017年及以前年度淘汰關停機組）”。

　　世界鋁王，民企翹楚，巨大的違規產能，關停，這一切混合在一起，要梳理出眉目，頗為不易。

　　去年1月，在新浪財經等主辦的“2015十大經濟年度人物”頒獎禮現場，我第一次見到張士平，他的發言令人感動不已。他說，我在農村長大，深深感受到一個農民要想參加工作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特別是（上世紀）80年代當廠長后想擴大生產，招幾個工人，有幾千人夜里排隊報名，受到很大震撼。山東1982年到1985年棉花大豐收，出現嚴重的賣棉難，我親眼目睹農民為了賣一車棉花，排隊十幾里，三天三夜還賣不掉，心情很沉重。我們就想盡一切辦法來擴大生產，紡紗、織布、印染、服裝、家紡，辦了很多勞動密集型項目，隨后又干了鋁業，安置了16萬名職工，2015年我們的紡織普通工人工資平均是46600塊錢，16萬名員工15萬名是農民工，相當于一年向農村轉移資金70多億元，極大帶動了農民的致富，我認為這是我最大的貢獻。我最大的夢想和責任就是想盡一切辦法，讓16萬名員工安全勞動、快樂工作、幸福生活、家有所居、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子女有學上。

　　通過獨特而完整的保障體系，上述四“有”，魏橋基本都做到了。如果說把農民變成產業工人和城市居民，體現了張士平的愛心，那么在市場上，他則是一個永爭第一、令競爭對手望而生畏的名字。

　　張士平的法寶很簡單，就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和擴張產能，他認為做企業如賣青菜，都是“低買高賣，中間不浪費”。他善于并購低迷的國企，不斷新增生產線，嚴格采購，嚴明管理；他在非洲開采極廉價的鋁土礦石，從山東地方政府那里得到土地和稅收支持，自建電廠、孤網運行、因而擁有比國家電網便宜1/3以上的電力（這是電解鋁最主要的成本）；他不僅構建起從鋁礦石到鋁加工垂直一體化、“鋁水不落地”的產業閉環，而且引進最先進的生產設備和技術，在環保方面做到世界領先。

　　無論紡織還是鋁業，全球的供給都嚴重過剩，而魏橋就在這里成為“紅海之王”。2014年魏橋超過俄鋁問鼎全球最大鋁制造商，高盛報告稱，中國宏橋是全球鋁業中少數可以維持利潤者，甚至是唯一一家還在賺錢的公司。也是在2014，中國鋁業（601600.SH）虧損162億元，成為A股“虧損王”。

　　從今年3月中國宏橋在香港被做空、3月22日停牌至今，到7月魏橋被關停電解鋁產能286萬噸，究竟發生了什么？難道又是錯在自己太強大了！

　　但是當“強大”變成一種錯誤，我們又必須仔細分析，到底“錯”在哪里？

　　本質上，時移世易，今天的發展環境不同于以往了。而張士平擴張的“刀”還和原來一樣鋒利。

　　一個很大的環境變化，是央企和地方民企關系的變化。在相當長時間里，地方民企，特別是小地方的大民企，因為對地方經濟具有支柱性影響，形成了一種特有的“政企聯合體”，地方政府幫助企業撐出一個有彈性的發展地帶。作為電解鋁行業的后入者和對每一分投資高度負責的民企，論技術、成本、效率、環保等等方面的先進性，魏橋肯定超過國企，其產能擴張在地方上也肯定得到支持（否則用地都解決不了）。但是，嚴格按照中央部委的審批，相當一部分產能又是沒有出生證的。魏橋越強大，對手尤其是國企越辛苦。而當央企的重要性被重新審視，而通過鋼鐵、煤炭行業的產能壓縮，央企、國企又表現出利潤的強勁復蘇，那么在更多行業，類似的“供給側出清”都可能發生，地方政府原來撐出的彈性空間將大大擠壓，競爭力再強的骨干民企也會被波及。

　　有人說，處罰魏橋是“國進民退”的最新版本。如果以此來提醒中國鋁業等國企切實提升效率，以此來呼吁公平的游戲規則，那是有道理的。但具體到違規產能被叫停，則并非是“民”之退，而是嚴格執行原有的規則。2015年6月，國家發改委、工信部就有《關于印發對鋼鐵、電解鋁，船舶行業違規項目處理意見的通知》，對電解鋁行業2013年5月以前的違法違規項目明確提出了處理意見，今年的專項行動既是檢查那些違規項目到底處理了沒有，又是處理2013年5月之后新上的違規產能。按違規產能表，魏橋的量最大，自然被砍。

