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秦朔

　　我們可能是世界上少見的一個國度，一方面高度強調讀書和讀書人的價值，一方面又會習慣性地嘲笑、周期性地懲罰讀書人。

秦朔：沒有書生氣，會有更文明的中國？

　　《人民的名義》中幾次講到“書生氣”，均偏貶義。教書匠出生的高老師聽別人說他書生氣，就怒，“我都離開學校20多年了，早沒書生氣了”。似乎，有書生氣就不適合走仕途，搞政治。高書記接人待物很儒雅，但除了職業化的微笑，他離教書育人、傳道授業的價值偏得已不可以道里計。

　　幾乎所有貪腐官員都是高學歷、高權力和低情操、低道德的混合體。這當然和缺乏監督的體制高度有關，但如果他們身上多一些有一說一、正直獨立、尊重科學而非趨炎附勢、泯滅是非、喪失底線的書生氣，是不是至少可以做到夜夜安枕？

　　我們可能是世界上少見的一個國度，一方面高度強調讀書和讀書人的價值，一方面又會習慣性地嘲笑、周期性地懲罰讀書人。這兩面實際是相關的，就是把讀書完全工具化、功利化、經世致用化。如果有助于功利目標的實現，則“書中自有千鐘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學好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如果靠滿腹詩書、書生意氣實現不了功利目標，則“十有九人堪白眼，百無一用是書生”。

　　在社會上，書生氣的貶義，大體來自“書呆子”、“迂夫子”、“腐儒”、“學究”、“傻氣”，和不明利害、不懂變通、不通人情世故、知書不知人是同一意思。讀書人“食而不化”是有的，但絕大部分情況下，他們之所以被貶低，是書本上學到的“應然之理”敵不過現實中的“實然之力”，而他們還要“一根筋”、“認死理”、“眼中不揉沙子”，擋人家的道，拆人家的臺，于是便被“污名化”、酸腐化。

　　讀書的目的是什么？

　　從知識分子立場來說，讀書的目的并不是功名利祿。胡適說過三方面的理由：第一，讀書是接受人類的知識遺產，在這基礎之上建立更高深更偉大的知識；第二，讀書是為了多讀書，讀更多的書；第三，讀書可以幫助我們解決困難，應付環境，并可獲得思想材料的來源。

　　流俗的看法，總是說讀書人尚空談，坐而論道，不了解實際，其實讀書人的抬杠和固守己見，往往是因為他們親自做了調查研究，尊重事實，見解獨立，不肯昧著良心茍同與迎合。當年胡適跟大學生講“學問”，說“注重觀察事實與調查事實這是科學訓練的第一步”，“自己去采集標本，自去觀察調查，例如本地的人口、風俗、出產、植物、鴉片煙館等項的調查——還要注重團體的互助，分工合作，做成有系統的報告”。受過科學訓練的讀書人，一般不會昧于事實發言。多少年來，我們看到的問題主要是，秉筆直書的東西常常被當成書生氣，揣測迎合的東西卻總是游刃有余。

　　胡適觀點的核心，是把讀書和知識的傳承聯系起來。他說，蜜蜂雖能筑巢，能發明，但傳下來就只有這一點知識，沒有繼續去改革改良，以應付環境，沒有做格外進一步的工作。人呢，達不到目的，就再去求進步，而以前人的知識學問和經驗作參考。如果每樣東西，要各個人從頭學起，而不去利用過去的知識，那不是太麻煩了嗎？

　　除了傳承知識，讀書人還要關注和捍衛超越個人利益之上的社會公共價值。“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衙齋臥聽瀟瀟竹，疑是民間疾苦聲。”“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是中國讀書人的傳統，士的傳統。倘若沒有這種關切，不維護社會公義，那就不是真正的讀書人。南宋時的陸象山曾說，“若其心正、其事善，雖不曾識字亦自有讀書之功。其心不正、其事不善，雖多讀書有何所用？用之不善，反增罪惡耳！”在他看來，“士大夫儒者視農圃間人不能無愧”，這和德國宗教改革領袖馬丁·路德的觀點——“一個不識字的農民遠比神學博士更能認識上帝”——可謂異曲同工。讀書人如果喪失天道良心，就會墮落，用王陽明的話，“今世士夫計逐功名，甚于市井刀錐”，“士皆巧文博辭以飾詐，相規以偽，相軋以利，外冠裳而內禽獸，猶自以為從事于圣賢之學”。

　　看看今天知識界經常冒出的師德淪喪、論文造假、斯文掃地等新聞，真不知道，他們視農圃間人，能無愧乎？

　　書生氣是專業精神和專業能力

　　我們還可以從社會分工的角度理解書生氣。我理解的書生氣，是一種專業精神和專業能力。現代社會賴分工而興，其原理非常簡單，就是亞當·斯密說的，“請給我以我所要的東西吧，同時，你也可以獲得你所要的東西”，“在一個政治修明的社會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層人民的那種普遍富裕情況的，是各行各業的產量由于分工而大增”。

