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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目前爭議中的外賣差評機制而言,有兩點可以明確:一是評價機制的作用毋庸置疑,無論好評還是差評,都是消費者的權力;二是平臺、代理商、站點、騎手、商家、用戶,需要每一方都釋放出最大善意,才是實現共贏的最終途徑。
文/黃槍槍 編輯/劉銘
來源/極點商業
近日,上海一女子因點外賣給了差評,遭到外賣員上門報復、砸門、恐嚇,還被勒索200元的“賠償”。
此后,該外賣員因尋釁滋事被拘留十日。事件一經曝光,“差評”成為關注焦點:一個差評,為何引發如此局面?
這并非個案。過去幾年,無論是美團,還是餓了么平臺上的外賣騎手,與商家、顧客發生的一些糾紛,均被部分人士歸結到“差評”制度上,認為其起因,是外賣平臺通過差評機制懲罰和壓榨騎手,對騎手過于苛刻所導致。
這種機制是否合理?是否對外賣員不公平?甚至如部分網民所議論那樣,應取消外賣騎手差評制度?
實際上,取消外賣騎手差評制度,屬于本末倒置行為。因為差評初衷,不是平臺為了所謂懲罰外賣騎手,其核心,本是為了保障消費者的利益。
這個核心絕不能改變。因此,差評機制應在平臺、商家、騎手、用戶、代理商多方努力下,制定更完善機制,最重要的是要進一步加強溝通,落實機制的滲透,以此找得一個各方平衡點,尋得行業發展最大公約數。
01
差評爭議和制度并非絕對相關
人類歷史上有記載的最早的差評,出現在公元前18世紀的美索不達米亞文明。一位叫Ea-Nasir的商人,將從波斯灣采購的銅賣給了消費者Nanni,Nanni派他的仆人前來完成交易。
然而Nanni發現買到的銅并不合格,于是Nanni用楔形文字,在黏土片上給Ea-Nasir寫了一封“差評”信。
在中國,差評為人熟知是自2003年淘寶成立,“好中差”評價體系成為消費者重要購物參考。此后,在電商、酒旅、社交、外賣甚至政務等行業,差評也長期存在。
這表明,從古至今,從中到外,消費者都有權利給差評。
從法律角度而言,《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15條也明確規定:
消費者享有對商品和服務以及保護消費者權益工作進行監督的權利。
事實上,作為商家信用評價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差評不僅有力保障了消費者的利益,也是各大行業迅速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不但吻合消費者購買心理變遷,也順應了人類思考邏輯。
差評不到萬不得已,不可取消,這個核心共識毋庸置疑。各行各業的差評制度,也隨著行業發展,逐漸探索出了一套適合行業的機制。
以備受爭議的外賣行業為例,經過多年探索和改進后,客觀而言,差評相關機制在實際設計過程中,其實考慮了多方面因素,在保障消費者權益同時,讓騎手的勞動,獲得更加公正、公平的評價。
從多方了解來看,當前外賣平臺采取的都并非逐單考核機制——也就是并非只以“準時、有效送達”作為唯一考核標準,一旦差評就馬上扣錢。而是采取率值機制,對騎手服務質量進行整體評估。
率值考核已在外賣行業實行多年。所謂率值考核機制,也就是在一定服務周期內,綜合考核騎手整體的履約完成率、出勤率、履約訂單難度系數、客戶好評率、用戶打賞情況等。這意味著,即使騎手偶爾有一、兩單被差評,其實不會對考核造成較大影響。
此外,根據各大外賣平臺的官方說法,平臺也保持著對騎手通暢的申訴通道,如遇到非騎士責任造成的問題,比如客戶聯系不上、小區不讓進等,對于差評、罰單等有異議,可以在騎士APP后臺和撥打客服熱線進行異常報備,不同情況會有不同處理,若屬實則不會記入考核。
而且,根據多位騎手的說法,從緩解消費者顧慮角度,差評是在系統隨機時間后匿名展示,騎手側僅能看到評價內容,無法查看個人信息及訂單信息。
因此,如果從差評機制來看,本次差評爭議和平臺機制并非絕對相關。
那么,外界爭議又從何而來?問題到底出在哪里?
02
平臺之過,還是代理商機制問題?
