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迎關注“創事記”的微信訂閱號：sinachuangshiji　

　　文/何伊凡

　　來源/盒飯財經（ID：daxiongfan）

　　2021年，黃崢41歲，這是一個男人的黃金年齡，柳傳志比他小一歲時創立聯想，雷軍比他大一歲時創立小米。他在這個年齡向后退了一步，又向前邁了一步。

　　退一步是去年7月卸任拼多多CEO，八個月后他宣布連董事長也辭任了；進一步是開始思考那些看似虛無，實際更接近生命本質的話題，比如捐贈成立浙江大學高等研究院繁星科學基金，比如“做一些食品科學和生命科學領域的研究”，比如想嘗一嘗當“科學家助理”的滋味。

　　他辭任董事長同日，拼多多（NASDAQ：PDD）發布2020年第四季度及全年財報。它的年度GMV增速和全年營收依然保持強勁增長；四季度平均月活躍用戶數為7.199億，單季新增7650萬，再創新高；而它的年度活躍買家數截至2020年底達到7.884億，成為中國用戶規模最大的電商平臺。

　　隨著辭任，黃崢1:10的超級投票權將失效，名下股份的投票權將委托拼多多董事會以投票的方式進行決策。黃崢也明確承諾，個人名下的股票在未來3年內繼續鎖定，不出售。

　　這并不意味著拼多多該打的仗已全部打完了，也不意味著黃崢將“退休”，從此徹底放手公司事務。他只是由此獲得了“跳出畫面看畫”的從容和“另繪一幅新畫”的自由。

　　一個廣為流傳的細節是，某年夏天，黃崢在步行的時候，仰頭看到夜空里漫天繁星，他忽然想起文森特?梵高的一句話，“我不知道世間有什么是確定不變的，但我只知道，只要一看到星星，我就會開始做夢。”

　　據說這句話擊中了他，他2020年宣布卸任CEO的同時，還按照2018年IPO時的承諾，連同創始團隊一起，捐贈約2.37%（113,548,920股普通股）的公司股份，正式成立“繁星公益基金”。

　　“繁星公益基金”最初面目有些模糊，外界只知道其旨在推動社會責任建設與科學研究，為不可撤銷的慈善基金，由獨立受托人管理，保證慈善基金所有資產全部用于公益用途。

　　就在黃崢宣布辭任董事長當日，繁星公益基金和黃崢的母校，浙江大學教育基金會簽署捐贈協議，設立“浙江大學上海高等研究院繁星科學基金”（下文簡稱浙大繁星科學基金），推動浙江大學在生物、醫療、農業、食品等多領域交叉方向展開基礎研究及前沿探索。

　　電商是個修羅場，只要身在其中就無法停止戰斗。黃崢稱希望通過卸任，抽離出以效率和規模為主導日益激烈、甚至異化的商業競爭，走更多的路，讀更多的書。“從更底層、根本的問題上采取行動，要在核心科技和其基礎理論上尋找答案”。

　　此岸與彼岸，是人類的終極思索之一，作為公司創始人是黃崢的此岸，探索人在宇宙、時空中的意義，“成不了科學家，成為未來（偉大）的科學家的助理”就是他的彼岸。

　　1

　　放眼星空，向未來看

　　黃崢的科學家助理之旅，或許將從他的母校開始。

　　三月的浙江大學玉蘭肆意綻放，油菜花也黃燦燦一片。浙大被譽為“中國創業率最高的大學”，但黃崢這次捐贈，與商業無關。

　　作為第一期資助，繁星公益基金會在未來3-5年向浙大教育基金會捐助1億美元，用于“計算+生物醫療”、“計算+農業食品”和“先進計算”三個創新實驗室的科學研究項目。

　　這次捐贈顯然是以“黃崢”的方式進行，低調、樸素，網上連一張照片也找不到，首批項目看起來頗有技術門檻，理解這些名詞都需要一定基礎，如“超大規模實時圖推理機研究”、“重大腦認知障礙的閉環調控”、“腫瘤免疫新抗原設計與應用”和“細胞培養人造魚肉研究”等。

