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建：發展模式的內外沖突與百年國運的新舊激蕩

2019年01月24日08:15 作者:趙建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趙建

　　自去年下半年以來，政策層也開始不斷進行修正和校準，因此2019年將是政策面反彈、基本面探底、資金面修復和信心面重建的一年。而真正值得期待的，則是在這個巨大的時代漩渦交匯處，出現真正有魄力的技術性改革家，護航中國經濟走出這個時代的漩渦，為我們再續百年國運。

　　2017年，全球似乎還沉浸在走出后危機、邁向新周期的歌舞升平之中，2018年的全球形勢卻陡然變化。倒不是說這一波回暖行情是重新走向危機的回光返照，但是2018年密集發生的種種事件和金融市場大幅波動，的確讓人更加清晰地聽到了冰山斷裂的聲音。于是，此時將2019年置于一個宏大敘事的語境，可能是最近十幾年最難苛刻指摘的時候。

　　對于這一連串事件，高頻經濟數據的時間序列解析已經蒼白無力，深度的洞察需要從中國百年激蕩的大歷史演進和不同時代的沖突中尋找底層代碼。如果略嫌歷史冗長，那也至少回溯建國后70年、改革開放40年。在中國經濟增長模式“規模+速度VS結構+質量”的內在揚棄中，在中國特色和西方現代性既交疊又沖突的不同道路上，形成了新舊時代、內外激流交匯形成的巨大歷史漩渦：

　　內部是，鄧小平時代向新時代的過渡，接近半個世紀大國崛起、從富到強的修正和躍遷；

　　外部是，新時代與特朗普時代的較量，第一發展中經濟體與第一發達經濟體的狹路相逢。

　　在這內外交錯的沖突中，在這風云際會的激蕩中，恰恰可以彰顯中國百年積累的體制張力和文化韌性。歷史并不虛無！

圖1 2018、2019恰好處于新舊內外時代交織的漩渦中

　　40年，能否說成是一個國家年輪的致命巧合？中蘇的40年，1919-1958，建國；中美的40年，1979-2018，崛起。同樣巧合的是，1958，2018這個具有宏大歷史蒼涼語境的年份：戊戌年。1898戊戌變法失敗，中國走向了另外一個路徑，一個甲子年的內憂外患；1958中蘇關系開始破裂，發展的道路在自力更生和制度試錯中，在起伏跌宕的意識形態激蕩中艱難糾錯和突圍。

　　2018，又是一個戊戌年，與兩個甲子年前相比，中國已經今非昔比，無需多言；當然，煩惱也是大國的煩惱，問題也是第二大經濟體的問題。建設性的思考需要站在歷史和現實約束的視角多一些寬容和理解，形而上的苛刻指摘只能顯示知識的自負和偏激。當然有些刺耳的聲音也是國家進步的動力，它至少增加了憂患意識減少了不必要的沉睡和麻木。

　　先回頭看建國七十年。前三十年的種種風浪，需要站在當時的歷史環境去理解。國家安全是第一位，在集體主義的浩瀚浪潮中個人命運難免渺小，必須形成強大的集中式的舉國體制來增厚國家的安全感，并在探索適合中國社會治理道路的過程中不斷的進行制度試錯，歷史三峽里的激流險峻難以避免的付出了代價。

　　后三十年轉到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賽道上，需要基層的個人和私有利益承諾以激發最大的經濟活力；在對沖國家安全風險方面計劃體制是不得已的選擇，但在激發經濟活力方面必須要充分的放權讓利——尤其是在小農文化本源固守和缺乏公共理念及契約精神的經濟環境里。先富帶動后富，效率先于公平，拿到老鼠就是好貓，結果導向和商業成功學導向下，帶來了前所未有發展動力的同時，也產生了種種問題。

