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中國證券業最大的一起個人違規案件，也是云南省涉案金額最大的經濟犯罪，犯罪過程集全國證券公司違規違法手段之大成。對于證券公司而言，不違規，公司就要虧損、倒閉，這是本案主犯余卉的觀點。我們期望各家證券公司能夠站出來理直氣壯地駁倒這種觀點；如果不能，我們就可能看到更多的余卉。(提要)

　　余卉不認為自己犯了罪，而只是違規。沒有有效的監督體制，還會有多少證券業罪犯被押上法庭？

　　如果把21.9億元人民幣變成100元大鈔，那會是一個什么樣的概念呢？有人簡單算了一下，這么多的錢至少需要一輛十噸大卡車才能裝得下。最近，云南省昆明市檢察機關就偵破一起涉案金額高達21.9億元的經濟大案。那么，究竟是誰有這么大的本事呢？請看記者的調查。

　　余卉其人其事

　　今年10月下旬，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昆明市人民檢察院開庭審判了原國泰證券昆明營業部總經理余卉因涉嫌貪污挪用公款一案。此案涉及金額高達21.9億元，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

　　昆明市人民檢察院起訴處處長李仕清宣讀起訴書：“本案經昆明市人民檢察院反貪污賄賂局偵察終結，以余卉涉嫌挪用公款罪、貪污罪；劉朝忠涉嫌挪用公款罪、貪污罪(共犯)，移送審查起訴。”

　　在云南證券界，余卉可算是一個人物。1993年，剛30歲的余卉，便由建設銀行一名普通職員，一躍而成為國泰證券昆明營業部的副總經理，兩年后成為總經理。

　　劉朝忠是本案的另一被告。從嚴格意義上說，本案的利益關鍵人物，并不是劉朝忠，而是他的哥哥，云南南山企業公司總經理劉朝坤。不過，他在案發之后，便逃之夭夭。據檢察院查明，從1995年1月至1998年11月間，余卉和劉朝坤、劉朝忠共謀采取申購新股、簽訂虛假抵押貸款合同、虛構證券買入、證券回扣及融券的方式，將國泰證券昆明營業部的資金21億9千萬元挪出，歸劉氏兄弟經營的南山公司進行贏利。

　　證券業犯罪的典型

　　昆明市人民檢察院反貪局探長李春雷評價這個案件是：“集全國證券公司違規違法的手段之大成。”

　　這樣大的犯罪金額在全國實屬罕見，案件驚動了國務院、中紀委監察部。他們將此案列為專案之一，認為這起案件在全國證券界都有典型意義。在案件中僅申購新股一項，就涉及挪用公款達十幾億元之多。僅1997年一年，余卉就讓業務人員將營業部的錢分期分批打入劉朝坤的帳戶上，讓他們進行網上申購。后來工作人員反映，打錢操作太復雜，余卉便直接讓劉朝坤在網上進行透支申購。劉朝坤以他的名義開了900多個賬戶，透支申購了33支新股，一下就賺了1千多萬元。

　　原國泰證券昆明營業部電腦部經理魏渝鴻說：“如果是走正常渠道，首先他填單這一關就過不去，小姐就不會給他填單；如果通過電腦來委托的話，電腦的程序是自動卡住的。”

　　按照規定，網上透支申購是絕對不允許的。一般的客戶也是絕對做不到這一點，必須進入公司的自營室直接用鏈接上交所和深交所的電話進行報單，而公司的自營室平時連員工都無法進入。

　　記者就這個問題采訪了魏渝鴻。

　　魏渝鴻認定，“客戶除非有授權，才有可能特別允許他自己通過電話委托，直接到場內去申報。”

　　記者問：“這個授權是誰授的？”

　　回答很明確：“這個授權還是總經理授的。”

