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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李慕白

　　來源/華商韜略（ID:hstl8888）

　　2018年6月28日，美國威斯康星州的芒特普來森小鎮，迎來了一批特殊的客人。

　　客人中的C位是三位老人，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日本軟銀董事長孫正義，還有富士康老板郭臺銘。

　　三位政商巨頭湊在一起，出手就是了不得的大事。

　　一波三折

　　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正式成為美國第45任總統。三個月后，美國政府公布了號稱史上最大規模的減稅方案。

　　方案的要點很多，但有一個特別顯眼：將企業所得稅稅率從35%下調至15%。

　　如此激進的減稅方案，特朗普有著自己的考量：“讓美國企業將數萬億美元的海外資金匯回美國國內”。

　　雖然在大選中，特朗普沒少抨擊前任奧巴馬，但他和奧巴馬一樣，同樣想讓制造業回流到美國本土。因為這關系到重要的選票。

　　制造業這張牌，是特朗普在大選中能拿下威斯康星州、北卡羅來納州等幾個搖擺州的關鍵所在。歷史上，這些地方一度有著發達的制造業，但在20世紀中后期，由于制造成本的上升導致產業鏈外移，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失去了工業，也影響了當地人的生計。作家萬斯在《鄉下人的悲歌》一書中，描述了一副悲慘場景：離婚、貧窮、吸毒、暴力，充斥在工業撤退后當地人的生活中。

　　很多人希望，當地制造業能二次復興，創造更多就業機會。這時候，特朗普來了。在大選前，他不止一次走進威斯康星州，宣稱要在那里建設更多的工廠。

　　如果說為企業減稅是胡蘿卜，那特朗普另一手里揮舞的便是“大棒”。

　　特朗普多次在推特發文，點名威脅蘋果、福特、通用等公司，要它們在美國本土建廠，否則就要征收一次性進口邊境稅。

　　作為蘋果的主要代工企業，一直謀求全球化布局的富士康，雖然算不上根正苗紅的美企，卻積極響應了特朗普的號召。

　　郭臺銘宣布，要在威斯康星州投資100億美元，新建一家液晶面板生產廠，以創造1.3萬個工作崗位。威斯康星州投桃報李，提出為富士康減免近30億美元的稅收。

　　廠區剛挖下第一鍬土，特朗普就興奮地宣稱：“這讓世人更加意識到美國工人的無與倫比、美國夢的無限可期，美國的繁榮就在眼前”，并把這座待建的工廠稱為“世界第八大奇跡”。

　　為了跟上總統的調子，郭臺銘也表示“要把威斯康星州的工廠打造成最先進的制造工廠”。

　　調子起得很高，但劇情卻沒有按預想的方向走。

　　四年多過去了，那片面積約為五角大樓三倍的廠區，只有稀稀拉拉的幾座建筑，新修的道路上也是人煙稀少，絲毫沒有要投產的跡象。而當地政府，也一直在嘗試尋找新的企業接盤。

　　這不是富士康第一次在海外建廠失利。

　　同樣是在美洲大陸，2011年，富士康在巴西圣保羅州宣布了一份雄心勃勃的計劃，要在當地投資數十億美元，建造一個世界范圍內都屬于頂級規模的制造中心。

　　當地政府預計，制造中心將在帶來十萬個就業崗位的同時，帶動巴西電子信息產業的發展。

　　愿望是很美好，但卻落空了。即使在高峰時刻，富士康在當地的用人規模也只在2500人左右，遠未達到預期目標。

　　但這并不算完，到2017年，巴西當地媒體報道稱，富士康正著手關閉位于圣保羅州容迪亞伊的工廠。而富士康在當地的另一家工廠，已經幾乎是一座空廠，只有零星的幾個員工在更新和維護零部件。

　　在亞洲，富士康的建廠之路同樣不順。2014年富士康曾宣布，計劃在印尼投資10億美元建廠，但到了2015年卻被爆出因“土地問題”而不再進行投資。

　　在印度，2020年，馬哈拉施特拉邦工業部長蘇巴什·德賽稱，與富士康在當地合作建立電子產品制造工廠的計劃已經取消，原因是富士康與蘋果公司產生內部糾紛。根據德賽的說法，富士康曾在2015年與印度政府簽訂協議，計劃投資50億美元，建立10-12個工廠。

　　不過，富士康母公司鴻海集團當時卻發布聲明表示：“該說法嚴重失實，目前集團正配合主要客戶推動當地建廠計劃，進度一切順暢”。

　　盡管富士康這些年一直在努力全球布局，但真正建廠的也只是越南、印度、墨西哥、捷克、匈牙利等數個國家。

　　起于中國，興于中國，富士康為什么執著于在海外建廠呢？

　　海外布局的考量

　　2019年4月，郭臺銘收到一條邀請，發出邀請的是印度總理莫迪。

　　莫迪的目標很明確，希望郭臺銘訪問印度，商談富士康在印度的擴張計劃。

　　三個月后，富士康在印度的金奈工廠開始生產iPhone X系列。此前，盡管和印度政府達成協議，要建10-12座工廠，但直到2019年，富士康在印度也只有兩個組裝廠，除了為蘋果代工iPhone SE、iPhone 6s等老舊機型外，還為小米和諾基亞生產設備。