　　我們用盡可能通俗的語言，來展示一下黃崢想做什么。

　　“超大規模實時圖推理機研究”，主要應用于人工智能領域，相對于傳統的流式大數據處理技術框架，大規模時序關聯圖實時處理技術，是一種更完備、更自然、更能反映行業生產活動的數據結構，它對金融、交通、通信等場景意義重大。

　　“重大腦認知障礙的閉環調控”，主要面向抑郁癥等情感障礙疾病，以抑郁癥為代表的重大情感和精神障礙，已成為僅次于心腦血管疾病的人類第二大疾患。據世界衛生組織調研，全球患者預計超過3.5億，而且逐年上升。盡管抗抑郁藥物取得了一定進展，但副作用強，有將近20%的患者會產生抗藥性。

　　全球有多個組織都在積極探索將“腦機接口”用于腦部或脊髓損傷患者康復治療，來幫助患者恢復損傷的聽覺、視覺和肢體運動能力等。

　　2020年8月，硅谷鋼鐵俠埃隆?馬斯克用三只小豬展示了其旗下“神經連接”公司最新的腦機接口技術。Facebook于 2019年8月推出一款無創型腦機接口可穿戴設備，能夠解碼佩戴設備的人聽到和說出的詞語及對話，幫助有語言障礙的殘疾人恢復溝通能力。2020年12月，浙大科研團隊成功利用自主研制的植入式腦機接口技術，幫助一位七旬老人用意念指揮機械手臂喝上了可樂。

　　2020年12月，瑞金醫院腦機接口及神經調控中心成立，同時啟動了第一個臨床腦機接口研究項目-“難治性抑郁癥腦機接口神經調控治療臨床研究”。該項臨床研究已通過倫理審核并啟動患者招募。瑞金醫院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寧光也是浙大上海高等研究院繁星科學基金會專家成員。

　　“腫瘤免疫新抗原智能設計與應用研究”，至于腫瘤治療的意義無需贅言，腫瘤免疫治療是一種全新癌癥治療機制，通過刺激機體免疫系統的先天能力，來靶向攻擊“狡猾“的癌細胞。癌細胞具有不斷適應環境的能力，能夠繞開人體免疫系統的層層圍獵，但新生抗原的發現為人類提供了一種復雜的方法來精準追蹤這些癌細胞。T細胞就是一種特殊的白細胞，能夠通過特異性識別新生抗原靶向腫瘤細胞，進行免疫活性調控。

　　你可以將T細胞視為潛伏在癌細胞中我軍特工，但是如何在癌細胞中精準篩查出它，仍存在諸多挑戰，需要全新研究方法。該項研究由浙大上海高等研究院院長、美國物理學會會士周如鴻教授領銜。

　　細胞培養人造魚肉研究，聽起來很酷，探索細胞培養海洋食品蛋白質，是人類保護海洋資源和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領域。細胞培養人造魚肉的原理與細胞培養牛肉類似，通過提取魚的干細胞，用特殊技術將其培養成肌肉細胞，在“細胞工廠”內將其培育成可食用肉。

　　這種技術之前成本高昂，2013年用這種技術造出來的全球首個牛肉漢堡價值高達32.5萬美元。隨著技術的發展，成本也在降低，美國初創公司BlueNalu計劃2021年年底前開設一家實驗工廠，并開始在美國各地食品店中測試產品。

　　此項目由浙大生物系統工程與食品科學學院副院長劉東紅教授領銜，會融合合成生物學、食品組學、增材制造等技術，形成生物合成魚技術體系，最終制成初步成型的細胞培養魚肉糜、魚肉塊等產品。

　　將時間調回1998年，黃崢1998年從杭州外國語學校畢業，被保送到了浙江大學竺可楨學院混合班。能進入竺可楨學院已堪稱“學霸”，“混合班”這個名字聽起來有些奇怪，能分到其中更是"學神"。

　　混合班設立于1984年，是當年浙大本科教育改革的舉措之一，簡單而言就是“工科人才理科培養”，也就是說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等所有學科，都按照比專業學生更高的標準來培養。現任浙大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吳朝暉畢業于第一屆“混合84班”，他也是浙大上海高等研究院繁星科學基金會理事會理事長。

　　黃崢曾任混合班學生會副主席，給同學留下的印象是為人非常低調、沉穩，從不張揚。大三時，成績出眾的他選擇專業時進入計算機科學專家、時任浙大校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潘云鶴的實驗室學習，而他的本科論文導師就是陳純教授。

