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秦朔

　　吳敬璉就是在過去三四十年，中國的思想與知識市場上，一位令人尊敬的探索者和發言者。他最通用的頭銜是著名經濟學家和“吳市場”，但他更是一位尊重規律、科學求真、獨立思考、對自己的良心負責也對時代負責的優秀知識分子。

吳敬璉印象：一生就為用知識推動中國

　　健康

　　4月14日下午，應上海交通大學高級金融學院的邀請，我主持了“研究中國的真問題——吳敬璉談中國改革”的活動，聆聽了這位88歲高齡的經濟學家的演講以及和張春、嚴弘、韋森、陸銘四位著名學者的討論。

　　吳敬璉出生于1930年1月24日，自幼身體薄弱，生父吳竹似給他取了個小名“長明”，希望他能夠長命。吳敬璉一歲半的時候，吳竹似因肺結核不幸去世，吳敬璉靠母親鄧季惺的悉心照顧，平平安安地長大。鄧季惺的父親叫鄧孝然，創辦過煤礦開采、織布、造紙等實業，當過成都的中國銀行行長，屬于中國最早的民族資產階級。

　　吳竹似和好友陳銘德在1929年共同創辦了《新民報》，學法律出身、當過律師的鄧季惺也在1936年加盟《新民報》主管行政財務和經營。《新民報》是當時中國最成功的民辦報紙之一，也是后來的《新民晚報》的前身，1948年7月8日蔣介石發出手令永久停刊。

　　吳敬璉的女兒吳曉蓮在《我和爸爸吳敬璉》一書中寫到，可能是因為幼年體弱多病的經歷，成年后的吳敬璉對自己的健康一直比較敏感，加上起居自律，年紀越大反而身體相對越好起來。他母親對他，卻是一輩子都特別在意，掌上明珠般悉心照顧、引以為傲、甚至到愛屋及烏的地步。

吳敬璉與父母和大姐 吳敬媛（后排左一）和二姐 吳敬瑜（后排右一）

　　之所以做上面這些梳理，是主持活動那天下午，我深切地感受到健康長壽對一個學者的重要。吳敬璉步履從容，站著演講一個小時，圓桌討論和回答聽眾問題又是一個多小時，思維和反應仍十分敏捷。他剛剛把他關于改革的三本重要專著《論競爭性市場體制》《當代中國經濟改革》《中國增長模式抉擇》結集，以《中國改革三部曲》的總題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在演講前一天，他還在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給學生上課。

　　順帶說一下，吳敬璉是中歐的寶鋼經濟學教席教授，多年來教學一絲不茍。他待人溫和，但對學生的要求十分嚴格。我曾聽中歐的一位管理者說，有一位副部級企業官員在中歐讀書，因為作業由秘書代勞，而秘書代寫時又大段拷貝了吳敬璉的一篇文章，吳敬璉問他是不是別人代筆，他堅稱沒有，結果被批為不及格，導致最后無法畢業。

　　學習

　　除了健康長壽，吳敬璉給我的第二個深刻印象是學習。他的一生就是學習的一生。過去聽他的學生說，1983年1月，時為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的他作為訪問學者到耶魯大學訪學一年半，53歲才開始系統學習現代經濟學，每天拿著筆記本，從本科基礎課程到研究生討論都參加，同時還要惡補英語，由于過于艱辛操勞，回來的時候頭發都白了。

　　1984年，吳敬璉調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從此開始了為中國市場化改革不斷建言、傳播知識的歷程。“如果說中國有一位經濟學家的意見永遠值得聽取的話，那就是吳敬璉。”這是《中國改革三部曲》的廣告語，以過去30多年的歲月為尺度，這樣的評價并非過譽。

　　1983年在耶魯讀研究生的錢穎一曾經和吳敬璉一起上課，他后來說，“吳老師思想的深度和學術性跟他對現代經濟學系統性的學習和認識是分不開的”。正是由于系統學習了現代經濟學，吳敬璉在思考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問題時一直堅持“整體改革論”的方向。

　　自1954年從復旦大學經濟系畢業分配到社科院，到改革開放，吳敬璉經歷了那個時代多次的政治斗爭洗禮。他曾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管制起來。在“五七干校”的勞改隊，他和杰出的思想家顧準一起勞動，深受其影響。為什么革命者為了美好的理想而奮斗犧牲，最終看到的卻是“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局面？這是顧準提出的“娜拉出走以后怎么辦”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求索，從此沒有離開過吳敬璉的大腦。而他找到的答案，就是市場化和法治化。在《中國改革三部曲》再版之際，他在后記中說，“就是想盡自己的一份力，并希望它能有助于全社會凝聚共識，堅定地走市場化、法治化改革道路，為中華民族爭取更加美好的未來”。

