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馬斯克”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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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劉景豐

　　來源：甲子光年（ID:jazzyear)

　　1960年，剛剛上任美國工程師聯合委員會的奧古斯都·布勞恩·金澤爾產生了一個想法，像美國國家科學院（NAS）在科學領域進行服務那樣，建立一所工程院專門服務工程師們。此前，他曾擔任美國聯合碳化物公司工程師、研究總監，深知當時美國工程師群體的困惑。

　　彼時，絕大多數工程師都處在企業研發一線，或者身居企業研發崗，而很少作為高校或研究機構的專職研究員。盡管在此前的近100年里，工程師已是美國國家科學院創始成員和占該科學院成員近六分之一的群體，但幾乎沒有一個有聲望的機構來服務他們。這導致，在工程師們為科學進步帶來巨大推動的同時，他們在公眾心目中的存在感卻一直很弱。比如，在當時美國國家科學院的 675 名成員中，只有大約 30 人稱自己為工程師，這在一定程度上壓制了工程師們的認同感和積極性。

　　在金澤爾的推動下，1964 年 12 月 5 日，美國國家工程院 (NAE) 終于成立，金澤爾也成為美國國家工程院的第一任院長。盡管最初NAE的成立是鑒于NAS擔心工程師在其機構的擴大而進行的“有目的的妥協”，但這一舉措仍被視為“美國科學與工程關系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如今，美國國家工程院已經成為工程學界的頂尖學術機構，是美國四大國家學術機構之一——其他三家分別為美國國家科學院 NAS、美國國家醫學院 NAM 及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 NSF，同時也是世界上較有影響的工程院之一。

　　即便是一家學術機構，美國國家工程院仍然不只以學術標準來產生院士。實際上，從第一批美國國家工程院成員的構成來看，就有很多是出身企業一線的技術人員或商業領袖。比如曾做過工程師的金澤爾，以及美國洲際彈道導彈(ICBM)系統之父、休斯飛機公司副總裁西蒙·拉莫（Simon Ramo）。

　　此后，幾乎在歷屆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名單中，皆有科技創業者的身影：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蘋果創始人喬布斯、谷歌創始人拉里·佩奇和謝爾蓋·布林、亞馬遜創始人兼CEO貝佐斯、微軟現任CEO薩提亞·納德拉，以及SpaceX創始人埃隆·馬斯克。

　　某種意義上看，對工程師群體的重視和技術型企業家的鼓勵，也大大刺激了過去50年來美國科技公司的崛起和發展。

　　人們對馬斯克入選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的關注，也是對下一個中國“馬斯克”的期待。

　　1. “本科院士”馬斯克

　　如果只看學術，馬斯克能當院士絕對是個天大的笑話。

　　一個平平無奇的轉校生，上了一個為了泡妞而選擇的學校（馬斯克選擇加拿大皇后大學是因為美女多），只拿到本科學歷，沒有在任何核心期刊雜志發表過一篇專業論文，也沒有任何發明創造。

　　這不就是個平平無奇的浪蕩青年嗎？

　　但畢業后的馬斯克卻像開了掛一樣，不僅連續成功創業，早早實現財務自由，更是以一人之力改變了美國航天發展的局面。

　　在SpaceX崛起之前，美國的商業航天市場幾乎都被波音和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等老牌巨頭把持著——他們為了自身利益聯合起來哄抬火箭發射價格，不僅讓NASA（美國航空航天局）深受航天發射高成本之苦，要依靠過去的軍事對手俄羅斯的“聯盟號”宇宙飛船向太空輸送人員和物資——據說，美國購買“聯盟號”飛船的船票價格單價從2007年的2180萬美元漲到2018年已達8110萬美元；還使得整個美國航天產業止步不前，一眾中小商業航天公司被巨頭聯合壓制，其中就包括初創時的SpaceX。

　　最絕望時，SpaceX三次火箭發射均以失敗收場，失敗的氛圍籠罩著公司所有人；特斯拉也陷入產能危機，有人專門在網上開設了一個名為“特斯拉死亡倒計時”的欄目。2008年12月，SpaceX首席財務官迪帕克告訴馬斯克：“賬面資金只能維持3天。”

　　但即使這樣，馬斯克仍以他自己的方式讓SpaceX公司活了過來——第四次火箭發射成功，讓SpaceX獲得NASA16億美元資助，從此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甲子光年」此前曾撰文分析，SpaceX能以令人咋舌的低價打敗它的美國對手們——波音公司、洛克希德·馬丁公司、軌道科技公司，當這些公司的火箭發射成本還維持在2億美元/次的價格時，SpaceX每次的發射費用已降至6000萬美元；之所以能把價格降到如此低的水平，是因為它已通過研發可回收火箭和可回收宇宙飛船，大大降低了火箭和飛船發射成本。