　　黃崢后來到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深造，浙大經歷無疑完成了他的人格塑造，他雖然沒有做科學家，可純粹的理工科背景，使他喜歡把翻paper當做業務愛好，信奉極度求真、追求本質。

　　時光輪回，如今，他以另一種方式與浙大和當年的師長發生了交集。

　　2

　　腳踏大地，向縱深走

　　黃崢的繁星不僅在蒼穹，也在腳下。

　　距離浙江大學2700公里的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瀘水市老窩鎮老窩村，位于橫斷山脈南端的滇西縱谷區，山坡陡，土層薄，耕地支離破碎，人均耕地僅為1畝，村里種的都是包谷、麥子，村民辛苦辛苦一年，收入不過近千元，家里所有財產就是一個土房子，一口鍋、一床被子。

　　村黨總支書記左雪鋒當過兵，是條硬漢，在部隊就經常給自己加大訓練量，腿上綁沙袋增加負重。當了村官之后，他決心改變家鄉面貌，帶領大家種蔬菜、種核桃，但是都已失敗告終，因為距離城市較遠，交通不便，蔬菜和核桃都不能賣出好價錢。

　　2019年2月，云南省農科院熱帶亞熱帶經濟作物研究所黨委書記李進學，按照省委統一安排，來到老窩鎮開展脫貧攻堅幫扶工作。

　　李進學雖然是博士，但看起來和農民沒什么兩樣，經常天不亮就下田。他觀察發現老窩村年溫差小、日溫差大、積溫高、光照強，適合種植熟期錯季的特色柑橘品種，可是因為當地農民不改進種植管理技術，果子質量總是很差。農民又不接受他的新方法，李進學就多次勸說左雪鋒，讓他做示范，左雪鋒被他的態度所打動，東拼西湊了四十多萬，用挖掘機起壟，引進薄膜、滴灌設備對柑橘園進行改造。

　　僅有示范者還不夠，全村脫貧需要有更多資金和更通暢的渠道，2019年7月，拼多多扶貧助農工作小組來到瀘水市，一個月后，拼多多與瀘水市老窩鎮政府合作設立橘櫞扶貧示范項目，該項目地處怒江峽谷三區三州深度貧困地區，吸納132戶建檔立卡戶成立扶貧專業合作社，并聯合云南省農科院柑橘創新團隊打造精品示范橘園。

　　拼多多向老窩村無償注資225萬元，在后續項目建設中，又持續投入了124萬元。

　　拼多多還幫助老窩村引入了智能滴灌系統，并與農科院熱經所、中國工程院趙春江院士團隊合作，打造了天空地一體化精準農情測控系統。水肥一體化灌溉系統將果樹所需的水、肥，精準送到每棵樹下，多旋翼的植保無人機配備有精準變量施藥控制器，可以實現精準施藥，村民們通過電腦或手機，就可以完成果園的管理工作。

　　新技術普及也沒這么容易，從開挖田垅到種果苗，從病蟲防治到澆水施肥，從葉片生長到樹干形成，以及各類智能設備的使用，李進學每件事都手把手地教，左雪鋒給他起了個外號叫“啰嗦”博士：這么多株果樹，他要求村民對每一株每天都要觀察，白天看不完，晚上打著手電也要看。

　　拼多多還協助當地村民建立橘櫞種植專業扶貧合作社。通過扶貧合作社，建立以建檔立卡貧困戶為受益主體的“新農商機制”，并確定了合作社先期（前6年）的利潤分配方案，而且利用拼多多的渠道，在家門口就能把貨賣掉。

　　在公司、科學家、當地能人協同之下，老窩村的石頭山，變成了花果山。

　　2020年4月，瀘水市政府與拼多多簽署戰略合作協議，就農貨上行、農村電商人才培養、打造當地農產品品牌等展開合作，條件成熟后，在瀘水市建立拼多多農貨電商直播基地，為農貨直播提供基礎設施。