　　大量的透支申購在電腦上留下了6萬條記錄，檢察機關在調查時不得不請云南省計算機軟件中心專門設計了一個軟件程序來進行計算；由于網上透支達10億元之多，直接記錄裝滿了整整5個磁盤。

　　昆明市人民檢察院反貪局探長李春雪不無感慨地告訴記者：“把6萬多條信息，訂成卷宗的話，按我們的卷宗200頁一本，就要訂出300多本卷宗來。”

　　在審判之后記者采訪了余卉。

　　記者問：“你把營業部的資金打到南山公司的帳上，讓他們進行申購這個行為本身是不是就是不允許的？”

　　余卉回答：“是違規的。好象大家都在做，如果我一家不做的話，可能虧損倒閉的就是我，而贏利的就是他們。

　　對于這個回答，李春雷從法律法規上予以了反擊。

　　“如果她違反規定的目的，是為了公司贏利，那她就是違規操作；她的目的是為了給劉朝坤贏利，從這一目的上來看，她就是個人犯罪。”

　　但是余卉并不承認自己犯罪，她說：“不管到什么時候，定我有罪也好，無罪也好，我敢對任何人說，我對國泰問心無愧。”

　　無監管操作：違規之源

　　余卉真的對國泰問心無愧嗎？讓我們來看一看下面一組數字：

　　余卉將國泰的6億多資金拿給劉朝坤在網上申購新股，讓劉朝坤賺了2千多萬元。而這筆錢國泰完全可以自己賺股。

　　此外，余卉將公司自己中簽的45萬股云維股票低價轉讓給劉朝坤，劉朝坤一轉手便賺了600多萬元；余卉還主動為劉朝坤承擔了炒作云維股票虧損的一千多萬元。

　　再比如，營業部的這幢大樓，劉朝坤當時花了600多萬元買下租給國泰，余卉一次付給他十年的租金1千5百萬元，還另付了8百萬元的裝修費，余卉對劉朝坤可謂關愛有加。那么他們之間到底是什么關系呢？

　　在法庭上，法官問余卉：“你和他(劉朝坤)是什么關系。”

　　余卉回答：“應該是很好的朋友關系。”

　　余卉與劉朝坤僅僅只是朋友關系嗎？

　　李春雷告訴記者：“我們在調查的時候發現，國泰公司買的一套房子，給余卉住的，在裝修的時候是打通的。我們在他下面一個守門的老太太那兒調查的時候，老太太就說，他們就是倆口子呀，所有水電費，都是余卉來交的。”

　　那么，在短短的3年時間里，余卉是怎樣做到這一切的呢？據了解，國泰證券昆明營業部是由建設銀行云南省分行出資五百萬元、國泰總部出資了三百萬元組接而成，同時它又具有獨立的法人資格，因此無論是建設銀行，還是國泰總部都對它缺少應有的監管。

　　記者問余卉：“在這種管理方式下，是不是一把手說了算？”

　　余卉回答說：“是的，包括股票的自營、買賣多少股票，昆明營業部是有這個自營權的。作為其它的業務，應該說是總經理負責制法人負責制吧。”

　　總經理負責制在余卉這里便成了一手遮天。當時投資部的一個經理反對將錢打給劉朝坤申購新股，主張由營業部自己來做這種包賺不賠的申購。余卉大為光火地說：“你是老板還是我是老板，你說了算，還是我說了算。”檢察院在調查中還發現，公司帳務管理混亂，營業部基本上不是按照一個正常的公司模式在運營，公司的許多決策，連總經理助理都毫不知情。

　　其實，權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沒有監管的權力。余卉之所以能夠挪用21.9億元的巨額公款，將手中的權力變成翻云覆雨、謀取私利的工具，原因至少有兩點，第一是證券市場的證券法規不健全，第二是缺少必要的監管。用沒有限制的權力來攻制度的漏洞，余卉當然能夠輕易得逞。由此，我們不由得擔心，證券市場的漏洞究竟還有多大呢？(文/經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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