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三年，全球經歷了疫情反復、俄烏沖突、能源危機、貨幣緊縮等從政治到經濟的多重沖擊，隨著2022年底中國防疫優化政策的出臺，全球主要經濟體大體擺脫了對疫情的行政性干預，開始逐步向常態化經濟發展回歸。回顧本輪由新冠疫情開始交織各種“黑天鵝”事件的全球動蕩時期，其對全球政治、經濟甚至意識形態領域均帶來深刻變局，中國在過去三年，不僅受到疫情和各種外部沖擊侵擾，同時內部也進行了包括平臺經濟整改、房地產市場調控、資管新規落地等重點產業調整，三年疫情過后，全球經濟的底層邏輯和發展環境或正發生重大變化，我國也將迎來一個新的發展時代。

　　后疫情時期全球經濟發展底層邏輯將改變，全球化向區域化轉向，全球將進入低增長、高通脹、高利率時代

　　在本次世紀疫情疊加國際地緣政治沖突和大國博弈加劇帶來的供給沖擊影響下，全球經濟將步入供需兩弱，疫后全球經濟發展邏輯和經濟發展格局將發生深度變革。中長期來看，滯脹和分化將是疫后全球經濟兩大主題。

　　首先，疫情沖擊和大國博弈使全球化深入推進的難度加大，以區域化促進全球化發展的特征將更加明顯。此次疫情之下，全球遭遇供給沖擊后，各國政府和跨國公司將產業鏈安全性和供應鏈穩定性因素提升至產業布局的優先級，全球布局的產業鏈將逐步轉向區域性、分散化布局，過去得益于全球化布局的產能大幅擴張趨勢將受到遏制，總供給曲線受外部沖擊后開始左移，區域化布局相對全球化布局，被納入市場化體系的經營主體將減少，也將使總供給斜率增大，全球供需結構將由需求缺口向供給結構性失衡甚至供給缺口轉變。

　　其次，疫情將長期改變勞動人口數量和結構。疫情對人類健康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沖擊不僅會提高全球人口死亡率，也降低人口生育率。根據聯合國發布的《2022年世界人口展望》顯示，在2020年至2021年疫情期間人口總和生育率下降顯著，其中2020年降至1%以下，為1950年以來首次。同時，疫情帶來的收入不穩定和失業上升，將降低家庭生育意愿，未來長期人口變化趨勢將更加復雜，降低人力資本積累。

　　第三，人力資本積累受阻和大國博弈推動下的產業轉移搬遷，難以在短時間內實現生產水平和勞動力成本的完全替代，勞動和資源成本中樞將較疫前有所上升，企業利潤下滑，從而導致總需求擴張受限，經濟陷入大范圍深度衰退概率上升，全要素生產率降低，不僅提高通脹中樞還將限制技術革命推進節奏。

　　第四，低增長、高通脹環境疊加疫情沖擊和大規模救助政策后遺癥，政府和企業資產負債表衰退，金融機構壞賬水平上升，加之通脹中樞抬升，從而限制未來貨幣政策空間，而在通脹調控下被抬高的基準利率也將壓低全球金融資產估值水平和資產價格，區域之間和區域內部差異化表現將更為突出，其中，發達經濟體需求將隨著金融周期波動而波動，以美國、英國、歐盟、日本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可憑借其強大的金融市場體系和國際貨幣地位，通過“政府債務+金融資本”形式轉嫁金融風險，危機應對能力相對較強。而新興市場國家之間表現將出現分化。疫情疊加金融緊縮沖擊，新興市場國家的金融脆弱性凸顯，通脹和貨幣貶值使其資產實際價格相較于發達國家下降更多，全球資本從新興市場國家回撤也將進一步對這些位于產業鏈上游國家的投資形成限制，但那些通脹水平較低，嚴守財政紀律并未跟隨美國大規模放水，且經濟轉型程度高，經濟發展逐步擺脫對外貿、外資高度依賴的新興市場國家則呈現出較強抗風險能力，經濟受影響程度相對較小。