　　分工帶來專業化和效率的提高，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但如果各行各業的信用、信任不能建立，交換的效率就會大受影響。這就需要發揮“無形的手”的作用，通過自由交換實現優勝劣汰。而長期來看，優勝者必定是具備更高更好的專業能力的人。日本的大前研一在《專業主義》中強調，專業人士需要具備豐富的專業知識和專業修養、豐富的經驗、不斷學習的意志、勇于承擔授權風險的能力，特別需要“對顧客信守諾言，以顧客為中心的道德觀和修養”。他援引“希波克拉底的誓言”以說明，道德操守是專業人士（Professional）必備的品質。

　　《人民的名義》中多次閃現檢察官誓詞。各行業的誓詞就是標尺，鏡子，行動指南。各行業分工不同，但所有誓詞的精神是一致的，即現代文明中以人為本的價值觀。

　　由以上這些梳理，如果我們把書生氣界定為一種知識傳承能力、為公共服務的理想和專業的精神與態度，則今天中國的行行業業，不是書生氣太多，恰恰是太少。像1957年的黃萬里那樣，在三門峽工程即將動工時，舌戰群儒七天，反復申述水庫建成后很快將被泥沙淤積，因為黃河下游河床的造床質為沙土，即使水庫放出的是清水，也會將河床中的沙土挾裹而下，因此“圣人出，黃河清”的說法毫無根據……像他這樣的讀書人，是多了還是少了？當年黃萬里上書，說三門峽問題并無高深學問，而1957年三門峽70人會上，除我之外無其他人敢講真話，“國家養仕多年，這是為什么？”類似這樣的“黃萬里之問”，今天在許多方面，比如吏治方面，仍可問出許多。

　　讀書人心情舒暢，能充分發揮作用，方為國家民族之福。

　　書生氣代代不絕

　　黃庭堅說：“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義理不交于胸中，對鏡覺面目可憎，向人亦言語無味。”這是書生氣。

　　1923年，20歲的吳國楨從美國格林內爾學院獲得經濟學碩士后，申請到普林斯頓大學攻讀政治學博士。教務長面試時看到一臉孩子氣的他，說：“年輕人，你還沒有成熟。”吳國楨答道：“先生，依照年齡來判斷一個人是否成熟，本身就是一種不成熟。”他因此言立即被錄取。這是書生氣。

　　1929年，在哈佛大學讀碩士的賀麟在日記里寫：“以后務須隨時隨地犧牲一切保持自己的內心自由和self-respect（自尊心），要無一時忘掉了以誠接物，更要無一時忘掉了求真理說真理的使命。”這是書生氣。

　　蔣夢麟在懷念北大老校長蔡元培的文章中說，“先生日常性情溫和，如冬日之可愛，無疾言厲色。處事接物，恬淡從容，無論遇達官貴人或引車賣漿之流，態度如一。但一遇大事，則剛強之性立見，發言作文不肯茍同。故先生之中庸，是白刃可蹈之中庸，而非無舉刺之中庸。先生平時作文適如其人，平淡沖和。但一遇大事，則奇氣立見。”這是書生氣。而環顧今天的高校，校長院長，對上對下態度不一樣是常態，遇到大事沒有主見定見、但求唯上而無過是常態，他們知識很多，但書生氣很少。

　　2002年12月，中國工程院院長徐匡迪公布2003年院士增選計劃時說，如地方領導為使本地專家當選為院士而“打招呼”，其結果只能適得其反。他舉例說，某省一直沒有專家當選院士，該省領導迫切希望能在增選過程中實現“零的突破”，就主動向工程院學部打了“招呼”。本來該候選人可以當選，卻因這個“小動作”被取消資格。另一位候選人已通過資格審核，“幾乎當選”，卻被揭發曾向主席團成員贈送了一件禮物，因“賄選”之嫌被當即取消資格。這是書生氣。

　　如果我們身邊充滿擇善固執的書生氣，明天是否更好？

　　書生氣有助政治清明

　　我相信，政壇有更多書生氣，政治會更加清明，官員離習近平的“不忘初心、堅守正道”、“去庸俗、遠低俗、不媚俗”、“修身慎行、懷德自重、清廉自守”的要求，會更近。在習近平看來，“把學習作為一種追求、一種愛好、一種健康的生活方式”，就可以“避免陷入少知而迷、不知而盲、無知而亂的困境”，有了學習的濃厚興趣，就可以變“要我學”為“我要學”，變“學一陣”為“學一生”，“哪怕一天擠出半小時，即使讀幾頁書，只要堅持下去，必定會積少成多、積沙成塔，積跬步以至千里”。讀書有何益處？習近平說：“讀書可以讓人保持思想活力，讓人得到智慧啟發，讓人滋養浩然之氣。”