　　十八大后，經濟率先步入新常態，之后是權威人士的經濟L型、供給側改革、防風險和脫貧攻堅戰、環保治理風暴等，都可以看作是從“規模+速度”模式向“結構+質量”模式的轉變，本質上是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總量體系向更加全面的現代生態文明體系邁進。主要矛盾決定歷史的走向，從基本的物質文化需求到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社會主義新時代的序幕拉開，改革開放四十年積累的種種問題如果不能在體制改革深化中自我糾正，那么就需要重建新的舉國經濟激勵范式：基于清爽政企關系下的正反饋系統。這其中路徑依賴下的道路慣性和集體思想意識重構下的階段性徘徊和迷茫是難免的。時代激蕩和道路抉擇過渡期間，政府和市場、國企和民企的邊界需要重新界定，期間難免引起思潮的紛爭和迷茫。

　　這一切都是正常的，如果認為從鄧小平時代向社會主義新時代的過渡是自然而然、線性演進的，那么倒忽視和輕視了大國百年激蕩和沖突中形成的體制張力對整個民族復興帶來的積極意義。這期間可能還需要一個制度試錯過程。

　　首先無非是為了跨越內外兩個陷阱。只要處理好金融和財政問題，中等收入陷阱倒是問題不大，但是這的確需要很高的宏觀風險治理技術以及國家資產負債表的戰略性修復能力。當前迎面而來的是看得見的修昔底德陷阱，一只看似由特朗普牽出的經濟灰犀牛，但實則代表著更加深遠的東西方政治和文化沖突，是美國不可調和的政治經濟矛盾向外的轉嫁和溢出。社會主義新時代對鄧時代的修正也為美國建立冷戰統一陣線和克服原本低效率的否定政治提供了“素材”。從東西方文明的長河看這一切不可避免（實際上美國金融危機延后了這一進程），而2018繼而2019年即將發生的種種放在這個歷史背景下也就顯得自然而然了。

　　一、百年國運周期：以中蘇和中美關系演進為主線

　　中國近百年的國家命運，與兩個大國分不開：在蘇聯的幫助下建立新中國，在美國的支持下發展市場經濟。而且巧合的，都是差不多四十年。在中國百年現當代歷史中，中蘇和中美關系的起伏波折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中國百年現代化進程的節奏和韻律。

圖2 中美兩國半個世紀的風云糾葛

　　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之后，中國開始了更加艱辛的救國圖存之路。打著民族主義的旗幟打垮清王朝以后，先是企圖借鑒美國的分權制衡和民主體制建立代議制政府，但在內有軍閥混戰外有列強威脅的混亂環境里并沒有堅持多久。在迷茫和彷徨中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了新的道路選擇，從此溫和的啟蒙+改良便讓位于激烈的運動+革命。作為面積最大歷史最長的原著居民國家，在民族命運的重建中不得不借助外來力量。

　　20世紀10年代末，蘇聯從政治、經濟等各方面指導幫助中國共產黨建立，之后共同經歷了中國革命斗爭中的歷次重大歷史事件，直到革命成功建立新中國并簽訂中蘇友好互助條約，在蘇聯的支持援助下中國順利的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由于種種原因從1958年左右開始發生變化，蘇方在工業建設方面停止援助投資并陸續撤回專家，給中國剛起步的工業化進程帶來巨大的沖擊。之后中國便進入自力更生突飛猛進的以地方為主的三年自我發展階段，其影響甚至成為一種標志性的詞匯——大躍進。

　　1950s末中蘇關系惡化是否可以簡單粗暴的類比當前的中美關系？歷史當然不能重復但是有者相同的韻腳。蘇聯的做法本質上是斷層式的停止對華“FDI”，在當時中國經濟落后和工業化基礎薄弱、尤其是國際環境逼仄沒有較大回旋余地的情況下，是一個較大的懸崖式的外生沖擊，跟當前美國在經常賬戶上大幅加征關稅有一定的相似之處，當然那時的政治環境比現在要復雜的多。之后整個1960s是中國國際關系低沉的年代，在國家安全成為中心任務的形勢下，種種政治運動和工業基礎設施的戰略轉移（三線建設）需要放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去理解。