　　當時，富士康的一位高管透露，未來會在印度逐步生產更多型號的iPhone。而郭臺銘的回應也充滿著想象意味，“未來，我們將在印度智能手機行業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

　　連番的表態，是在釋放一個信號，富士康要在印度建造更多的工廠。

　　為富士康和蘋果在印度擴張做注腳的是，印度政府同樣要大力發展制造業，同樣舉起了胡蘿卜和大棒。

　　2020年，印度政府出臺政策：“智能手機廠商在印度生產的特定高端智能手機數量，超出上一年度的部分，每部將可獲得成本4%至6%的補貼，政策有效期為5年”。

　　與之相對應的大棒便是：“高關稅”。不像特朗普只是動動嘴，莫迪可是動了真格。

　　2017年12月，印度政府提高了電子產品的進口關稅。其中，手機進口關稅由之前的10%提升到了15%。到2018年2月，手機進口關稅進一步上調至20%。

　　市場研究公司Counterpoint Research分析師塔倫·帕薩科曾表示，這對蘋果公司的影響最大，因為蘋果在印度的產品88%是進口的。

　　高額的關稅，自然會加在產品售價上。以蘋果公司的iPhone X為例，官方的售價為999美元，但到了印度，價格卻高達1400美元。

　　關鍵是，印度還是智能手機的大市場。2018年印度智能手機市場出貨量為1.423億部，同比增長14.5%。

　　蘋果CEO庫克更是直接表示“非常相信印度的機會，這是一個充滿活力和年輕人口結構的國家”。

　　但蘋果在印度的表現，卻是慘不忍睹。2018年，蘋果在當地的市場份額只有1%，原因是價格太高了。要想進一步搶占印度市場，最好的策略之一便是將供應鏈轉向本土，以繞過高昂的關稅。

　　而富士康在巴西的布局，同樣也受到高關稅的影響。巴西電子產品的關稅一度高達16%，此外還要繳納15％的工業制成品稅和18％的商品流通稅。這使得當地手機走私泛濫，有數據顯示，僅2019年巴西就銷售了320萬部非法智能手機。

　　在海外建廠，還有防范風險的考慮。全球地緣政治緊張，疫情肆虐，使得富士康供應鏈布局邏輯發生了變化，過去是以提高效率為主，現在更多要追求穩定，保證生產的連續。

　　尤其是當下，供應鏈已經拖了蘋果的后腿。以新上線的iphone14為例，其官網部分機型一度出現缺貨狀態，蘋果公司給出的原因是“供應廠商近期生產情況受到波動”。蘋果公司曾預計，因供應鏈問題使得第三財季的銷售額損失40億至80億美元。

　　為了不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從特朗普對中國發起貿易戰之后，蘋果就一直在謀求供應鏈多元化。

　　利益綁定緊密的富士康，自然要緊隨蘋果腳步，其董事長劉揚偉明確表示，“未來不論在新產品開發，或是量產規劃，集團會考量分散風險，準備好各項異地備援方案”。

　　此外，富士康在海外布局還有深層次的內在原因——降低成本。其中，很重要的一項便是降低人力成本。

　　產業經濟學有一個著名的理論：微笑曲線。處于曲線兩端的是研發和品牌營銷環節，屬于高利潤，曲線中間的便是富士康所在的制造環節，利潤最低，勞動密集。

　　勞動密集型企業發展的關鍵，就是要有充足廉價勞動力做支撐。

　　某種程度上，富士康的成功就是有賴于要持續找到廉價的勞動力。

　　1988年，富士康選擇在深圳龍華建廠，2010年又將產能轉移至鄭州、成都、重慶等中西部城市，莫不遵循這種邏輯。

　　但如今，中國正在喪失這種優勢。

▲富士康第一批女工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1年，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月均收入4508元，同比增長10.1%。而在招聘網站上，富士康招聘普工的月薪在5000-8000元不等，其中新入職的底薪是2460元，轉正后為2850元。

　　相對于越南、印度，中國的勞動力成本還是高了。

　　從越南富士康官網的招聘信息來看，其底薪是490萬越南盾，折合人民幣為1427.51元，即便加上106.6萬越南盾的伙食津貼、30萬越南盾旅行津貼、以及累計100萬越南盾的勤奮津貼和住房津貼，一個越南工人在不加班的情況下，薪資兌換成人民幣為2116.8元。

　　越南中資手機企業協會秘書長楊述成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越南普通手機產線工人平均工資在3000-3500元人民幣。也就是說，即便算上加班，越南勞動力成本還是要比中國低上不少。