　　1974年12月2日深夜，顧準去世。守在他身邊的吳敬璉幫著把他的遺體推進了太平間。

吳敬璉與妻子、女兒

　　1972年吳敬璉從干校回到北京后，成了不積極參加政治運動的“逍遙派”，迷上了裝半導體收音機，甚至還買過電器材料準備裝電視機，最后因妻子周南擔心他天天弄電烙鐵有危險才被叫停。吳敬璉繼續投入被顧準所啟發的學習中，學歷史，也學英語，10冊總計5000多頁的《羅馬帝國衰亡史》，按照每天讀完50頁的速度雷打不動地去啃。吳敬璉大學學的是俄語，基本是靠著自學打下了英語的基礎。除了英語和西方歷史，吳敬璉也研習了中國歷史方面的《綱鑒易知錄》《資治通鑒》等等著作。

　　無論外部環境怎樣變化，吳敬璉始終如一地堅持學習和思考問題。他最重要的學術和思想的成果都是在五六十歲之后才綻放的，這給所有致力于研究與創作的人們一個深刻的啟示：學習是一切進步的源泉，而且永遠不晚。

　　一以貫之

　　吳敬璉給我的第三個印象，是對自己的觀點一以貫之的堅持。

　　吳敬璉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進步，關鍵在改革開放，而目前存在的諸多問題，癥結在于“基本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他說，無論是1981年就提出的“圍繞提高效益，走出一條經濟建設的新路子”，還是1995年提出的“實現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增長到集約增長”，2007年提出的“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一直到2015年提出的“供給側機構性改革”，其實講的都是一回事，就是提高效率，實現經濟增長模式（或稱經濟發展方式）轉型。貫穿幾十年發展就是兩條基本線索，一個是增長模式轉型，一個是體制變革。這兩條線索又和兩個基本問題相關，就是“市場經濟為什么優于計劃經濟”和“政府的功能究竟是什么”。

　　吳敬璉的可貴之處，就在于他始終說自己相信的話，用最基本的道理解釋現實中的各種現象，不唯上，不媚俗。

　　他說，如果把去年以來煤、鋼、黑色冶金等產品的普遍漲價，以及由此帶來的經濟指標改善，看作供給側結構改革的成功，那很可能是“偽供給側改革”。經濟結構的調整，一種方法是由政府框定哪些產業和企業應該上，哪些產業和企業應該下，然后實施選擇性的產業政策，甚至直接下達指標來進行調整；另一種辦法是通過市場，借助反映稀缺程度的價格機制來引導資源的配置，使資源從效率低的地方流出，轉到效率高的地方去。兩相比較，前一種看起來簡單易行、直接有效，但是如果政府不知道什么樣的結構才是好的結構，只是按照長官意志、用行政手段“調結構”，就會出現諸多不良后果。

　　他說，計劃經濟之所以不行，是無法有效、真實地處理信息。他曾參與過某年國家計委的計劃制定工作，發現下面上報的時候，所有的產出信息都少報，所有的投入信息都多報，因為要加一個保險系數。計委知道下面虛報，就核，就砍一刀。基層知道你要砍刀，所以投入信息會報得更多一些，叫“頭戴三尺帽，不怕砍一刀”。連真實的信息都得不到，做出來的計劃怎么能科學呢？

　　他說，我對雄安完全沒有發言權，但我希望從基本理論來說，就是一定要市場導向。城市化的功能在于能夠聚集專業人才，創造idea（理念、技術、思想等），它是各種各樣的交流、想法的匯聚地。他說曾到蘇州調研，蘇州人抱怨從西部地區找了一些人才，來幾個月就跑上海去了。他發現一個重要原因是這些人才所在的行業，上海的人才足夠多，有積聚效應，如果不去上海，在蘇州，過幾年技術就落后了。所以他給蘇州的領導提建議，既要發展城市化，也要發展專業化，就是在某些領域里形成專業聚集優勢，這樣人才才會愿意留下來。