　　可見在2021年致股東信里黃崢對農業及更縱深處農業科技的關注并非毫無端倪，拼多多就是從農產品上長出來的，這是其立業之本。

　　2020年，在聯合國糧農組織（FAO）的指導下，它還聯合中國農業大學舉辦了首屆“多多農研科技大賽”， 探索如何將人工智能及算法策略與傳統農業種植更好結合。

　　這也是國內首次舉辦的“人工智能VS頂尖農人”的數字農業種植競賽，4支AI隊伍分別在阿姆斯特丹、北京、南京和昆明，遠程控制位于云南富民縣國家高原云果產業園內的智能化溫室，利用尖端數字設備和人工智能，遠程種植草莓。

　　用AI指導農業絕非易事，農業不可控因素很多，種植不同的品類對土壤、溫度、澆水、施肥的要求差別都很大，草莓AI種植管控系統如同AI種植大腦，包括生長模型、種植決策、生長狀態識別等模塊，涉及多個機器學習算法，非常復雜。

　　最終大賽評委從產量、投入產出比和甜度等三項指標進行了評估，2020年12月16日，對戰結果出爐，AI組的草莓產量平均值高出傳統農人組196.32%，已有AI參賽隊伍將比賽成果沉淀成高性價比的智能解決方案，為云南本土農戶提供服務。

　　拼多多對農業的投入貫穿“最后一公里”和“最初一公里”。黃崢認為新電商的最大特征是“普惠”，這由它出生的時代決定的。20年前互聯網剛在中國起步，使用者是知識經濟水平較為靠前的小部分人。20年后拼多多出現時，不論鄉村還是城市，教授還是農民，移動互聯網已平等地進入到了普通人的生活中。他認為這個時候出現的新平臺，“歷史使命就是服務最廣大的普通人”。

　　2019年4月24日，黃崢在上市之后發出的首封股東信中寫道：從第一天起，拼多多就沿著這個使命前行，希望通過農產品上行為農戶增加收入，為城市居民提供實惠，這成為當時平臺成長的最強勁動力。之后，通過工廠C2M直銷提高商品的性價比，又讓平臺向這個方向邁進了一步。

　　他意識到過去幾年里拼多多對農業領域的貢獻主要還是在流通領域，通過提升流通領域效率，去中間補兩頭來讓農民和消費者獲益。不過流通效率的提升畢竟不能從質上提升農產品的附加值，也不能大幅提升身體健康水平。

　　如果向縱深走，拼多多還能做些什么呢？

　　這可能來自于集成式技術對農業的賦能，如能否通過對農產品種植過程的方法的控制，對馬鈴薯、番薯、西紅柿等作物中潛在有害重金屬含量進行可靠有效的控制，同時還能對有益的微量元素進行可控的、可標準化提升？

　　再如，如果能夠比較透徹的了解不同植物蛋白和動物蛋白在攝入人體后的變化和作用，進而通過植物蛋白來合成生產出肉的替代品，那這種新的“素雞”2.0是否有可能成為更健康、更綠色的穩定供給？

　　如果再進一步，深入到蛋白質結構及在人體內的性狀的研究，是否有可能沿著2016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的分子機器的道路，進一步研究出蛋白質機器人，可以進入到人的腦部血管進行疏通，避免中風？

　　這已經超越了生意本身，將視野投向了未來可能抵達的彼岸。

　　3

　　什么是“富足”與“幸福”

　　對于“彼岸”的探索，是有宏大愿景企業家的心靈交集。

　　就在黃崢卸任之前，硅谷鋼鐵俠埃隆.馬斯克雄心勃勃的登月計劃受到輕微挫折。3月4日凌晨SpaceX最新版的星艦SN10首次嘗試發射失敗，6點左右第二次發射成功著陸8分鐘后發生了爆炸。

　　但 SN10 能成功著陸依舊值得慶祝。這標志著 SpaceX 完成了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飛行測試，它是肩負 SpaceX 載人登陸月球和火星夢想的原型機，S星艦項目曾被稱為“火星殖民系統”。馬斯克早在2013年就開始了“火星人選拔”計劃，截至目前已有超過20萬人報名。

　　馬斯克演繹了什么是腦洞無極限，除了火箭上天，高鐵入地，腦機接口，他也開始關注碳捕集。1 月 21 日，他發推特稱，將捐贈 1 億美元以獎勵優秀碳捕集技術，2 月 8 日，他兌現了這一承諾，美國非營利性基金會 XPRIZE 宣布，由馬斯克和馬斯克基金會贊助的 1 億美元 XPRIZE 碳捕集大賽即日成立。

