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秦朔

　　中國今天的力量，無論是自身的還是相對于國際社會的，都是一百多年來最強大的時候。在軟實力和思想市場的國際競賽中，中國正從美國手中贏得一部分客戶和客戶認同，不只是為世界生產產品，也在生產思想。

　　今年6月，SOHO天山廣場在上海開業那天晚上，我和潘石屹聊了很久。當時有個不法商人在海外做的視頻節目中，有兩處提到他，都是造謠。他忍不下，就公開寫文章回應并向法院起訴，說“我們不能像今天一樣，任由他造謠，大家誰也不說出來，心里覺得懶得理，謠言就一直傳播著”。

　　潘石屹是博客時代和微博時代一呼百應的意見領袖，時至今日卻突然發現，盡管他說的是事實，但微博評論中，很多人質疑他，或對他將信將疑，或干脆認為造謠者說的是真的。

　　這是一種什么現象？人們不是依據事實來作判斷，而是選擇他們想要的、傾向于讓它發生的東西作為“事實”，然后說三道四。

　　《牛津詞典》把這種現象叫 post-truth （后真相），意思是，在塑造公共輿論時，客觀事實所具有的影響力，不如訴諸于情感和個人信念。它被《牛津詞典》評為2016年度詞匯。

　　所謂“后”（post-），用《牛津詞典》博客的解釋，是指“超越”，指“所述的某個概念不再重要或不再相關的”，比如post-national（后國家的）就是指國家認同不再重要的。

　　另一部著名的《柯林斯英語詞典》比《牛津詞典》早幾個月把post-truth收入在線詞典，并引了《衛報》的說法為證：“在這個后真相時代，只要謊話說得毫不猶豫，就能稱王稱霸。不誠實得越明目張膽，越不在乎被抓包，就越能壯大成功。”

　　從商業角度看，“后真相人物”、“后真相公司”俯拾即是。成了的叫夢想成真，輸了的則身敗名裂。前天參加一個金融界聚會，大家討論起賈躍亭，一部分認為是龐氏騙局，一部分認為是“類龐氏騙局”（即主觀無故意），按我的看法，賈躍亭和樂視就是“后真相”的代表。為了融得越來越多錢支撐住擴張太快的企業，他們越來越傾向于“超越”真實，就像孩子們吹泡泡一樣，樂視用PPT和Party試圖改變方方面面的心智，覺得這樣做企業也能成功。他們的夢想是如此不可思議，以至于有幾成兌現把握，他們并不真的關心。

　　“后真相”也可以用來形容我們身邊的社交媒體。每天，都有很多“事實”與“真相”引發熱議、爭鳴、撕裂，人們信以為真地評論，精力旺盛地分享，即使基本事實動輒大逆轉，人們也不知疲倦，新一輪評論分享接著開啟。

　　“后真相”時代不等于不好的時代。萬眾都來參與事實的“塑造”，在某種意義上是把對“事實”的解釋權還給了每個人，“事實”不再是某個權威定于一尊的事情。但“后真相”肯定也不是讓人滿意的時代，最起碼，它讓獲得準確信息的成本提高了，人們的表情也被一次次浪費，未來如果有人要弄清今天的事情，會發現一樁小小的社會新聞弄得都像盲人觸摸的大象一樣，起伏跌宕，跟帖和評論也成為“事實”的一部分。

　　我和很多人聊過 “寧信偽，不認真” 的“后真相”問題。它的成因究竟為何？

　　有朋友說，以前受過“重傷”，所以形成了認知慣性。比如今天在中國，領導性的乳品企業對產品的檢測標準已經高出國際品牌不少，而且也開始走向海外，但很多孩子的父母還是習慣買洋奶粉。有的父母說，就算你定的標準高，中國的空氣水土壤質量能和新西蘭愛爾蘭比嗎，中國奶牛肯定用了很多抗生素。而事實是，抗生素沒有誰能避免，中國大企業的規模化養殖比國外的散養更容易管理，給奶牛打抗生素有幾天會受影響，辦法是這期間的奶統統不用，檢測無殘留物后再用。中國乳品質量提高了一大截，但當年“三聚氰胺”留下的陰影并未完全消散。

　　全世界有很多品牌都是中國制造，完全一樣的產品貼上不同的牌子，價格完全不同。這是一種“外國的月亮比較圓”的后真相情境。這個問題的討論更加復雜，只能說一個大趨勢，就是隨著中國復興步伐的加快，中國的月亮正在圓起來，比過去圓，有一天也可能比西方圓。

　　也有朋友說，“后真相”是社會分化和社會焦慮下的蛋。每當出現醫患矛盾、師生矛盾、官民矛盾、警民矛盾，社交媒體上的聲討之聲就會不斷。很多人其實不完全是就事論事，而是基于他們的日常生活體驗（比如“看病難”），移情于此，把之前的感受“代入”進來。

