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賣政策靴子落地，對美團到底影響幾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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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keykey7
來源：一千二百字（ID:word1200)
政策的靴子最終落地了。
26日下午，市場監管局、網信辦、發改委等七部委聯合印發文件《關于落實網絡餐飲平臺責任 切實維護外賣送餐員權益的指導意見》，其中最受關注的一條是關于之前引發社會廣泛反響（數月前的征求意見稿）的社保問題，“督促平臺及第三方合作單位為建立勞動關系的外賣送餐員參加社會保險……”
美團27日股價應聲下跌逾17%，為其上市以來跌幅之最。市場當天的投票邏輯無非是，政策要求會顯著增加外賣行業的平臺成本，削平好不容易實現的利潤空間，這對頭部公司的影響最大。
下面就結合歷史相關政策，嘗試對其中的一些重要條款進行解讀，并嘗試分析新政是非會摧毀美團的估值邏輯，動了平臺的根基？
不是為了搞垮外賣
我在之前5月份的一篇文章《美團該不該給外賣小哥繳社保？》中的觀點是，合規成本將成為企業未來非業務成本中的最大開銷與不確定因素，這個“規”是漸進式完善過程；交不交社保不單純是外賣這個行業的事，而是應遵從養老保險制度頂層設計的；大企業該承擔對等的社會責任，平臺與騎手、勞務公司、監管等各方一起研究、逐步落實騎手的社保問題。
換句話說，美團、餓了么等平臺不能回避騎手社保問題，平臺騎手有權享受這份保障。
當時，美團外賣選擇最先落實的是騎手的職業傷害險，目前按照單均0.05元為騎手繳納。如果按照中信證券對美團外賣二季度日均單量3790萬計算，全年的職業傷害險最高接近7億元，這塊成本不算高。而對于情況更復雜、涉及成本支出可能會更高的社保問題，美團與整個行業一樣，處于細則研究與待實施階段。
事實上，騎手政策研究由來已久，它是與網約車司機、貨車司機、互聯網營銷師等職業一起被納入“靈活就業等新型就業形態的勞動者保障”問題被討論的。討論始于2018年，在2020年全國勞模表彰大會上高層提出“要適應新業態新模式的發展，采取多種手段，維護好快遞員、網約工、貨車司機等就業群體的合法權益”，并在今年夏天取得實質性進展。
在26日涉及外賣業的指導意見出臺之前，7月22日人社部等八部委已聯合發布《關于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該《意見》可視為26日外賣指導意見的統領性、宏觀性文件，在邏輯上有遞進關系。后續不排除網約車、互聯網貨運等細分行業各自出臺指導意見的可能。只不過“外賣小哥”這個龐大、輿論效應強的群體率先讓社保問題凸顯出來。
從該《意見》的初衷看，對上述靈活就業的定位仍是在“穩定就業、改善民生”的宏觀范疇下的，保就業的優先級應該是更高的。政策不是為了打壓外賣行業，而是規范引導，且沒有出現強制性字眼。
如果把政策理解為平臺將給所有騎手購買社保，這應該屬于一種誤讀（后面詳細分析）。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副教授周廣肅認為，平臺工作模式改變了傳統勞動關系和工作基準，如果強制按照勞動關系（有勞動關系才有社保的“二元化”）來套用當前的新就業形態，將導致平臺成為擁有百萬雇員的超級企業，這不僅導致平臺企業無力支撐成本，也導致新就業形態的靈活性特征消失。
那么，到底該怎么界定平臺與騎手的勞動關系，哪些小哥理應享有社保呢？
小哥的勞動關系怎么界定？
行業內一個比較典型的判例是，Uber今年2月份在英國敗訴，認定司機（下圖）為正式員工，享受最低工資、假日休息、養老金等福利，但他們和Uber全職正式員工（如IT人員）的福利是有差別的。
這里的法律依據可能是，像英國等歐洲國家在界定雇傭關系時采用“勞動認定三分法”，即在雇員和自雇者（非雇員）之間還有一類“類雇員”，他們是worker，但不屬于employee，可享有部分基本的雇員福利。我國以前沿用的是“二分法”，隨著新型業態的蓬勃發展，國家層面現已明確“三分法”，即上述《意見》將新型就業形態用工關系分為三類。