　　第五，疫情期間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的轉變，促進部分新興技術和服務場景的推廣。例如遠程服務、在線教育、大數據追蹤等技術將在疫后得到長期保留和推廣。同時，疫情也將推動全球在生物醫藥等領域的加速發展。此外，俄烏沖突帶來的能源供給危機也堅定了各國拓展能源供給結構的決心，綠色能源發展受重視程度將加速上揚。

　　短期影響來看，2023年全球經濟陷入滯脹的概率和范圍將加大，美聯儲加息步伐放緩，或在2023年年中結束加息進程并在下半年逐漸放緩縮表，經濟衰退也將從年中開始出現，其影響也將逐步反映在各國貿易和金融指標的變化中，俄烏沖突后續走勢的不確定性仍然較大，但歐洲經濟在本輪沖擊后下行壓力加大的確定性較高。亞太地區主要新興經濟體在本輪疫情沖擊中，對通脹的控制效果較好，但在強美元沖擊下貨幣貶值壓力較大，且在發達經濟體需求下滑背景下，其經濟修復力將減弱。全球資產估值修復能力將比較脆弱，特別是日本貨幣政策方向的調整可能成為引發全球金融危機的“黑天鵝”，如日本在2023年調整貨幣政策方向，將引發全球套息資產大幅調整和資本大規模回流日本，對全球長期債券收益率定價形成沖擊，全球金融條件進一步收緊或將使國際金融市場大規模動蕩。

　　中國經濟增長動能由外向內切換，經濟增長模式由要素投入拉動向創新驅動轉變，中國國債在全球資產配置中的比重將有所提升

　　中國在過去三年中，不僅遭遇了疫情的影響和外部環境變化的沖擊，同時也對內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抓住國際形勢變局中的關鍵機遇，加快經濟轉型步伐。后疫情時代，面對內外部環境的變化，中國經濟短期面臨較大的疫后修復壓力，但長期結構性調整將有利于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

　　中國經濟增長動能將由“外”向“內”切換，內需動能將逐步壯大。疫情沖擊后全球進入低增長時代，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深挖內需潛力不僅可以為全球經濟增長貢獻新增量，同時能夠在區域化和外需疲弱的新常態下，通過“以內促外”新增長模式有效防御外部風險，，但這一動能切換過程將給社會經濟帶來一定調整壓力。一方面我國外貿企業多為中小企業，承載就業人群體量近2億人，外需回落將加大就業壓力，而三年疫情對微觀主體沖擊最大，特別是餐飲、娛樂、交通物流等接觸性服務行業，同為中小企業居多的市場結構使得疫后內部市場承接就業的難度增加，進而使居民收入增長放緩。另一方面，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需要配合產業結構的調整，傳統產業中過剩產能的淘汰與外遷需要與新興產業的成長有序銜接，而我國目前新興產業存在技術短板，疊加大國博弈中對我國關鍵技術領域發展的諸多限制，將使國內在產業換代升級的換擋期出現短期經濟動能減弱。

　　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將從依賴要素投入的傳統經濟增長范式向創新驅動增長模式轉變。疫后全球市場全要素生產率降低，要素成本抬升，如何控制成本和創造經濟新增量將成為疫后國際競爭的關鍵。中國在三年疫情沖擊期間，為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和堅持“人民至上”的防疫方針，“穩健的貨幣政策+積極的寬財政”合力取得良好效果但也壓縮了未來政策持續發力的空間，截至2022年底，我國地方政府債務余額達到35.06萬億元，相較2019年擴張近65%；截至2022年末，我國M2總量達到266.43萬億元，總量遠超美國、日本M2之和，未來繼續依靠債務擴張拉動投資的增長模式不僅邊際效應遞減甚至可能使我國經濟陷入“流動性陷阱”。同時，2022年中國人口首次出現負增長，人口紅利消失疊加全球產業鏈重構和疫后能源價格中樞上行，都使得中國無法再延續過去以要素投入為主的經濟增長范式。與之對應，新技術創新拉動下的效率提升將是保持中國在全球產業鏈競爭地位的關鍵，特別是中國憑借大市場優勢，在互聯網“2C”時代積累了大量遠程服務應用經驗，同時5G和新型數字化技術已具備國際領先優勢，為工業數字化發展奠定了技術基礎并積累了豐富的市場經驗，未來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將逐步向創新驅動轉變。