　　直到1970s初中美關系迎來曙光，并在年代末逐漸走向正常化，中國的社會政治經濟進入了新的階段：1）定義外部環境為和平與發展；2）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加快改革（放權讓利）開放；3）四項基本原則為治理框架的底限；4）先富帶動后富、黑貓白貓結果導向、摸著石頭過河的運籌學設計，等。從革命和建國時全方面學蘇，到改革開放后全方面仿美，中國歷史進程的百年激蕩的確需要從蘇、美兩個大國關系中尋找節奏和韻律。

　　每一次關系的深化似乎都需要一場戰爭。朝鮮戰爭算是對蘇的“投名狀”，中越戰爭算是對美的，雖然事實上卡特并不主張鄧打這一場戰爭。1970s年代是美國百年歷史的分水嶺也是個國運低潮，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的，政治陷入越南戰爭，冷戰中蘇聯各方面如日中天，經濟陷入由石油危機引發的滯漲，沿用了近半個世紀的凱恩斯主義政策失靈等等，恰是在這種處境下美開始重構國際政治格局，從尼克松訪華開始中美關系逐漸升溫。

　　進入1980s，困境中的美國出現了可能是歷史上最大之一的右派回潮——里根及里根經濟學。里根政策是實現了索羅斯說的“里根大循環”：將主流經濟學所認為的不可能的“高增長、高利率、高赤字、高逆差”同時實現。更加重要的是，在里根的治下，其離任后兩年內，第一大貿易對手日本和第一大政治對手蘇聯都在接下來的90年代走向失敗。

　　這給我們帶來巨大的警示，特朗普可以看作是里根之后的又一次右派大回潮，他在經濟政策上采取了類似的舉措，比如減稅，比如基建等。但是又有不同，比如不太希望繼續加息，不太愿意再增加貿易赤字等。在這一次右派回潮中，中國成為美國民主政治選票的核心話題，是新的政治正確。所以時隔又一個四十年，在中美關系和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發揮重大作用的基辛格博士才說，中美關系再也回不到從前了。根本原因是，中美兩國的時代長河恰好在此處交匯，本質上是特朗普“資本國家主義”和新時代社會主義的沖突：

　　所謂資本國家主義，是資本要美國至上，要回流美國創造就業和稅收。原本，資本本身是沒有國別屬性的，資本的本性是在流動中追求利潤，本質上并不管在什么國家。然而特朗普認為美國的資本尤其是制造業企業大量外流是非常不政治正確的，他采取的內部減稅外部加稅，同時適度加息縮減中美利差，形成稅差和利差雙重相對優勢以吸引資本回流，從而提高選民的就業率。數據證明，中國對美出口商品中有46%來自美國自身的跨國企業。

　　新時代則要強化國有資本，因為面臨鄧時代發展模式下的種種問題，必須強化國家財政力量形成新的舉國體制才能實現。然而就業吸納和效率韌性還是要看非國企和市場化競爭下摸爬滾打的私有單位，但是單純這些市場力量并不能解決當前越來越多的社會公共問題。關鍵之處和難題所在，就是確定國有資本和市場經濟的邊界，而這本質上又牽連到意識形態的問題。民企座談會對私有經濟的充分肯定，強調了新時代的價值主張。然而，從鄧小平時代向新時代的過渡，時代的河流在大拐彎處形成的漩渦，可能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么簡單。

　　二、毛、鄧、新：三個時代的傳承、沖突與揚棄

　　如果總是期盼政府來救1億精英群體，那么誰來救其他的那十幾億人？

　　——曹德旺

　　時間是一條粘稠的河流。當下是歷史的累積，也是未來的預言。無法割舍過去，也不能沒有未來，七十年歷史，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代：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和當前的社會主義新時代。

圖3 兩個凡是VS實踐標準的時代大辯論

　　恰恰，我們處于兩個時代的交匯處。毛與鄧時代的傳承和沖突就不必再說，可以看作是政治運動向經濟運動的轉換。決定時代前行的力量，是社會的主要矛盾，正在從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與落后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轉變為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間的矛盾。和平崛起過程中是民族主義的復興，從富國到強國的中國夢，天下大同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外向型的一帶一路戰略，開始在更高產業鏈條的競爭，這是與含蓄內斂戰略低調的鄧時代有太大的不同，也無法不使美國產生巨大的威脅感。