　　而在印度，人力成本會更低。據悉，富士廠印度工廠的普工一個月的收入僅為140美元，約合人民幣892元。

　　盡管有種種理由，支撐富士康要進行的全球布局，這并不意味著，富士康能真正脫離中國。

　　中國仍是主陣地

　　2016年的最后一天，郭臺銘出現在廣州，他旗下的SDP公司要在當地投資610億元，建造一個顯示器全生態產業園區。

　　發布會現場，有記者拋出了一個略顯尖銳的問題：富士康會不會離開中國？郭臺銘回答得也很直接：“富士康不會走，會留在這里（中國），今天就是最好的證明”。

　　一直以來，富士康奉行的策略是“兩地研發、三區設計制造、全球組裝交付”。

　　所謂“兩地研發”是指，以大中華區與美國為兩大重要戰略支點。“三區設計制造”的布局重點，是以中國大陸為中心，亞美歐三大洲至少設立兩大制造基地。“全球組裝交貨”是指在全球范圍內進行組裝，保證“適品、適時、適質、適量”地把貨物交到客戶指定的地點。

　　全球組裝，就意味著要在不同的國家建廠。但富士康的戰略也很明確：要以中國為中心。這背后，有著更為復雜的考量因素。

　　中國不但有良好的營商發展環境，而且擁有巨大經濟規模與潛力。

　　2010年，成都與富士康簽約后，當地只用了四個月的時間，就將16萬平方米的廠房建成，而且還成功招募了2萬名工人。

　　而富士康在鄭州的工廠的速度更為驚人。協議剛簽訂一個月，第一條生產線就可以投入使用了。政府更是動用全省的資源幫助富士康招工，第一期就招到了10萬人。

　　而政策的持續性和穩定性，是企業能夠在一地長久發展的關鍵。富士康之所以折戟巴西就是因為爭取該公司的政府下臺，原本承諾的稅收優惠大幅減少。

　　更讓富士康離不開的是，完善的供應鏈和基礎設施。

　　中國有門類齊全的制造業體系，擁有世界上最為豐富的制造產業鏈條。

　　以富士康第一大客戶蘋果為例，2021年的190家供應商中，有91家是中國企業，占47.9%，位列第一。

　　生產蘋果所需的攝像頭模組，PCB線路板，FPC柔性印刷線路板，揚聲器，觸控馬達等零部件，都有賴于中國企業。

　　受益于中國發達的運輸網絡，這些企業所生產的零部件在24小時之內便可到達工廠。印度雖然一直在大力發展公路、鐵路等基礎設施建設，但至今沒有一條營運的高鐵線路，而中國高鐵運營里程突破4萬公里，截至2021年底，已通達93%的50萬人口以上城市。

　　一位蘋果的高管曾回憶：“蘋果在最后一刻更改iPhone的屏幕設計，新的屏幕面板就在當天午夜運達大陸的工廠，12小時后，一塊塊新屏幕就都嵌到手機上”。

　　當產業鏈形成聚集之后，企業的運輸成本、原材料采購成本會極大降低，這也就決定了中國難以被替代。

　　當下，無論是富士康越南還是印度的工廠，其供應鏈還要仰仗中國。比如印度的金奈工廠，其所需的零組件，大多來自廣東。供應鏈拉長之后，存貨和運營成本都會增加，經營風險自然也隨之增加。

　　富士康威斯康星州工廠停滯，一個重要的原因便是，當地缺乏面板產業相關的上下游廠商，沒有產業集聚，投產成本和難度大幅增加。

　　而雖然中國勞動力成本在上升，但勞動力素質優勢依然明顯。中國經過多年發展，已經培育了大量的熟練工人和工程師，這正是越南、印度所稀缺的。在越南生產蘋果AirPods 3曾出現各種質量問題，也被廣泛認為是在當地招不到熟練的工人所致。

　　時至今日，中國依然是富士康的主戰場。

　　根據鴻海官方披露，2021年，其在中國大陸固定資產為2479.52億新臺幣，約合560.37億人民幣，占到鴻海所有固定家業的57%。

　　鴻海集團董事長劉揚偉也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富士康生產線的產能有75%在中國，剩下的25%則分散于全球各地。

　　但從市場規律看，制造業向更低成本的區域轉移是不可逆的。就像發達國家的制造業因為成本而向發展中國家轉移一樣，伴隨中國成本的提升，一些制造業企業向更低成本轉移也是必然趨勢。

　　2020年起，越南成為蘋果Airpods藍牙耳機的主要制造產地，今年也開始代工iPad。2022年4月，位于印度金奈附近的富士康工廠開始生產iPhone13，最近也有消息稱，富士康計劃進一步在印度擴張，擬在未來兩年新招超5萬名員工。

　　1988年，深圳龍華一片荒地上，郭臺銘大手一揮對當地政府官員說：“看得見的土地我全要了”。如今，中國大陸可讓富士康如此大手筆的空間已越來越小了。

　　這樣的背景下，中國更要關注的不是誰能搶走富士康這些的制造企業，而是如何與它們一起向更高端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