　　疫后全球資金利率中樞抬升疊加我國供給側改革深入推進，大類資產價格將被重估。疫后全球經濟低增長將提高市場對權益類資產的風險溢價訴求，但通脹中樞上升拉動名義利率的上漲將壓低權益類資產的長期回報率。同時，通脹中樞和資金利率的上升也將使債券市場名義利率水平被推高且波動增大，債券名義利率也將趨于上行，從而壓低債券估值，而美國因在本輪疫情中超大規模的量化寬松以及美元進入重新尋錨的過程，降低了美國國債在全球資產配置中的風險對沖功能。與之相對應，本輪疫情期間，我國政府前瞻性的預判了疫情對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改變，借助制度優勢實現中外經濟周期的錯位并在經濟增長壓力較小的時期加大了對重點產業的改革，房地產深度調控轉變地產行業增長模式、資管新規拆解影子銀行風險、設置投資紅綠燈規范社會資本等，在全球資產價格縮水并進入重新估值的時代，中國資本市場和重點行業的規范化整改加強了中國未來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預期，提高了中國債券的避險屬性，預計中國國債未來在全球資產配置中的比重將有所抬升。

　　中國在新興經濟體中的比較優勢將更加突出并逐步確立在印太區域中的核心地位。歐美地區因在本輪危機中遭受疫情和戰爭的直接侵擾，疫后經濟增速將顯著下滑且在全球經濟中的比重將下降。而印太區域由于在本次沖擊中總體表現出較強韌性，疫后在全球主要區域板塊中的重要性將顯著上升，根據IMF于1月30日最新發布的經濟增長預測，在全球主要經濟體2023年和2024年經濟增速顯著放緩的情況下，其對中國和印度2023年與2024年的經濟增長給出了較高增速預期，其中對中國未來兩年經濟增速預期分別為5.2%（2023年）和4.5%（2024年），未來中國和印度對全球經濟的貢獻度和占比將快速上升。中國因產業鏈完整性以及在印太區域的大國影響力強于印度，從而決定了中國將逐步成為印太地區的核心。

　　在本輪危機后全球地緣政治關系深度變革將帶動全球貨幣關系隨之發生一定變化，人民幣國際化獲得發展機遇。后疫情時期，全球油氣資源交易重心由西半球向東半球轉移、美國國債作為全球核心避險資產的信譽度下降以及中國RCEP區域合作落地，為人民國際化進程提供多重發展機遇，未來人民幣在國際大宗商品交易中的計價功能將不斷抬升，人民幣金融資產的避險屬性將增強，在國際投資組合中的配置比重將提升，人民幣將隨著中國在區域經濟中核心地位的增強逐步在印太區域交易中獲得更多投資、交易的使用需求。

　　中國為應對后疫情時代全球經濟環境變化，經濟著力點將重點放在三個方面，通過新經濟發展推動產業升級、城市群建設加深城鎮化水平以及加速金融產品和服務創新服務于經濟轉型升級

　　面對疫情沖擊后全球政治經濟格局和產業鏈布局的改變，中國將繼續發揮制度優勢，夯實在全球產業鏈中的競爭優勢并積極布局新生態，為應對未來中國經濟轉型發展中來自內、外部的新挑戰和新機遇，未來中國經濟發展或將重點在三個方面發力：