　　盡管可回收火箭和可回收宇宙飛船早在數十年前就被提出，但真正將其實現的，竟是航天門外漢馬斯克。

　　從這個意義上說，SpaceX以一己之力推動美國航天產業進入了新階段。

　　更關鍵的是，馬斯克并不是一個“甩手掌柜”。盡管他并非航空航天專業，但在經營SpaceX幾年后，馬斯克靠著極強的自學能力也成長為一名航空專家。在《硅谷鋼鐵俠：埃隆·馬斯克的冒險人生》一書中，作者在進行大量調研采訪后對馬斯克評價稱，“很少有技術公司的CEO在各自領域的專業程度能達到他那樣的水準”。

圖注：當地時間今年2月10日，馬斯克直播 SpaceX 星艦計劃最新進展　　

　　也正因此，馬斯克在SpaceX的職務為CEO兼CTO，同時也是一名工程師。不得不說，馬斯克確有非凡的學習和創造能力。

　　除此之外，馬斯克很早就意識到，太陽能很可能注定是人類未來首選的能量來源。為此他創辦“太陽城”公司，并將其做成美國最大的太陽能板安裝企業。太陽城更多地表現了他的世界觀，而非商業機會。

　　此次美國國家工程院對馬斯克當選院士的評價是，他在可重復使用的運載火箭，可持續運輸和能源系統的設計、工程、制造和運營方面取得了突破。

　　按照這個標準，馬斯克當選工程院院士的確實至名歸。

　　2.企業家能當選院士嗎？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馬斯克當選美國工程院院士似乎只給國內科技圈帶來了狂歡，在國外極少有媒體對此大肆宣傳報道。

　　國內媒體在津津樂道地談論“馬院士”時，很容易想到的是，兩年前國內也有一批企業家、科技領袖被提名為中國工程院院士候選人。

　　2019年4月，中國工程院公布了2019年院士增選有效候選人名單。531名候選人中，來自企業界的候選人為114人。其中便有科技圈熟知的百度董事長兼CEO李彥宏、百度高級副總裁兼AI技術平臺體系（AIG）總負責人王海峰、阿里云計算業務創始人王堅、騰訊控股的深圳前海微眾銀行首席人工智能官（CAIO）楊強、微軟全球執行副總裁沈向洋、比亞迪董事局主席兼總裁王傳福等人。

　　這些候選人都是在各個科技領域做出過重大成就的商業領袖，且本身也擁有不俗的學歷。但是外界卻對此提出質疑，企業家的目的是獲取商業價值，而百度過去因搜索競價排名售賣虛假醫療廣告等行為存在道德瑕疵。

　　這場風波對院士評選的影響并不被外人所知，不過最終的結果卻是，李彥宏、王傳福、王海峰等人均未入選，在這些人中只有王堅入選了當年中國工程院院士。

　　而到2021年的中國工程院院士評選中，名單里則幾乎全是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大型國企中的研究人員，已極少有民企中的“商人”。

　　實際上，從過往中國工程院院士評選的名單中也可以看出，其并不排斥民營企業家，比如2007年的華大基因聯合創人楊煥明，2009年的中星微集團董事長鄧中翰……但從官方態度和入選的最終結果來看，他們并非主流。

　　商人能否成為院士？如果放在過去，這是一個爭議不斷的話題。但站在當下看，這已經成了新的時代命題。

　　盡管中國和美國的國家工程院并不完全相同，但在科學研究上也存在諸多共性。

　　美國國家工程院成立于1964年，由美國工程師奧古斯都·布勞恩·金澤爾發起并擔任第一任院長。其院士候選人由至少1位在任院士提出，3位在任或退休院士證明。評選標準是根據候選人對工程研究、實踐、教育的貢獻，或開拓新的技術領域、開發/實施工程教育的創新方法、為重大工程提供工程領導等。這意味著，院士來源就包含商業公司。實際上，在首屆25名院士（也譯為會員）中便有多人來自商業公司，包括院長金澤爾此前是聯合碳化物公司的研發副總裁，工程院另外一名創始人西蒙·拉莫則早先是休斯飛機公司副總裁，后又創辦拉莫-伍爾德里奇公司。

