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吳曉波

　　焦慮所積蓄的能量，很難通過自我的吸收來“降解”，而大多需要一個出擊的“假想敵”。它們有的是積極的，有的是消極的，比如，創造一份新工作，結識一群新朋友，沉溺于一款新游戲，或者尋找一個足以發泄的對象。

　　01

　　曾經有兩只貓，蹲在我面前。

　　一只叫焦慮，一只叫孤獨。

　　人厭惡焦慮，是一種本能，因為它讓你無法與自己相處。

　　這是一種難以名狀的情緒，甚至與恐懼不同，后者可以逃避，而焦慮卻像潔白茶杯上的一道裂縫，它不影響任何效用，可是，一旦發現，無所適從。

　　焦慮所積蓄的能量，很難通過自我的吸收來“降解”，而大多需要一個出擊的“假想敵”。它們有的是積極的，有的是消極的，比如，創造一份新工作，結識一群新朋友，沉溺于一款新游戲，或者尋找一個足以發泄的對象。

　　如果焦慮無法找到出口，那么，它就可能被壓抑成泥潭。

　　相比焦慮，人更喜歡說自己孤獨，似乎孤獨是一種更高級的情緒，它常常在詩歌中被吟唱，而焦慮則很少有這樣的待遇。但其實，孤獨與焦慮很難被切割開來。

　　或者說，孤獨是焦慮的避難所。

　　02

　　焦慮這只貓，有兩道影子，一道是成長，另外一道是比較。

　　如果沒有“時間”——這個人類獨創的概念，絕大多數的焦慮便不會存在。中國古人造了兩個詞，一曰“三十而立”，一曰“四十不惑”，它們就是兩個體態肥大的焦慮貓。

　　而比較帶來的刺激，則相對更大一些。

　　1978年9月，鄧小平訪日，坐在新干線上，他對同行者說：“我現在終于知道，什么是現代化的速度了。”任誰都讀得出其中的焦慮。

　　在東芝公司參觀時，鄧小平提出了一個科研課題：“到了冬天，北京總有很多家庭因為煤球爐而中毒，有沒有可以解決的辦法。”日本人一臉懵逼地望著他。因為，1978年的日本島已經沒有煤球爐了。

　　這種表情當然讓鄧大人更加焦慮了。

　　于是，鄧小平從日本抱回了一只叫焦慮的大貓。

　　于是，兩個月后，有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于是有了“開除球籍”的大討論。整個80年代，中國的每一堵墻上都貼著“時不我待”“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標語。

　　可以說，這一輪經濟運動，就是從鄧小平的那只“焦慮貓”開始的。

　　03

　　也有人在贊美焦慮，比如羅洛·梅。

　　1960年代中期，歐美列國的戰后一代進入青春期，平庸而鍍金的中產階級生活讓荷爾蒙無處排泄，各國青年在享受和平紅利的同時，充滿了巨大的焦慮感。羅洛·梅在《焦慮的意義》中卻寫道：“焦慮是人類面對威脅，希望創造自我的正常狀態，在這樣一個高速發展的時代，保持焦慮的人才是真的健康、感覺到時代脈搏的人。”

　　在他看來，有焦慮就有活力，就像發燒一樣，焦慮表示人格內正在激戰，“焦慮使得我們創造和賦予生命想象力的需求，變得敏銳異常。有意識的焦慮雖然比較痛苦，但是它可用來整合自我；生活在一個焦慮時代的少數幸事之一是，我們不得不去認識我們自己。”

　　所以，如果那只叫焦慮的貓突然闖進了你的世界，它可能構成人進步的動力，讓你產生新的意識覺醒，不論它是多么朦朧。

　　04

　　很多人都跟我一樣，有一只焦慮貓，不過，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

　　于是，有人抱怨，這只貓綁架了他們的生活。

　　更有人指責說，那些販賣焦慮貓的人，是可恥的。

　　這個指責含有一股很深的敵意，它針對的不是焦慮本身，而是試圖攻擊那些揭示了焦慮的人，而進一層的意思是，譴責那些揭示者沒有為意識到焦慮的接受者提供可行的解決方案，焦慮本身，成為一劑被利益化的“膠囊”。

　　在今天的輿論場上，每天都能聽到這樣的抱怨——

　　有人總是喊狼來了，但是沒有發給我們一把槍；有人總是說我們的靈魂丟失了，但是沒有為我們造一座教堂；

　　有人總是說我們得病了，但是沒有給我們一包藥；有人總是說我們被財神拋棄了，但是沒有送我們一臺印鈔機。

　　一個焦慮繁衍出更多的焦慮，如同一群繁殖能力超級強的貓。

　　其實，在我們的一生中，那把槍、那座教堂、那包藥乃至那臺印鈔機，從來就不存在。它們都需要我們每個人去親手創造。日本人讓鄧小平感受到現代化的焦慮，可是經濟的復興從來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甚至，那些成功者的經驗，都無法被復制到其他任何的人生中。

　　加繆在《反抗者》中寫道：“人是唯一拒絕像現在這樣生活的動物，問題要弄清，這種拒絕是否只會把他引向毀滅，或者相反。”

　　焦慮貓的出現，以及與之的共處和對抗，從來是私密的，是自我覺悟和探索的過程，并且獨一無二。

　　05

　　那么，焦慮會不會痊愈，這只貓會不會自動消失？

　　對個體而言，最終極的解決之道，大概就是死亡，因為，它讓時間停止了。

　　對于一個時代或者國家，一只焦慮貓的終結方式，往往是以另外一只焦慮貓的替代而發生的。

　　巴菲特有名言：“在貪婪時恐懼，在恐懼時貪婪。”此言并不適用于所有的國度和時代。貪婪需要一塊可以被貪婪的土壤，如果它消失了，與貪婪相關的焦慮便也隨之煙散。

　　去年秋天，我去日本，舉辦“讓日本看見中國匠”的活動，隨行有超過150位新匠人，他們大多是80后的創業者。77歲的阿南唯茂先生接待了我們。他是一位資深外交官，1978年鄧小平訪日時，年輕的阿南已經入職外務省，參與了相關的接待籌備工作，他后來擔任過長達12年的駐華大使。

　　我問阿南先生，1978年的日本，與2018年的日本，有何異同。

　　他坐在我身旁，雙手扶腹，望著那些喧鬧而年輕的中國新匠人們，幽幽地說：“那時的日本，滿街都是像他們這樣的年輕人，現在的日本年輕人都在讀一本叫《低欲望社會》的暢銷書。”

　　有種，你試著去今天的日本販賣一只中國式的焦慮貓。

　　(本文作者介紹：財經作家。本專欄為吳曉波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