　　在新的五大發展理念下，地方傳統的鼓勵大干快上的增長模式無法延續了。當然，客觀上，國企、央企成為巨大獲益者。

　　在歷史上，挑戰和沖破政府管控，代表的是先進方向。張士平最早做油棉加工時，棉花受到嚴格管控，生產規模無法擴大，他在同行中第一個出去收購大豆、花生、棉籽加工油料，三年后企業成為全國棉麻行業利潤第一。但在今天，當中國希望超越那種簡單規模擴張的重化模式，你還要無止境地往前走，在全行業一枝獨秀，只有你能賺錢，這種一榮九衰的“卓越”反而會成為負擔。

　　因為志在擴張的“當第一”的文化，某些動作的畸形也就難免。中國宏橋過去不到兩年時間，更換了德勤和安永兩大著名會計師行，是業內少見的。根據宏橋的說法，和德勤是審計費用談不攏。安永則是在2016年11月、2017年2月中國宏橋遭遇沽空后，致函要求就沽空質疑問題進行獨立調查，而宏橋方面并不認同獨立調查，雙方無法達成共識，安永辭任。

　　做空機構沸沸揚揚的中國宏橋沽空報告到底說了些什么呢？核心是質疑其顯著高于同業的利潤有虛報成分，而這種虛報又來自發電、氧化鋁等部門和上市公司間的關聯交易，此外還有對財務數據的質疑。

　　中國宏橋至今沒有復牌。根據個人研究，我的基本看法是，宏橋前幾年為了實現產能擴張，對資金的需求非常饑渴，而上市公司作為融資平臺，如果能有更高利潤，融資能力會更強。這天然構成了通過財務處理來體現利潤的誘惑。但最近一兩年，由于產業調控壓力，宏橋擴張性受阻，應該沒有“做”利潤的動力，現在的利潤應當比較真實。但無論如何，宏橋在資本市場的形象遭遇了嚴重打擊。

　　魏橋違規產能被處理，還有一個不可抗力，就是根據《京津冀及周邊地區2017年大氣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北京周邊“2+26”城市在冬季采暖季對電解鋁廠要限產30%以上。這一點，又和新發展理念相關。

　　當我想到71歲的張士平，拼盡一生拿下兩個“世界第一”，想到這個尊敬王永慶而不欽佩李嘉誠、絕不進入房地產和期貨領域的實業家的傳奇，想到這個受到過無數委屈依然不放棄不拋棄的民企英雄的命運，我看到的是我們民族在經濟崛起年代的偉大力量。

　　但行業也一直有人說，“張氏刀法”是“極其樸素極其野蠻的大生產路線”。這種評價低估了魏橋在技術創新方面的意義，但從在地方政府強力支持下過度擴張的歷史來看，評價又是客觀的。

　　中國正在發生深刻的商業環境變遷、商業價值重估和商業價值觀重塑。在新發展理念和新型政商關系下，過去行之有效的增長與競爭路徑都在面對挑戰。張士平的魏橋因此也不能不承受最強大公司的煩惱：可能你什么都沒錯，錯在自己太強大了！錯在你強大的方式，外部利益相關者今天不再接受了，要調整了。

　　創業代中國企業家如果不能有效回應這種新挑戰，他們的下一代——比如張士平的兒子是中國宏橋的行政總裁，一個女兒是紡織板塊董事長，另一個女兒是威海魏橋工業園老總，他還有很多親戚在魏橋擔任要職——注定會走得更難。

　　把發展理解為“最大化規模擴張”，持有這種理念的企業家必須思考一個新問題：如何恰當發展。恰當二字，包含了對政府、社會、行業競爭者、民意的更全面的均衡理解。

　　最強大公司的煩惱，也可能孕育著新的發展方式。但無論他們多么煩惱，他們都比那些虛大低效的企業，代表著進步的方向。

　　市場化方向，法治化軌道，制度性成本，新發展理念，中央與地方、國企與民企的關系……在新框架下，沉默而倔強的張士平，將如何引領魏橋？

　　有一種敬意在心頭升起，有一種無語在周圍彌散，但中國企業家的集體力量，無論怎樣周折，終會浩蕩向前。

　　商業，真的不止是商業。而強大，有時真的很脆弱。

　　(本文作者介紹：商業文明聯盟創始人、秦朔朋友圈發起人、原《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