　　此后，幾乎在歷屆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名單中，皆有科技創業者的身影：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蘋果創始人喬布斯、谷歌創始人拉里·佩奇和謝爾蓋·布林、亞馬遜創始人貝佐斯、微軟現任CEO薩提亞·納德拉，以及SpaceX創始人埃隆·馬斯克。

　　美國國家工程院在2月9日最新公布的 111 名新成員和 22 名國際成員院士候選人名單中，約有60位是來自企業的候選人，他們有的是公司研究員、工程師，有的是CEO、創始人。

　　盡管大量吸納非科研出身的商人，且還要求入選院士每年要繳納會費，但這并不影響美國國家工程院成為美國工程學界的頂尖學術機構，其院士稱號也是工程界最高專業榮譽之一。

　　中國工程院在1994年6月成立，比美國國家工程院晚了30年。按照《中國工程院章程》，院士候選人可單獨通過院士或有關學術團體提名，也可以同時通過以上兩種渠道提名。評選標準是“ 在工程科學技術方面作出重大的、創造性的成就和貢獻， 熱愛祖國，學風正派，品行端正”等。

　　盡管標準中對“商人”這個群體并沒有做出相關鼓勵或限制，但事實正如上文中所提到的，其入選者絕大多數以國企、高校、研究機構的研究人員為主。

　　隨著近十年民營企業、尤其是互聯網科技企業在科技創新中的作用日漸突出，其創業者或核心研發人員逐漸成為科技創新的重要力量，因此2019年中國科協在啟動中國工程院院士候選人推薦工作之初，就發布通知，明確鼓勵“要從民企中推選院士”。

　　這意味著，民營企業家開始被鼓勵參選院士，成為科學家。

　　3.打通企業家和科學家的“最后一公里”

　　從中國工程院歷年院士的名單可看出，它的成員多以科研人員為主，服務的群體也主要是科研人員。而隨著中國科技產業的長足發展，根據相關數據統計，目前我國科技工程師群體已超過8000萬，是全世界工程師數量最多的國家，他們也遇到了跟50多年前困擾美國工程師們同樣的問題：缺少一個認可和服務工程師的專業機構。

　　如今，一個“反向”趨勢正在發生——中國近幾年的科創浪潮，讓一大批科學家紛紛離開科研機構，走到創業一線。這意味著，科學家開始主動參與商業了。他們有的成功了，創辦了在某個領域的超級獨角獸；但更多的是反響平平甚至失敗的案例。

　　此前「甲子光年」曾在《為什么97％的科學家創業都失敗了？》一文中指出，美國一家專做技術成果轉化的公司“巴士底”曾做過一項調查：美國高校教授創業的失敗率驚人地達到了96%~97%，也因此，巴士底在選擇合作方的時候，并不會把高校教授的創業項目列進首選。

　　甚至前任清華副校長施一公曾頗為悲觀地說道：“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是鼓勵科學家創業。”

　　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是，科學家是對技術理解很深，但對產品的理解很淺。一個科技創業項目，如果不懂得如何把技術轉化成可用的東西，就找不到產品方向，注定要失敗。

　　這除了要對他們有相應的創業配套服務外，還要讓他們學會如何創業。

　　在2021年4月舉辦的「甲子引力X」大灣區科技創新高峰論壇中，澳大利亞國家工程院外籍院士劉科曾講到，一個社會要想有創新的氛圍，需要復合型的人才。而打造創新社會，政產學研良性互動至關重要。“真正能把政產學研鏈接起來的是企業家和科學家。”劉科稱。

　　企業家更擅長解決高難度的復雜問題，他們的關注視野不僅僅是為了公司，更是為了整個社會。科學家則善于集中精力在重要因素上，而摒棄掉無關緊要的枝節來分析問題。他們有各自的長處。

　　在美國，企業CEO、CTO可以轉任政府要職、大學教授或者科研院士。比如美國的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第二天就可以變成美國美聯儲的行長；同時，高盛的CEO當完財政部長馬上也可以到大學任職。劉科把這種現象稱為“旋轉門制度”。“這種旋轉門制度，應該對工業、企業、政府中所有優秀的人敞開，既對企業、政府好，也對大學好。”劉科稱。

　　而讓工程師、企業領袖可以任職國家工程院院士，正是這種“旋轉門制度”的體現之一。

　　這也是中國可以借鑒的一種產學研互動方式，打通從企業家到科學家的轉化路徑，激發創新氛圍。

　　科技創新已經成為中國發展的必然之路，在鼓勵科學家創業的同時，也更應該讓有工程能力的企業家成為科學家，這也將是我們在下一個時代的科技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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