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 | 劉曉春

　　當前中國經濟正處在強勁復蘇的起步階段，廣大人民群眾和各級政府都有高質量發展的強烈愿望和干勁，只要不再出現俄烏沖突等突發事件，今年實現較高速度發展是完全可能的。而在經濟復蘇過程中，還有一些問題需要關注：

　　第一，要準確把握經濟面臨下行壓力的原因，精準實施刺激政策。此前的市場出清為經濟復蘇創造了巨大的市場空間，宏觀政策要著眼長遠目標引導市場，短期而言要靠激發市場活力來達到修復經濟的目的。

　　第二，要提升對于市場的認知，轉變政府職能，產業政策的貫徹過程必須依法尊重市場主體的自主經營決策，此外還需規范地方政府投資行為。

　　第三，要關注復蘇過程可能產生的金融風險，如與防疫抗疫需求相關的企業能否及時轉型、小微企業貸款不良資產風險會否集中高發等。

　　第四，要適應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的常態，建議進一步創新各類管理工具以保持人民幣幣值的相對穩定和有序管理資本的流入流出。

　　第五，要讓金融機構發揮“實現市場有效配置資源”的作用，更好支持高質量發展，建議調整對普惠金融、小微企業貸款和三農貸款的定義和考核方式，完善甚至取消部分監管指標。

　　當前中國經濟正處在強勁復蘇的起步階段，廣大人民群眾和各級政府都有高質量發展的強烈愿望和干勁，只要不再出現俄烏沖突等突發事件，今年實現較高速度發展是完全可能的。而在經濟復蘇過程中，還有一些問題需要關注。

　　第一、準確把握經濟面臨下行壓力的原因，精準實施刺激政策

　　近幾年中國經濟面臨的下行壓力是由多重因素造成的，概況起來主要有：一是我國邁入高質量發展階段，轉變發展方式，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新舊動能轉換過程中出現的發展速度放慢；二是中美貿易摩擦等國際地緣政治沖突對我國經濟造成的壓力；三是俄烏沖突對國際經濟秩序造成的沖擊等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四是新冠疫情造成的影響。

　　在以上因素中，前三項將是今后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的長期影響因素，第四項是相對短期的影響因素。這些因素說明，目前中國經濟面臨的壓力不是一般的經濟周期因素，因此不能依賴簡單的總量刺激政策修復經濟。比如，因為新冠疫情而被壓抑的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其中相當部分會因疫情防控政策的優化而快速恢復，可以說，這部分需求不需要特別的刺激政策。春節期間，消費、餐飲、旅游、電影、娛樂、交通運輸等行業的強勁復蘇，就不是宏觀刺激政策的結果。刺激政策要針對長期因素、短期因素分別施策。

　　經過“三去一降一補”、中美貿易摩擦、三年疫情沖擊等，中國的市場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出清。其中，有些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標，如出清僵尸企業、高能耗企業、過剩產能企業等，有些則是疫情等突發因素造成的意外出清。雖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個長期過程，但目前就總量而言，中國的市場是“過度出清”了，這為經濟復蘇創造了巨大的市場空間。應該充分利用當前機會，加速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千萬不能因為急于刺激經濟而重回舊的發展模式。出臺宏觀政策，要著眼長遠目標引導市場；短期來看，要靠激發市場活力來達到修復經濟的目的。

　　我國的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基建技術和能力已經走在世界前列。過去基建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較大，是因為那時我國基建落后，處于短缺狀態，所以基建投入對于經濟拉動的作用是全方位的。當前處于拾遺補缺、不斷完善的階段，再進行大面積的基建投入，不僅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有限，還會大量占用寶貴資源。宏觀政策應該大幅減少基建投資的份額，按照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將這些資源轉向對于高科技、現代農業、綠色經濟、新基建等戰略新興產業的刺激。

　　第二、善于激發市場作用，營造良好營商環境

　　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需要對市場有深刻的認知。有效發揮政府作用，是為了保障市場的有效運行，更好地激發市場的積極作用、抑制市場的消極作用，這同樣需要對市場有深刻的認知。

　　有效發揮政府作用，就經濟體系而言，不是讓政府替代市場主體參與市場競爭，更不是在市場之外另外發展一個經濟領域，發揮政府作用的目的依然是發揮市場作用。各級地方政府要進一步提升對市場的認識，轉變政府職能，學會在法治基礎上引導市場、規范市場，以此為出發點建設營商環境。脫離市場邏輯去“幫助”企業、“扶持”企業，實際上還是對企業經營的干預、對市場的扭曲。

　　規范地方政府投資行為，也是化解地方政府隱性負債風險的根本途徑。歷史上每一次經濟困難發生之后，刺激經濟復蘇的過程都是地方政府債務暴增、風險積累的過程。往往是舊的風險尚在艱難化解之中，新的風險又產生了。此次經濟復蘇過程中，必須防止此類舊病復發。