　　內部沖突形成的漩渦來自鄧時代與新時代的邊際修正。四十年的高速增長成就了中國奇跡，沒有積累問題和矛盾那是不可能的。在一個一窮二白的大型經濟體系上建設現代經濟體，以重塑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合法性格局，采用的是先容忍結構而推動總量的先富帶動后富、白貓黑貓不論顏色，允許基礎試錯，釋放區域空間紅利（沿海地帶經濟特區），雙軌和承包制。不要總是站在河邊等待和爭論，要勇敢的跳入河中摸石頭。這是鄧時代前所未有的的改革勇氣，與毛時代前所未有的革命勇氣，共同構成現當代百年中國最有價值的精神資源之一。

　　40年，差不多一個康波技術周期，也是半個制度運行周期。累積的矛盾逐漸顯現，甚至到達一個閾值，主要體現：1．增長速度不斷下滑，數量模式必須向高質量模式轉變；2．環境污染嚴重，競相透支公共環保資源換取速度；3．金融風險嚴重；4．財政問題，尤其是地方債務問題，養老金等虧空，現代稅制改革進展緩慢；5．人口紅利變為人口負債；6．先富者競相移民，帶動后富已經越來越難；7．精神文明和道路自信問題，歷史虛無主義泛濫等等。

　　最集中的體現是腐敗問題，經濟利益和公權力的聯系，租金泛濫，金融財政化。鄧時代的“官辦經濟+地方錦標賽”模式，異化為官商結合+地方債錦標賽模式。于是當反腐的大旗高舉的時候，經濟增長的速度也走向衰弱。在經濟發展的初期，采取這樣的模式可能是歷史局限下的選擇，文一教授在論述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的時候，也將鄉鎮生產隊長和計劃經濟下的集體組織模式當作引爆工業革命的制度條件。然而，在后工業化時代，中國在從中低端制造向高端制造的躍遷中，在逐步參與全球高端產業鏈的競爭中，將會面臨更富有挑戰性的環境——這對模仿和應用能力強但基礎原創能力不占優勢的中國制造業，的確是一個新的課題。

　　最為重要的是，中心任務依然是經濟建設嗎？孤立主義、冷戰思維、民粹主義、重商主義全球泛濫，在復雜險峻的國際大環境下，國家安全問題是不是還要考慮在內？即使小概率的風險也要做充分的應對，這是個人角度和國家角度的不同區別，也是修昔底德陷阱產生的原因。當一個國家快速發展邁向世界舞臺中央的時候，韜光養晦的戰略也就被動做出調整。大國責任必須承擔起來，這是在時代奔涌的浪潮下難以自主的選擇。政治任期的修正，也需要在這個時代漩渦中尋找理解和答案。2018就是這樣的年份，2019會繼續在這漩渦中，走向涅槃重生。

圖4 新時代是鄧時代的傳承與揚棄

　　三、從2018到2019：在時代交匯的漩渦處

　　歷史還未成為歷史之前總是悄無聲息，逝去以后回望方覺其原本宏大的時代意義。2018是這樣的年份，2019年可能更加重要。

　　1．舊模式已經難以為繼，2019年是重建新時代增長模式的關鍵年份。回頭看十年，2009和2012是兩個關鍵的年份。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打亂了中國產業升級和模式轉型的步伐，四萬億政策打開了債務和貨幣的潘多拉魔盒；最重要的是2012年，不僅僅是緊縮政策制造了企業違約潮后開始在地方政府和房地產端開啟四萬億2.0，更重要的是權力交接過程中的政策擾動，以及之后的全面反腐和黨建。反腐和黨建是絕對的政治正確，但從經濟層面卻打破了原有的政企關系，加上2012年來民企和中小企業違約潮造成的原有銀企關系的斷裂，從而造成了經濟的快速下墜。