　　還有朋友說，信息不透明，辟謠不及時，遮遮掩掩、含糊其辭、大而化之，這些極不明智的對事實的處理方式，讓人生疑，留下了長久的隱患。有人對我說：“你說潘石屹冤枉，是因為你和他熟悉，能接觸核心事實。但一般人不熟悉，又沒有辦法當面對證，法院也沒有宣判，而且很多辟謠后來變成了真的，一次次影響，受眾就會根據經驗，從主觀上選擇‘事實’。”

　　如果更廣地觀察，“后真相”是一個全球性問題。

　　從過去幾年全球著名詞典的年度詞匯看，一個突出特點是個人參與對事實的判斷，要自己為自己做主，而不再簡單地相信以前由“精英媒體”或“建制派”認定的“事實”。

　　2016年，《韋氏詞典》年度詞匯是 “超現實” ，Dictionary.com年度詞匯是“仇外情緒”，《柯林斯英語詞典》年度詞匯是 “脫歐” ，2015年《牛津詞典》年度詞匯是一個 “含淚而笑” （Face with Tears of Joy）的表情。所有這些都是根據網友熱搜結果生成的，在某種程度上都反映了人們對現有境遇（事實）的不如意——他們希望重寫事實，他們要主權意識，改變命運。

　　“后真相”在2016年成為《牛津詞典》年度詞匯，和這一年的英國脫歐公投、特朗普競選美國總統，以及更多國家“激情蓋過理性、立場重于事實”的政治氛圍，是分不開的。

　　但這里的最大癥結在于，靠“后真相”真能解決問題嗎？在英國，很多人希望重新投一次票，在美國，特朗普的支持率不斷下降。原來那些對政治很漠然、隨便投了一票的人們后悔了，因為他們投出的“事實”正在成為一個更不能忍受的“事實”。

　　中國即將舉行一次重要的大會。重讀上次大會的報告，看到這樣兩句話，一句是“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一句是“全黨全國人民行動起來，就一定能開創社會和諧人人有責、和諧社會人人共享的生動局面”。

　　五年間，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是全球大型經濟體中最快的，中國已成全球化的最重要推動力，中國在反腐、減貧、提升政府服務等方面的成效也非常明顯，但在理性平和方面，到底是增了還是減了，哪些增了哪些減了？

　　討論“后真相”時代的社會心態和思維模式，其背景是，在中國力量崛起后，如何能夠恰當地看待和把握這種力量？

　　中國今天的力量，無論是自身的還是相對于國際社會的，都是一百多年來最強大的時候。在軟實力和思想市場的國際競賽中，中國正從美國手中贏得一部分客戶和客戶認同，不只是為世界生產產品，也在生產思想。

　　2004年，“北京共識”的提出者喬舒亞?庫珀?雷默寫道：“不久前，我與東南亞某國發展部長舉行了面談。該國被普遍視為小有成就，盡管經歷了一些困難時期但仍然在前進。隨著我們共處的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他放下茶杯悲傷地問我的一位同事、一位經驗豐富的發展經濟人士：‘為什么我們的經歷與中國如此不同？我們與他們一樣。我們有低成本勞動力。我們的政治體制很強大。我們做錯什么了嗎？’這個問題聽上去似曾相識。在整個亞洲、乃至整個世界，都會遇到某些國家研究中國的興起并努力尋找自己能夠在本國實現其中哪些奇跡的趣聞軼事。”

　　中國的迅速發展成長，這是一個“事實”。但如何總結事實的成因，如何對內對外有更好的溝通話語，如何在力量強大的時候量力而行，則是很大的挑戰。

　　我的朋友張劍荊在十多年前寫的《中國崛起》一書中說，在力量的背后是制度和文明的競賽，制度生產力量也生產對力量的控制，在國家間的競爭中，最終落敗的國家，其失敗不是因為制度生產不了足夠的力量，就是制度生產不了控制，有時二者必居其一，有時則兩者同在。

　　除了制度，文化也是一個關鍵因素。前兩天褚時健“被去世”了幾十分鐘，他生于1928年1月，仍然在生產性創業活動的第一線。從“20后”到“00后”，九個代際的中國創業者、企業家在同一個時空拼搏，不知疲倦，勞作不休，幾乎不知道怎么打發不工作的時間，這背后必定有一種文化在起作用。

　　而與此同時，中國經濟幾乎所有的隱患背后，也有文化的作用。比如“做大文化”，為了做大而做大，動作變形也不顧；比如“人治文化”和“政府兜底文化”，從制度和契約看，很多金融風險的受害者應該自擔責任，但由于政府長期形成的管制習慣，管制越多責任越大，最后總是選擇剛性兌付；比如“政企不分的文化”，盡管政府不斷強調各種經濟主體權利平等，但事實上無論政府還是國企，都把國企信用基本等同于國家信用。