　　一是通過推動新經濟發展促進產業升級。后疫情時代，數字經濟和綠色經濟將成為覆蓋全球的兩大主力新經濟形式。數字經濟作為第四代工業革命的核心，在疫情期間不僅保持了高速增長，推廣應用速度亦有所加快。中國目前在5G、云服務等新一代數字技術領域已占據領先優勢，在后疫情時代需進一步發揮制度優勢，補齊數字經濟領域技術短板，突破外部技術對抗中的“卡脖子”環節，以此健全疫后新型產業鏈布局。綠色經濟發展趨勢同樣不容忽視，面對此次全球能源危機，綠色經濟轉型速度將加快，我國將借助綠色能源轉型優化現有能源結構并借助綠色經濟發展推動一批戰略新興產業發展。在兩大新經濟業態迅速發展之下，預計將帶動一批新型技術產業的發展機會，其中數字基建、2B互聯網服務、物聯網、人工智能等產業將進入高速發展階段。

　　二是城市群建設繼續提高我國城鎮化水平。縮小區域經濟發展落差是建設國內統一大市場，推動內循環的基礎。后疫情時期我國持續推進城鎮化建設既是解決當前房地產轉型發展的體制支撐，也對擴大內需形成有力推動。在徹底打通統一大市場的堵點、痛點之前，發揮區域優勢加強區域化建設是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必然選擇。目前我國已形成粵港澳大灣區、京津冀、長三角、成渝經濟帶和長江中下游等19個城市群，34個都市圈，后疫情時代隨著這些城市群建設的深入推進，我國人口將向這些地區涌入，從而帶動新型數字基建等也將向這些地區聚集并帶動周邊衛星城市的融合發展，市場資源配置也將逐步向這些區域傾斜并形成新的區域市場競爭力。

　　三是金融產品和服務創新服務于經濟轉型升級。我國金融市場在本輪疫情沖擊中表現出較強韌性，我國貨幣政策的穩定性和靈活性使人民幣資產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優勢得以凸顯，人民幣資產在全球避險資產中的地位逐步上升。后疫情時期，面對外部金融風險增大和內部經濟轉型升級，擴大我國金融市場開放水平、提高創新服務能力的緊迫性上升，這對服務于我國疫后經濟轉型升級和抗擊外部風險具有重要意義。首先，在疫后我國經常項下貿易順差逐步縮水的預期之下，加大資本項下對外開放和外匯流入，有利于穩定國際收支平衡。其次，在疫后全球金融資產估值體系重構背景下，深入推進中國特色金融市場估值和定價體系，推動金融機構提高金融產品和服務創新性是金融市場供給側改革的重要環節，優化金融市場環境，有利于提高金融市場開放水準。再次，疫后我國經濟向創新驅動型轉變，充分發揮各類型微觀市場主體的創新活力有利于營造創新型社會生態。其中，國有經濟領域或在加大國有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充分發揮國有投資和運營公司功能領域加大投入，綜合運用基金、直投等多種模式發揮國有資本的引領和帶動作用。民營經濟領域工作重心或集中于豐富民營企業融資工具，擴大金融市場開放，引入多元化科技創新工具，豐富資金來源，更好的服務于各類創新性經濟活動。最后，提升金融市場服務競爭力，使中國金融市場容量與服務水平與我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地位相匹配，提高人民幣國際化水平和中國金融資產的配置優勢，從而有利于加強我國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話語權，推動我國宏觀影響力與微觀競爭力之間形成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

　　綜合來看，本輪世紀疫情疊加各種“黑天鵝”事件將加速全球政治經濟格局重構，疫后全球經濟面臨增量減少，動能減弱的趨勢。我國也將進入“戰略機遇與風險挑戰并存”的時代，以技術創新提升成本控制，以新經濟業態挖掘經濟新增量，加強制度調整和優化推動國內大市場建設，形成“以內促外”的新增長模式將成為我國疫后經濟重建和應對風險的工作主線。

　　(本文作者介紹：大公國際作為中國國新控股子公司，成立于1994年，擁有獨創的評級方法和評級技術，科研成果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