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成民眾不滿我國教育現狀 公平問題為關注熱點(7)

　　全國政協委員，廣州市政協主席，“全國扶貧狀元”陳開枝為推動教育事業不遺余力。

　　陳反復強調：扶貧先扶志，教育是根本。他從創辦教師培訓中心入手，大力拓展師資力量。新建或擴建學校200多座，特別是發動香港祈福國際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彭磷基先生捐款2000多萬，新建百色祈福高級中學，成為廣西省區級示范高中的樣板；香港日成玩具有限 公司董事長鄭柱成先生捐助1200多萬元，臺胞王永慶之子王文祥先生及宗教界人士積極投身于教育事業。陳開枝個人資助了45名學生。

　　陳認為，教育就是生產知識的手段，而一個國家取得經濟增長的成功的方法，取決于他們如何調動他們的知識，他們的教育資源。

　　中國教育“怪”現狀

　　中國教育資源過分集中在政府手中，這導致目前中國的教育狀況出現了很多奇怪的現狀。首先，國有資本的一家獨大給民營資本的進入設置了障礙。并且政府對教育資源的分配有更多計劃性的色彩，所以無論在東西部之間，城鄉之間，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間，重點學校和非重點學校之間，都出現了大范圍的分配不合理現象。

　　2003年教師節前后，全國農村中小學優秀教師座談會在北京召開，會議組織者為農村教師安排了北京優質學校的參觀活動。幾位代表參觀了一所學校后，說什么也不想繼續看了。一位來自青海的小學校長坦率地說：“因為和我們農村學校、民族地區學校的差別實在太大了，根本沒法相比，可能永遠也趕不上。”

　　城市和農村的不均衡

　　寧夏最貧困的西海固地區，海原縣的斗溝村，記者看到村里唯一的教室已經是危房，這間沒有窗戶的教室用泥坯搭成，所有的課桌因為缺少桌腿都必須頂著墻放置。一間教室包括了預備班到四年級的學生，老師授課，就是對著全部孩子來講課。唯一的老師因為學生拖欠每年60塊的書雜費，還必須自己種地來養活一家。

　　類似斗溝村的地方，在西部地區還有不少。寧夏、新疆、青海的小學危房率分別達到4.2%、3%、4.3%。地方經濟不發達，僅靠民間資本，政府不來投入，他們的教育只能辦成現在的樣子。

　　從目前的情況看，農村與城市的辦學差距的確“永遠”也趕不上。即便在教育投入不斷增加的情況下，增幅較大的也是城市教育，農村教育投入雖然在增加，但是幅度較小。以貴州為例：1994年至1999年間，貴州城鎮初中生教育經費增長137.82元，增幅為35.99%；農村初中生均教育經費同期僅增長88.55元，增幅為29.36%。與此同時，上海城鎮初中生均教育經費增長966.84元，增幅為55.22%；上海農村初中生均教育經費增長978.91元，增幅為81.26%。

　　從區域上來看，無論是城鄉之間，還是中西部之間，教育投入多寡直接導致了教育資源分配不均衡。80%的人占有20%的資源，20%的人享受80%的資源，其中的不平衡恰恰需要政府來調節，這是包括分稅比例，財政轉移支付等一攬子制度設計。它們必須向農村傾斜，向西部傾斜。現在，越是地方財政少的地方，不僅是教育投入不夠，各種國家政策扶持也很少，也是非常奇怪的現象。

　　除了投入不足外，城鄉間的不均衡還包括教育各項政策產生的不平等。比如，外來民工子弟入學的問題，在我國各大城市都需要不同數額地交納借讀費，究其原因，因為分享了城市兒童的教學資源。例如，福建省發出《關于加強義務教育階段招收借讀生工作管理的通知》規定，對外地戶口學生借讀費標準(不含學生正常交納的雜費和代辦費)為：小學每生每學年最高限額800元，初中每生每學年最高限額1300元。

　　處于義務教育階段的適齡兒童，由于出生地的不同，就不能享受同等的國民待遇。所以，根本上說，城鄉教育資源分配不均衡，是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城鄉二元結構的必然結果。北京理工大學教授楊東平就指出：“國家的公共政策優先滿足城市人，甚至只反映和體現城市人的利益，從糧油供應、醫療、住房、勞保，直到教育，城鄉的不平等體現在各項福利制度中。”

　　有調查顯示，教育支出已經成為農民返貧的第二大因素(僅次于疾病)。近幾年，每到高考發榜，都可以在媒體上看到農村的學生家長因為不能交納學費而自殺的消息。

　　教育層次的資源倒掛

　　我國的教育投入長期徘徊在財政收入的2%左右，這是一個極低的投入水平，而其中大部分又給了高等教育，或者說非義務教育。在計劃經濟下，我國長期推行的是精英教育的戰略，對高等教育的投入就是這一戰略的體現，它可以在短時間內，在某個學術領域內，產生效益，取得突破，然而很明顯這樣的政策不是普惠的。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這樣的精英教育戰略繼續使教育資源分配的不合理拉大。比如，從1999年起，教育部分三年單獨給清華、北大各撥款18億元，用于其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姑且不論這樣的高投入能否產生“世界一流大學”，更重要的是在教育投入原本匱乏的情況下，把大量資金用于精英的培養，顯然忽視了基礎教育乃是每個公民最基本的權益。

　　在經濟比較發達的江蘇地區，很多完全中學開始放棄初中階段的教學，改革成純粹的高中學校。放棄初中教學的目的在于集中優勢資源，提高教學質量。然而，在這一舉措的另一面，是對初中階段教學的不重視。初中階段處于義務教育階段，教育的經濟效益要小得多；同時，不涉及高考錄取率的問題，所以初中階段的教育顯然不是地方教育資源傾斜的方向。

　　事實上，精英化的傾向不僅讓優勢資源從基礎教育向非基礎教育轉移，在同一層次上，出現了從普通學校向重點學校轉移的情況。在湖南長沙，名牌高中擇校費要1.5萬元，初中1.2萬元，甚至連小學都開始摹仿。在江蘇鹽城某重點中學，在停辦初中后，把高中班級擴容到每年級30個班，按照成績招收的學生數量卻在降低，增加的招生名額都要佐以各種贊助費、擇校費。

　　政府投資辦學，就是讓原本不均衡的教育資源分配，通過政府的二次分配來趨向均衡，而目前公辦學校的改革卻加劇了這一分配的不合理。各地的財政撥款，重點與非重點學校存在差異。例如，重點中學享有非重點中學所沒有的附加經費。稀有的優質教育資源，經過這樣的政策傾斜，變得越來越集中，越來越只為少數人服務。

　　教育投入的重點化傾向，除了讓教育資源分配不公，還直接導致了教育腐敗。近年來，高校招生的腐敗屢見不鮮就是很好的例證。在這次兩會期間，代表們關于教育公平的提案中，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取消重點學校，特別是義務教育階段的重點學校，讓優質教育資源能夠均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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