　　碳捕集技術關系到人類的未來，它與碳利用和碳封存合稱為CCUS（Carbon Capture, Utilization and Storage，簡稱CCUS），即把生產過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進行提純，繼而投入到新的生產過程中進行循環再利用或封存。

　　空氣中的二氧化碳正在不斷增加，2019 年時均值一度達到 409.8 ppm（Parts per million，百萬分率），這是近八十萬年以來的峰值。據聯合國支持的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估算，為避免氣候變化招來嚴重后果，人類必須在 21 世紀結束之前，除掉大氣中一千億至一萬億噸 CO?。

　　以碳捕獲為代表的負碳技術，也可能是馬斯克移民火星計劃的一部分，因為火星大氣里 96% 成分為 CO?火星有水的證據已被發現，理論上在陽光照射下，CO? 加水進行反應就可轉化成氧氣或甲醇。

　　在主業上，馬斯克與亞馬遜的創始人杰夫.貝索斯并無較量，但他們展開了一場太空爭奪戰。

　　貝索斯的民營太空公司“藍色起源”與SpaceX同一時期創立，在亞軌道太空旅游、發射服務、火箭發動機、月球探索方面都小有成就。但公司落后于SpaceX，曾輸掉多個官方合同。由于藍色起源公司收入有限，貝索斯每年賣掉價值10億美元的亞馬遜股票，作為該公司運作經費。

　　2021年2月3日，貝索斯宣布將于今年第三季度卸任亞馬遜首席執行官，將掌舵工作移交給公司云計算部門首席執行官安迪?賈西(Andy Jassy)。他自己將拿出更多時間與精力專注于Day 1基金、貝索斯地球基金、藍色起源、《華盛頓郵報》和自己的其他愛好。

　　此次交接班之前，他每周給藍色起源分配了一天工作時間。他心中藍色起源的目的不僅僅是太空旅行，而且也是“保護地球”。

　　他在2020年啟動了貝索斯地球基金，用于應對全球氣候變化。還曾捐贈4200萬美元在得克薩斯建造一個能工作1萬年的地下計時器。他的“Day One基金”成立于2018年，他和前妻麥肯齊計劃向該基金投資20億美元，目的在于幫助彌合貧富差距，并為低收入社區提供優質教育，在低收入社區建設非營利性幼兒園。

　　地面以新能源車和無人駕駛為主導的汽車革命剛剛開始，已經有人準備把汽車送上天。

　　谷歌聯合創始人拉里.佩奇投資了兩家飛行汽車創業公司 Zee.Aero 和 Kitty Hawk，它們更像是“無人機，F1汽車和水上飛機之間的交叉。另一位聯合創始人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也有一個飛天夢，他看上了貨運飛艇項目，所投資的飛艇公司已于2020年8月完成首單銷售。

　　至于“急流勇退”的前輩比爾蓋茨，在2000年卸任微軟首席執行官后，就與妻子梅琳達成立了目前全球最大的慈善基金會，投身全球健康事業，特別是非洲等欠發達地區的兒童健康、疫苗接種、潔凈飲用水和廁所改造等領域。這位一分鐘能賺1萬美元的超級富豪,經常花時間飛越半個地球,出現在印度貧民窟中。

　　2020年3月14日蓋茨正式辭去微軟董事，疫情中，蓋茨基金會投入巨大，多次追加捐贈金額，累積投入17.5億美元。用于資助診斷工具、藥物和疫苗的開發，并保護最脆弱的人群，擴大在非洲、南亞對新冠病毒檢測、治療和隔離工作的規模。

　　和黃崢一樣，蓋茨對農業非常關注，他曾表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只為同一個目標：改變耕種效率。

　　2006年，比爾蓋茨與洛克菲勒基金會合作創建了非洲綠色革命聯盟（AGRA）。這是蓋茨首次涉足農業，他認為“世界面臨著一個顯而易見的選擇，只要我們投入適量的資源，便可以讓許多貧困農民養家糊口”。