沃爾瑪創始人薩姆·沃爾頓提出的沃爾頓法則,可以很好解釋這個問題。
作為偉大的企業家,在談及沃爾瑪的成功原因時,薩姆·沃爾頓曾如是表示:“如果你必須將沃爾瑪管理體制濃縮成一種思想:那可能就是溝通。因為它是我們成功的真正關鍵之一。”
制度是靜止的,溝通是活的。有效落實制度的一個重要前提,是要在組織內部實現有效的溝通。外賣作為一個牽涉無數商家、騎手、消費者的行業,可以看成是一個相當大組織,而平臺則是組織架構的核心,核心如何再完善,如果沒有做到很好的滲透,那么就意味著機制實施過程中的可能走樣。
這是外賣平臺無可推卸的責任。人們有理由質疑:在溝通、培訓、引導、服務等方面,機制是否有待更好落實執行?是否真正做到了下沉滲透?比如在用戶對騎手的差評上,是否做到了每一次用戶投訴,都如機制所說,通過申訴通道,去進行多方位核實?又比如對代理商的管理上,是否做到了平臺的監管責任?
但某種程度上,平臺也可能有自己的無奈。
這是因為,由于外賣行業的特殊性——美團、餓了么本來都是直營起家,但由于直營的管理半徑、資金成本、市場規模化等問題,最終逐漸變成代理商機制。
代理商機制下,最突出問題就是外賣平臺對代理商約束力不夠,戰略協同性小。比如針對差評,平臺一般會對代理商下一個率值要求,然后代理商再把這個數字分拆到底下的站點。
但在具體執行時,不僅某些代理商過渡執行或提前執行,很多代理商站點也可能出現溝通、執行不到位的情況,用一種簡單、粗暴的方式,讓“率值機制”最終變成了大家網上常看見的,某某騎手吐槽一個超時罰款50元,一個差評罰款200元這樣的內容。
代理商和站點這樣做的原因也很簡單:要么因為利益,要么因為偷懶。而一旦出了問題,則可以把一切都推諉到平臺身上。很大程度上,這可能正是造成騎手、外界對外賣平臺差評機制誤讀的最重要原因。
這樣的無奈,并非外賣平臺才有。“三通一達”等快遞企業、許多傳統品牌商,甚至百度等互聯網企業,也是采取的代理商機制,從對代理商的管理措施來看,也大多以罰款為主,缺乏強有力的約束力和戰略協同——可謂家家都有一本難念的經。
03
差評機制需要更多耐心與智慧
此外,容易被外界忽視的一點是,差評制度雖是從保護消費者權益目的出發,但由于涉及到無數個體,人為因素、情緒從制度而言又總是不可控,導致在外賣行業,爭議客觀上總是存在。
比如最近的上海外賣差評事件中,無論是騎手,還是用戶,其實都有自己的責任——哪怕因為所謂的“差評”管理制度,但終究是騎手的自身情緒管理問題,才有了上門威脅違法的偏激行為。而用戶由于“電話無法接通,并對第二天配送不滿差評”,可能也缺少了一份同理心。
即使拋開這個事件,從行業來看,甚至可能就連平臺或者餐飲商家,一個難以分辨的客觀現象是:惡意差評的存在。以及,某些商家,是否故意拖延出餐時間?
實際上,對目前爭議中的外賣差評機制而言,有兩點可以明確:一是評價機制作用毋庸置疑,無論好評還是差評,都是消費者的權力,最終目標都是優化服務和效率;二是平臺、代理商、站點、騎手、商家、用戶,或許都需要更多耐心與智慧,甚至是每一方都釋放出最大善意,才是實現共贏的最終途徑。
比如用戶,是否互相多體諒,慎用差評?而針對惡意差評行為,是否相關部門、政策可以出臺措施,以抑制惡意差評的出現?比如騎手,在遇到差評時,是否選擇正確的申訴通道,而不是情緒激動下做出一些偏激行為?
這一切,都需要平臺以更多耐心和智慧,如何在維護消費者權益的同時,也兼顧外賣騎手的勞動者權益。
從目前情況來看,至少有三方面,是平臺可以做到的:
一是做好現有機制的滲透和溝通,特別是落實執行具體情況,對服務評價體系進一步細化。比如面對各執一詞的爭議,如何更客觀地核實具體情況,有觀察人士就提出,在騎手、消費者都知情同意,且保護好隱私情況下,學習相關部門執法或滴滴的錄音、錄像的評核機制。
二是必須思考,作為過渡性產物,代理商機制是否還適應外賣行業發展?是否還有其他更合理的機制可被探索?與此同時,在更好運營機制未完善之前,還應加強對區域代理商的審核、審查和規范行為的巡視,比如代理商如何對騎手分類管理、分類考核,并敦促代理商對騎手權益、投保意外險等的保障落實。
三是在技術角度,是否有更好的預測算法、派單算法、路徑規劃算法等,用更好的智能調度,讓外賣騎手有更彈性的配送時間,更具有人情味的規則、激勵機制?
無論如何,從“外賣系統”到“差評爭議”,外賣行業爭議之下,已不是某個騎手的問題,也不是某個平臺的問題,甚至不是外賣行業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需要共同思考的問題——僅僅依靠某個平臺的努力,難以讓行業實現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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