　　用知識推動中國

　　主持完“吳敬璉談中國改革”的活動，我想到了一個解釋中國發展的概念，就是知識。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的成就，是知識推動的結果。

　　知識有很多特點，在我看來最重要的是，知識和包含知識的物質載體是可以分離的，一條美國的鐵路你搬不到中國，一個別人在吃的蘋果你不可能再吃一次，但是造鐵路和種蘋果的知識可以分離出來，通過書籍、媒體傳播到任何地方。同時，知識是不斷更新的，越新越好。

　　知識的這種特點決定了，一個后發國家盡管在既有的物質載體方面遠遠落后于先進國家，但只要在知識方面和世界對接，就有希望實現快速的追趕甚至超越。原因是，后發國家可以用最新的知識武裝自己，按照最新的知識標準去生產產品、服務，乃至創造新的城市。而先進國家的“先進”是過去知識的產物，知識可以不斷更新，但很多“載體”已經固化，無法打掉重來，反而成為更新的障礙。

　　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改革開放時，中國從物質面貌看和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是好幾十年甚至上百年，但由于知識方面的對接以及引進國外最先進的技術、設備和管理，加上對教育的重視，很快就突飛猛進，和先進國家的知識差距迅速縮小。在很多方面，中國用于指導發展和建設的知識還是最新的。當這種知識“物質化”、“對象化”之后，在物質成果的表現上比發達國家可能更為日新月異。中國之所以可以用幾十年時間濃縮別人幾百年的道路，一代人走過別人幾代人走過的道路，關鍵在這里，就是可以用最短的時間獲取最新的知識。

　　知識就是力量。用知識武裝起來的人力資本，是支撐發展的最根本力量。中國變化的背后，實質是中國人擁有的知識的變化。

　　但是，要實現讓知識推動中國的變革，需要具備一些前提：首先就是政府采取開放政策，不拒絕一切知識的來源，敢于而且樂于形成一個知識的市場，讓各種知識平等交流對話，吸取一切可以吸取的新理念、新知識、新技術；其次，在知識的市場上，有一大批知識分子，他們追求真理，堅持理性與客觀，實事求是，富有良心和道義感，對國家民族的長遠利益負責。而且，他們的聲音能夠不斷地被社會聽到，被政府聽到。

　　中國的幸運在于，以鄧小平為代表的政治領導人選擇了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而不是用“兩個凡是”那樣的教條框框，強制規范人們對知識的渴望和與世界交流的愿望。如果說“文化大革命”恰恰是文化和知識的大禁錮，改革開放則是知識的空前流動與創造。這才是中國財富涌流的真正動因。

　　吳敬璉就是在過去三四十年，中國的思想與知識市場上，一位令人尊敬的探索者和發言者。他最通用的頭銜是著名經濟學家和“吳市場”，但他更是一位尊重規律、科學求真、獨立思考、對自己的良心負責也對時代負責的優秀知識分子。

　　傳遞知識的薪火

　　今天的中國有諸多結構性問題，其中也包括知識的結構性問題，其核心就是如何解釋中國方方面面的成就，如何看待中國方方面面的問題和矛盾？

　　中國在很多領域已經產生和正在產生世界別的地方所沒有的鮮活實踐，但我們還遠遠沒有產生與之相匹配的新知識。由于沒有新知識，我們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哪些方面做得是對還是錯。

　　中國社會各階層、各群體認識不統一的矛盾正在加劇。這種不統一，在一定程度上和最基本的“關于知識的知識”的缺乏有關。究竟什么是知識？知識需要具備什么特性？什么是知識繁榮的途徑？這些基本問題，社會有共識嗎？

　　最后，中國的知識體系有著結構性的不均衡。對怎么掙錢，怎么創造商業模式，怎么發展GDP，我們的知識比較豐富。但在政府善治，法治文明，公民素質等等方面，我們的知識和共識還很不夠。

　　如果這些問題不能很好地解決，無知的力量，“去知”的力量，極端的力量，愚昧荒蠻的力量，就有可能以各種方式生長，加劇焦慮，加深矛盾，加強對立。

　　用文明的基本法則作為社會共識的基礎，用新的創造性知識推動中國新的進步，我們需要新一代的更多的吳敬璉們，傳遞知識的薪火，以責任和理性，謀民族復興之未來。

　　部分圖片由上海交通大學高級金融學院名家講堂提供。

　　(本文作者介紹：商業文明聯盟創始人、秦朔朋友圈發起人、原《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