　　今年經濟復蘇的過程可能不會是一帆風順的，某些地區、某些產業、某些領域可能發生階段性的過熱現象；同時，由于疫后市場需求變化、國際產業鏈重組等原因，一些產業和企業可能發生倒閉等現象。這些實際上都是市場競爭的正常現象，也是經濟結構調整的正常現象，只要沒有對整個經濟體系造成系統性風險，各級政府要坦然處之，不要急于干預。市場需要休養生息，不停地刺激、整頓只會增加不確定性，造成更多風險。

　　各地在貫徹產業政策的過程中，必須依法尊重市場主體的自主經營決策。我國需要大力發展高科技等新興產業，需要以舉國體制突破戰略性的難關，這正是政府需要發揮作用的領域。但地方政府相對看重GDP量化目標，在支持、扶持高科技、數字化等產業時，其他所謂低端行業可能受到擠壓。大規模地“騰籠換鳥”可以說是一種極端現象，不論什么產業、行業，只要符合法律，符合環保、安全等法規要求，都應該讓市場主體自主投資、自主經營。這是建立企業家信心的重要措施，往往比刺激政策、幫扶政策更有效。

　　不同所有制的企業都應該贏得市場的信任而不是輿論的同情。只有贏得市場的信任，才能贏得投資、交易、融資等發展空間。企業家創新、冒險，應該建立在守法、誠信的基礎上。同樣，政府也需要贏得市場的信任。市場的組成不僅僅是買賣雙方，政府行為、法規政策等都是市場的組成部分，其深刻地影響著市場的運作方式。樹立企業家信心，樹立市場信心，實際上就是要建立這樣的市場信任。

　　第三、關注復蘇過程可能產生的金融風險

　　各個領域的復蘇反彈或將呈現一個梯度推進的過程。前期是旅游、餐飲、娛樂、交通等與民生相關的服務行業。然后是與這些行業相關的生產行業與物流業，由此帶動其他行業恢復常態。與此同時，一些企業回歸產業鏈、供應鏈，并參與重組產業鏈、供應鏈。最后，在政府各項提振經濟的政策舉措和大型項目投資的作用下，經濟全面恢復，這為銀行等金融機構和投資者提供了大量的優質資產和投資機會，但同時可能隱含一些風險，需要相關機構和投資者在經濟增長的熱烈氣氛中保持清醒。

　　其一，某些領域、某些行業、某些區域的階段性過熱可能造成風險。

　　其二，一些與防疫抗疫需求相關的企業，雖然在疫情防控過程中取得了良好業績，但隨著防控措施優化及疫情逐漸消退，這些企業如果不能及時實現轉型，可能大面積發生虧損甚至倒閉，給金融機構造成不良資產風險。各銀行等金融機構應立即對存量客戶進行相關風險排查，在這些企業目前具有良好財務狀況的時機及時防范和化解風險。

　　其三，由于產業結構調整、新舊動能轉換、國際政治經濟競爭、俄烏沖突和新冠疫情影響，無論國內還是國際，產業鏈、供應鏈都在經歷暫停、斷裂和重組。隨著國內外疫情形勢和管控措施的調整，一些企業迅速回歸原有產業鏈、供應鏈，一些企業迅速進入新的產業鏈、供應鏈，但也有一些企業既回不到原有產業鏈、供應鏈，也加入不進新的產業鏈和供應鏈，最終倒閉并形成不良金融資產。

　　其四，疫情三年，銀行發放了大量的小微企業貸款，為穩經濟、穩增長、穩就業作出了重大貢獻。為了做好這項工作，國家和監管部門出臺了許多有針對性的政策，如降低貸款利息、無還本續貸、延期還本付息等，不僅使小微企業貸款有了高速增長，并且保持著比較好的資產質量。隨著一些階段性政策措施的取消以及疫情防控優化后市場需求的變化，部分經營能力和市場適應能力差的小微企業必然會遭遇經營困難而停業甚至破產。今年下半年，可能會出現各家銀行小微企業貸款不良資產風險集中高發的現象。監管部門和各家銀行上半年應就小微企業貸款業務回歸常態做好風險管理預案。

　　第四、適應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的常態

　　從2022年人民幣匯率的變化情況看，2023年并不存在單純的人民幣貶值壓力。人民幣匯率的變化并不是我們能主動把控的，也不是中國本身的經濟狀況能夠決定的。由于中國經濟與全球經濟深度融合，人民幣已經成為重要的結算貨幣，國際經濟中任何重大的變化都會影響人民幣匯率。即使在中國經濟強勁的情況下，美元加息、美聯儲縮表、大宗商品價格上漲、金融市場風險偏好的突然變化等，都有可能導致人民幣貶值。