　　如果說中國和世界一樣，已經身在“后真相”時代，那么，有沒有一些辦法，改善我們在這個時代的境遇，離理性平和更近一點？

　　第一個方法，是要用正和的思維代替零和的思維。

　　通俗來說，所謂正和，就是相信整個社會是向前發展的，總體利益是增加的，博弈中的雙方利益都將增加，至少一方利益增加、另一方利益不受損害。由此出發，就會把如何促進發展放在第一位，就會通過合作（妥協）來博弈，而不是總想著剝奪對方而令自己獲益。

　　正和思維也是增量思維，其重點是如何改善制度環境和社會文化環境，激發人們的能動性和創造性。如果立足于在現有存量中進行分配，你多我少，你大我小，那就會增加很多矛盾。

　　很多地方、單位、企業也是這樣，以促發展為主，以做事為導向，矛盾就少。以折騰存量為主，以搞人為導向，矛盾就多。嫉妒是人的本性，不可能根除，但如果放任“搞人的文化”，讓一些人把主要精力用于制造假想敵，制造別人的錯誤，活在別人的錯誤里，那這里就永無寧日。

　　同時，在通過正和思維創造增量的同時，要注意增量分配適度向相對弱勢的群體傾斜，以矯正分化。這是為了克服“馬太效應”的剛性，增加社會柔性。

　　第二個幫助我們靠近理性平和的方法，是要用協和思維代替對抗思維，也就是通過對自我的反思，以及對他人的設身處地，不走極端化，而尋求和合之道。

　　“后真相”時代的社會分化、焦慮和撕裂，并不是必然發生的，即使必然發生，其烈度也可以緩和，而不是劈頭蓋臉，單向度打擊別人，偏執化維護自己。這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換位思考，退一步海闊天空。

　　例如當我們陶醉于互聯網時代的諸多偉大成就的時候，是否能夠對網絡化程度不夠的部分多些理解？一位商務部門的領導對我說，你寫互聯網公司的創新很不錯，希望你也多了解一下傳統商業零售的苦衷，上面的領導都喜歡創新，而中國的內貿管理體制長期理不順，卻沒有誰愿意去碰這個老大難。傳統零售的環節一批、二批、三批到零售，每個環節都繳納5%到6%的營業稅，從出廠價到零售價差不多是6到12倍的價差，比如一個羽絨被出廠價是400元，在大的百貨購物中心可能賣4000元，在一般商店也要2000元。現在“營改增”，有些變化，但基本結構還是沒有變。而在西方，出廠價到零售價是3到5倍。所以國外線下的商業遠遠不像中國這樣備受電商沖擊。

　　那么是不是說，線下商業就是落后象征，其所遭遇的沖擊是新商業發展的必要代價呢？這位領導說，也未見得。傳統商業是上門看貨，消費者眼見為實，電商是流量經營，宣傳包裝的作用很大。傳統商業有完整的質量控制體系，零售商（如上海第一百貨商店）要負責進行商品篩選，不合格的就退回去了，而電商是交易平臺，并不給你提供專業保障，你要自己當專家做判斷，而由于知識所限，人人當專家是不可能的。

　　對上述這個涉及體制問題和稅負安排的案例，以及中國今天的產品質量并沒有隨著數量的大大增多而提高的問題，我并沒有專業判斷力，但顯然，那種一邊倒的“先進/落后”的判斷是不全面的。在增量市場，拜新技術之所賜和很低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互聯網公司大鵬一日同風起，但在存量市場，線下的問題與矛盾，遠非說他們不思進取、看不到未來那么簡單。

　　中國文化的一個基本基因是“和文化”，多元居中致和，互施互化、互涵互化、多元協調、化生萬物。反觀今日商界，赤裸裸互撕，恨不得消滅一切對手，攻其一點不及其余，夸耀自己時則不遺余力，何其之多！

　　中國歷史上強調“和而不同”，就是說要尊重差別。西周末年，史伯在與鄭桓公交談時提出“和實生物，同則不繼”，意思是西周快不行了，因為周王“去和而取同”，去直言進諫的正人，信與自己茍同的小人。“和”與“同”是不同的，“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以他平他”，是說相異的事物相互協調并進，就能發展；“以同裨同”，是說相同的事物疊加，其結果只能是窒息生機。

　　后來齊國的晏嬰在闡述“和”與“同”的關系時也說，做菜，油鹽醬醋必須“不同”才能成為菜肴，音樂必須“短長疾徐”、“哀樂剛柔”，有這些“不同”才能“相濟相成”。再往后，孔子就有了那句著名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說法。

　　中國歷史上的“求和，而不趨同”的文化思維，于今仍不無裨益。“和”能生成萬物，如同土加水成泥，可壘墻筑屋，加以火燒，可變成陶器，不同事物的對立統一運動促進客觀世界的發展。而單調的“同”卻不能增益，土還是土，水還是水，沒有質的變化，只能止步不前。

　　走出“后真相”時代，中國需要什么思維？答案就藏在我們自己的歷史深處。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希望下一個五年，我們能夠走出“后真相”，開辟屬于自己和世界的新時代。

　　(本文作者介紹：商業文明聯盟創始人、秦朔朋友圈發起人、原《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