　　浩然正氣是孟子最早提出的觀念，“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就是說，浩然正氣要用正義去培養，一點都不加傷害，就會充滿四方，浩然正氣要和正義、正道相配，否則就沒有力量了。“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這都是孟子所說的浩然正氣。

　　書生氣有助商業文明

　　我相信，商界有更多書生氣，商業會更加文明。私利是人的本性，富與貴是人之所欲，貧與賤是人之所惡，商業發展就是要用和平交換的方式滿足人之所欲。但是，取之無道，不義之財，唯利而求，其結果必然“上下交相詐”，害人終害己。所以中國古代向有義利兼顧、義利統一的傳統，對于富貴，“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近代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文明發軔之時，以張謇、范旭東、穆藕初、盧作孚為代表的企業家，也都是“文化先于財富”、“道在利先、以義馭利”，這和美國19世紀后半葉那批白手起家的“強盜大亨”（Robber Barrons）并不一樣。正是這批以實業報國為理想的讀書人，奠定了近代中國企業家商儒一體的形象。

　　和今天中國相當多富豪“言而無文，惟利而已”、“財富先于文化”不同，張謇、范旭東那代人，辦企業的第一目的并不是為了賺錢，可以說都是帶著書生情懷踏入商海。范旭東曾說：“我們辦實業的人，要具有世界的眼光和為人類服務的精神，我們為救國家的危亡而辦實業，在環境許可之下，不問事業的大小，努力地往前干去。”張謇辦企業時已43歲，翁同龢給他創辦的大生公司題字，叫“機杼之發動乎天地”。作為中國最后一個狀元，張謇經商的動機是“中國須振興實業，其責任須在士大夫”，“富民強國之本實在于工”。他曾這樣自述心路歷程，“張謇農家而寒士也，自少不喜見富貴人，然興實業則必與富人為緣，反復推究，乃決定捐棄所持，舍身喂虎。認定吾為中國大計而貶，不為個人私利而貶，庶愿可達而守不喪。自計既決，遂無反顧”。現在看，這種輕商賤富的思想并不正確，但張謇身上那種不為私利而為天下大計的決絕，還是讓人動容不已。

　　今天中國很多學者教授像生意人，張謇一代的商人則像書生。經商成功后，張謇把積累的財富幾乎全用于教育和家鄉建設，20多年用在公共事業上的工資、分紅有150多萬兩，加上一起辦企業的哥哥所捐，超過300萬兩。在他的倡導和推動，家鄉南通建設成了一個帶有自治性質、非常現代化的模范城市。而張謇自己每餐就是一葷一素一湯，沒有特別的客人不殺雞鴨。他應邀去日本考察，買三等艙客票，最便宜，因為“三等艙位有我中國工、農、商界有志之士。一路與他們敘談振興實業之大事，乃極好良機，求之不得”。

　　像張謇這樣“文化先于財富”的企業家，在他生活的那個年代，能在報紙舉行的“成功人物民意測驗”中，成為“最景仰之人物”。而環顧今天不少首富，都像是石破天驚冒出來的“齊天大圣”，似乎不需要文化傳承，他們的人生價值就是富豪榜上的排名。

　　書生氣有助社會進步

　　我相信，有更多書生氣，社會也會更和諧進步。

　　研究中國歷史上國家治理的學者大都認可，基層的士紳階層對維系社會和政權穩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們受過圣賢之道教育，參與過科舉，可能是讀書人、私塾老師、宗族里受尊敬的人，等等。用費孝通的話，他們是“溝通政府和民眾的樞紐”。以中國之大，全由官府去治理社會的角角落落，成本之高難以承受。從宋到清，中國人口不斷增加，官僚數量的增幅則不大，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宗族與士紳在基層承擔了“扶濟族眾、化解糾紛、教化子弟”等責任，“把原歸官吏處理的部分職責攬納過去，大大節省了行政治理的成本，延緩了官方嚴刑峻法對鄉村的滲透范圍和程度”。

　　在今天，社會的發育，社會的進步，同樣離不開各種中間力量、中介力量、基層自治力量、學校、工會、企業組織、社會自組織的努力。沒有這種社會自覺和自我管理，凡事仍交由政府，則政權日重、政費日繁都是必然。事實上，大量社會的事務，政府是管不勝管、無力去管的。諸如維護社會公共秩序，制止公共空間的不良習氣，靠法治，也靠自覺與自治。而我們周圍，見義勇為的似乎越來越少，明哲保身的似乎越來越多，書生的耿直越來越少，變通的圓滑越來越多。

　　最后，對我們每個人來說，有原則、有定力、不同流、不隨意的書生氣，有助于更好地發現自己，實現自己。“書猶藥也，善讀之可以醫愚。”書生氣讓我們永遠知道自己的不足而懷謙卑之心。書生氣更是一種超越性的精神，引領我們向著有尊嚴的理想飛升。

　　參考文獻：“士紳”的潰滅，楊念群，《讀書》2014年第4期

　　(本文作者介紹：商業文明聯盟創始人、秦朔朋友圈發起人、原《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