　　2022年，我國經濟下行壓力影響了人民幣匯率，但由于俄烏沖突及西方對俄羅斯制裁導致糧食、能源價格上漲、西方嚴重通貨膨脹、西方經濟增長乏力等因素，雖然美歐央行暴力加息，但人民幣匯率還是在波動中保持了韌性，并沒有形成所謂貶值趨勢。

　　另一方面，必須認識到，相對正常的匯率波動對一國經濟有不利的一面，也有有利的一面。一般認為，本幣升值有利于進口，本幣貶值有利于出口。匯率的變化也會影響資金的流入或流出，但在更深的層面上，其將影響國內產業結構的變化。不過，這個影響對于不同行業和企業而言是不同的，不能像影響進口和出口、資本流入和流出那樣一概而論。這需要各有關部門根據自身業務與匯率的關系，出臺措施加以應對。

　　隨著中國加大改革開放的力度，人民幣進一步國際化，國際政治經濟變化隨時影響人民幣匯率變化將成為常態，有關部門和市場主體需要學會適應這樣的常態。作為管理部門，央行和外匯管理局要不斷積累經驗，在尊重市場的前提下，創新各種管理工具以保持人民幣幣值的相對穩定和有序管理資本的流入流出。資本的流入流出，既包括人民幣也包括外幣，而不僅僅是外匯。

　　第五、發揮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實現市場有效配置資源的作用，更好支持高質量發展，建議完善甚至取消部分監管指標

　　在普惠金融、小微企業信貸、農戶貸款在信貸資產中的占比方面，我國已經處于世界領先地位，這是非常好的現象。但必須看到，這個指標并不是越高越好。

　　首先，經濟體系中，小微企業、農戶經營等總有一個相對占比，并不是在經濟總量中占比越高越好；其次，在一個經濟體發展的不同階段，這個占比也會發生相應變化；其三，就小微企業而言，大多數是通過自我積累實現發展，即使利用信貸等融資，大多數也保持著較低的杠桿率。經驗表明，依賴高杠桿經營的小微企業，大多數很快走向失敗；其四，小微企業的開開關關在大多數情況下是企業主的主動行為，是市場的正常現象，也是市場活力的體現。真正因經營虧損而導致的倒閉，往往也與經營者的經營管理能力有關，信貸等融資方式無法解決這個問題；最后，我國還有大量農戶需要信貸支持，但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現代農業的發展，大國小農的農業發展模式不符合今后的發展趨勢。從現在農村已經出現的趨勢看，今后即使是農戶，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直接下地務農的農戶了，而是農業經營者。所以，有必要調整對農戶和三農貸款的定義和考核方式。

　　從這些年的實際情況看，在政策和監管指標的推動下，所有銀行都加大了對普惠金融、小微企業貸款和三農貸款的投入，并且在產品和服務上進行了許多創新。不過，在此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值得關注的情況：

　　一是大行業務下沉，擠壓了中小銀行原有的市場。中小銀行進一步下沉，面臨更大的市場拓展壓力、管理成本壓力和信貸風險壓力。這些壓力本就是中小銀行的軟肋，現在其經營更加困難。這些年，監管方面下大力氣防范和化解中小銀行存量業務的經營風險，但這樣的監管要求又加大了增量業務的經營風險。

　　二是經過幾年的發展，在整個銀行體系中，小微企業貸款已經占了相當大的比重，尤其是大銀行，增加的比重非常大。這意味著，已經有相當大比重的信貸資源投入到了普惠金融領域，銀行體系對其他領域的信貸支持能力正在減弱。（編者注：人民銀行數據顯示，2022年末，人民幣普惠金融領域貸款余額32.14萬億元，同比增長21.2%，比各項貸款高10.1個百分點。）在新基建、高科技、戰略新興產業等需要大型投入的領域，無論是資源規模、系統管理還是風險評估等方面，都不是中小銀行的特長，而是大銀行的特長。現在國家政策也要求銀行積極加大對這些領域的投入，但中小銀行力不從心，大銀行在能力上受到制約。

　　三是經過這幾年的投放，信貸資金在總量上應該已經滿足了普惠金融、小微企業的有效需求，商業可持續的大規模增量投入的空間已經不大。現實中，一些基層銀行已經是為完成監管指標在做工作，相當部分的貸款并不是真的投向了小微企業和農戶。這種情況下，高強度的指令性監管指標值得商榷。

　　建議修改甚至取消此類指令性監管指標，讓商業銀行根據自身的稟賦特點，在市場競爭中逐步形成差異化的客戶群體，根據各自客戶需求創新差異化的產品和服務模式，從而形成不同銀行差異化的競爭優勢，將有限的信貸資源投放給具有有效需求的市場主體。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市場資源的配置絕大部分是通過金融手段實現的，在我國，商業銀行競爭是主要的配置手段，建設健康的市場，必須充分發揮商業銀行的這個功能。

　　(本文作者介紹：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長、上海金融數字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