　　2018年他在英國訪問期間宣布資助愛丁堡大學的“超級奶牛”基因研究工作，希望能夠培育出高產且能夠耐受高溫的新奶牛品種，以幫助非洲農民和家庭擺脫貧困。

　　國內企業家也不妨類似抉擇，盛大創始人陳天橋2011年把盛大網絡私有化之后，就從董事會辭職，在2012年退出公眾視野，專注自己的心理健康，2016年和太太創立了陳天橋雒芊芊研究院（Tianqiao and Chrissy Chen Institute，簡稱TCCI），并投入10億美元支持人腦科學研究，主要聚焦大腦探知、大腦相關疾病治療和大腦功能開發三大領域的研究，計劃每年在腦科學領域投入1億美金。

　　和繁星計劃研究項目一樣，這些企業家們所致力于解決的問題，看起來都高遠且充滿挑戰性。全球商業太空探索領軍人，奇點大學創始人彼得?戴曼迪斯，在《富足-改變人類未來的4大力量》中的觀點，可以作為他們行為的注腳。

　　他理解的富足，并不是讓所有的人都過奢侈的生活，高檔的消費，而只是需要滿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如地球上90億人喝上干凈的水，住上自己負擔得起的住房，個性化的教育，頂級的醫療護理，用之不竭的無污染能源。而推動這種富足實現的4種力量，就是指數型增長的技術（如人工智能、納米等）、DIY（創新者）、大量的資金（科技慈善家）、普通民眾（底層被“鏈接”起來的10億人）。

　　馬斯克、貝索斯、佩奇、布林、蓋茨、陳天橋、黃崢等，他們利用自己在“此岸”獲取的力量，來推動變化在“彼岸”發生。

　　回歸此岸與彼岸的哲學定義， 德國哲學家康德認為：此岸，為人們認識的部分，即事物的現象；彼岸，指不可認識的部分，是超越人們的認識界限而獨立存在的自在之物。

　　康德的觀點其實用“二分法”，將“此岸”與“彼岸”分離。佛家《大智度論》則說：“以生死為此岸，涅槃為彼岸”。認為此岸就是彼岸，以生死為界限，只要放下執著，拾取光明，正果之處就為彼岸。

　　沒有人是一次壓軋成型的，但彼岸的種子，往往在此岸發芽。就像貝索斯在童年時代就對太空著迷，14歲時，他曾立志要做一名宇航員。作為《星際迷航》鐵粉，他客串了電影中的小角色。

　　黃崢一直接受的是更偏重于理性的教育，但感性與理性在他的世界中逐漸混元一體。

　　他后來體會到“佛學、量子力學、數理邏輯的不完備定理好像都在和我們說：世界人生整體是不可知的，至少是不可精確度量的，是測不準的，是不確定的。用有限的規則去描述規范世界是不可能的，事情是不完美、不完備的”。

　　或許在他心中，不可知是此岸，而彼岸則是探究幸福的意義。

　　他讀過本.沙哈爾的《幸福的方法》，據說這是哈佛很有名的一門課程。但是這門課對他短期有一些影響卻不太持久，對這個話題他“經歷了好一陣的琢磨和一些不容易的實踐”，后來讀羅素的《幸福之路》感覺慢慢有點明白了。

　　他將《幸福之路》總結概括為三句話：

　　A) 要有勇氣去面對常識，用常識做理性的判斷，用理性的意念指引自己的行動。

　　B) 要把對成就一個無限完美的自己的興趣，轉移為對外部客觀事物的興趣。

　　C) 對不可改變，不可能征服的事要會放棄。

　　疫情將他的想法，又向前推進了一步。

　　他在2020年致股東的信中談到，疫情讓他重新思考“世界、人類與時間的關系，重新思考當下面對的現實”。

　　“人類曾經將時間視為方程式中的可逆參數，但疫情把人類從幻夢中驚醒，時間更像是一個不可逆的向量， 我們需要證明我們這一代人的與時俱進和與以往不同，我們將更加堅定地投資未來，努力建設面前的新世界”。

　　他為什么要辭任，為什么要成立繁星科學基金，又將如何實現從泥土到星空的旅程，“從此岸通向彼岸之橋”，大體都在對《幸福之路》的理解中。

（聲明：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新浪網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