其中最受關注、協商議政空間最大的是第二類——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系情形但企業對勞動者進行勞動管理的（第一類和第三類分別是“符合確立勞動關系情形的”和“個人依托平臺自主開展經營活動，從事自由職業”）。
具體到騎手群體，專送模式中的大部分都是屬于第二類勞動關系，意見里對于這類人群社保的態度是“引導和支持”，沒有強制，這是關鍵詞。實際上這類加盟商的騎手中有部分已經繳納社保，所以可以理解為部分專送騎手已按照符合勞動關系類別的第一類購買了社保。樂跑騎手比較符合第二類關系，等待后續政策細則出臺；而普通眾包騎手傾向于屬于第二類或者第三類，但此界定仍有進一步討論商議空間。
國家在針對新業態制定配套政策方面，邏輯也十分嚴密，主要考慮到，勞動關系與法律關系的傳統關系二分法明顯已經不適應包括騎手在內的靈活就業人員的工作特點。導致目前全職和兼職騎手內部的勞動關系復雜多樣，文件當中的三分法的第二類為平臺在合規基礎上，可持續地擴大就業人數創設了一種新的制度，企業或許可以將現有的大部分全職和兼職騎手都納入第二類管理。并且文件倡導的主要方向是放開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社保的戶籍限制，允許他們在就業地自行參保，后續可能要制定參加居民基本保險的具體規定。
但大概率一定會率先落地的是，平臺須承擔所有騎手的職業傷害保障等底線責任。而這部分成本測算已在今年5月份的《美團該不該給外賣小哥繳社保？》詳細闡釋過，結論是美團未來因繳納工傷保險而增加的成本大約在5.3億元左右。
按照中信證券的量化測算，假設美團給專職騎手全額繳納社保，公司需要額外承擔的社保金額約48萬*783元/人/月*12個月=45億元，該行觀點認為考慮到這部分成本由平臺和代理商（即與騎手實際簽訂用工合同的勞務派遣公司）共同承擔的現實，對美團外賣的長期發展應該是一個可以承擔的結果。
根據年報，美團外賣2020年的經營利潤是28.3億元，上述測算的社保成本對美團還是會構成影響的。但這里忽略了一個問題，測算是先假定美團經營利潤恒定，然后算一個社保成本數字，再從經營利潤中減去這個數字，而實際上經營利潤的取得也是一個動態的變量。如果新政落地，平臺將一部分社保成本考慮進去，可能會通過其他途徑“消化”一部分成本。這里的前提是，美團外賣現在取得的經營利潤是不是它盈利能力的極限？
從單均配送成本同比得到優化、外賣整體毛利率有所提升的業績走勢看，眼下并不是它的盈利極限，即便按照未來日均1億單、每單賺1塊錢的目標看，也不是極限狀態，是有一定的盈利彈性的，這塊是它未來“對沖”勞務成本的籌碼。
通過上述分析，對社保政策的后續實施預計會對美團的經營利潤造成影響，這部分的利空已從數月前的征求意見階段的美團股價中持續釋放，一直到26日的股價表現。但它并不會沖擊美團的商業邏輯，導致這個模式難以為繼。而且長期看，國內外賣業遲早會迎來結構性調整的契機。由于國情不同，歐美國家點外賣和下館子類似，都是有點“小奢侈”的行為，而國內現在叫個外賣、吃個路邊攤某些時候可能是省錢的行為。政策博弈過程中，客觀上也為外賣結構性調整留下了空間。
西班牙外賣員等待餐館出餐早前全國總工會7月12日印發的《中華全國總工會關于切實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意見》也透露出一種新的行業趨勢。該文件明確提出要切實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具體如何保障，即將廣大騎手等靈活用工人員團結起來“建會入會”，加大發揮產業工會作用。
這就好比類似引入國外的“工會”機制。對于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入會如何運作還沒有先例，但騎手的話語權和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權將會有所增加。當然，騎手管理規則的逐步透明化公開化，共商共議共治，會是一個重要的趨勢。而平臺要做的，除了配合政策承擔應有的責任，還需要積極參與到這樣重大的趨勢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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