　　至今已經5年，中間經歷了美國主導的周期性復蘇，中國自身的供給側改革，基本的邏輯是希望通過供給側改革的結構性力量，逐漸擺脫對美國主導的周期性力量的依賴。然而由于改革過程中的拿捏和節奏可能存在一定的問題，比如環保治理和金融去杠桿的一刀切問題，也不可避免的付出了一定的代價。2018年政策層已經做出調整，2019年能否重建新的增長模式，或者修復舊的模式（銀企關系、政企關系），是經濟能否順利軟著陸的關鍵。

　　2．中美關系無法回到從前，2019年是重建新型大國關系的關鍵年份。中美貿易摩擦問題，G20上確定的談判窗口期內能否達成暫緩的協議？我們認為相互妥協的概率比較大，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美國當前的局勢可能無法承受這次貿易戰，2018年的關稅方案是基于2016年以來經濟強勁復蘇的假設，但當前來看美國股市已經進入熊市，財富效應產生的沖擊將會直接壓低美國的經濟增長勢頭；二是特朗普可能低估了在一個原本多變貿易體系下實施單邊制裁的難度，事實證明在美國對中宣稱和開始加征關稅后，通過第三方繞道和轉口的貿易額度快速增長，比如圖5所示的加拿大、巴西和韓國等；三是加征關稅后美國調整期內，民眾生活成本可能會快速增加，這將大大影響特朗普的選舉基礎。談判窗口期很快就會結束，結果也將昭然若揭。

　　然而如同基辛格所言，無論中美貿易摩擦現在結果如何，中美關系的確是不可能回到從前了，這本質上是時代沖突的結果。2019年，在這個關鍵的歷史關口，中美之間能否找到長期利益的平衡點，重建兩個時代下的新型大國關系，是一個重大的不確定性因素——這不僅涉及到貿易談判條款方面的技術性修改，還涉及到未來幾十年中國在新時代“人類命運共同體”語境下如何與美國主導的西方世界如何兼容的問題。

圖5 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后“轉口”國家貿易額大增

　　3．綜合來看，2019年可能是2012年周期性下墜、2009年外生性沖擊、1999年結構性塌縮的歷史混合體。從各方面來說，2019年是非常復雜的一年，無法簡單的回溯進行線性對標，因此需要解析出不一樣的特征，按照主要的特征對標相關年份，同時重點分析當前的不同之處。

　　對于2019年的主要判斷有三個：一是處于周期性下墜、可能深度探底的年份，很多研究機構預測今年GDP會大幅滑落甚至可能跌破6%，這個類似2012年在嚴貨幣政策（加息升準）后GDP同比增長大幅下滑（從9%直接跌破8%），繼而進入新常態和L型經濟；二是外部需求快速下滑，源自中美貿易摩擦，即使關稅達成協議也阻擋不了凈出口塌縮，這個類似于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引發的類似問題；三是結構惡化，供給側改革、金融嚴監管以及意識形態搖擺等問題造成了資本支出信心不足，銀行實際壞賬攀升（名義壞賬雖然看上去較低，但是基本上處于不斷展期、掛賬和債轉股的僵化狀態）；國企和地方政府擠占了大量的資源，導致貨幣政策基本失效，需要重建銀企關系和修復信用機制，這個類似于1999年出現的問題。然而，與過去的不同之處是，中國近十年的基礎設施投資形成了巨大的產能，高鐵、高速公路、機場，尤其是互聯網信息產業基礎設施的建設，形成了巨大的大國規模效應。如果將中國經濟體系看作一個企業，這個企業具有高經營杠桿+高財務杠桿的特征，這意味著每一次“營業收入”的增長，都會帶來巨大的“大國紅利”。當然，引發的波動也非常大。按照中國倒逼式改革的邏輯，在路徑依賴的利益剛性和方向慣性下，只有在嚴峻形勢下甚至絕境中才能激發改革的動力，所以才能看到1999年絕境改革后十年國運騰飛。

　　我們看到自去年下半年以來，政策層也開始不斷進行修正和校準，因此2019年將是政策面反彈、基本面探底、資金面修復和信心面重建的一年。而真正值得期待的，則是在這個巨大的時代漩渦交匯處，出現真正有魄力的技術性改革家，護航中國經濟走出這個時代的漩渦，為我們再續百年國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