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嘉賓：
中銀國際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長、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 曹遠征
劃重點：
1、2035年中國GDP要翻一番，中國要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基本問題現在要開始布局安排。
2、發達國家其實也在醞釀著貨幣政策轉向，貨幣政策抽緊將變成一個大概率事件，大概明年會看到這樣的現象。
3、明年中國經濟增長大概是前低后高，整個態勢是回歸潛在增長率，預計在5.3%到5.5%之間。
從青海省無線電一廠的車間，到國家體改委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院，再到中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作為中國經濟學家中承前啟后的一代，中銀國際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長，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曹遠征在接受《大道直行》欄目專訪時稱自己“趕上了三個第一屆”——第一屆工農兵大學生、改革開放后第一屆碩士和第一屆博士。
他親身經歷了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也一直在關注和思考中國經濟的每一次脈動。他直言，過去的經驗會為未來提供更好的借鑒，但還需要有新的長征去開創。
25個“穩”字背后的意義
日前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為2022年經濟工作明確了基調。會議提到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穩”字在會議文件中多次出現。如何理解這個“穩”背后的含義？
“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公報中，‘穩’字出現了25次”，曹遠征研讀非常細致，他說，“穩字當頭、穩中求進，跟過去的工作方針是一樣的，在2019年以前，也都是講穩中求進，但這次出現的頻率跟過去相比是比較高的。”
他認為這恰巧說明了一個事實，就是中國經濟正度過疫情周期，進入新的周期，這個周期是回歸到常態，到2019年那樣的經濟增長周期。
“2019年遇到的問題還是經濟下行問題，所以叫穩字當頭，要穩增長，穩中求進，現在這個問題重新顯現，只不過跟那個時候相比，可能問題變得更復雜一點”，他表示，所謂“復雜”，就是目前是兩個周期疊加，疫情的周期和傳統周期疊加，跨周期是跨這兩個周期。
新冠疫情突如其來，全球都出現了疫情周期，受疫情沖擊，經濟下行，為了緩解經濟下行的傷害，就需要寬松的宏觀經濟政策，包括貨幣政策進行對沖。疫情減緩，經濟就開始恢復，寬松政策的必要性開始降低。如果疫情進一步緩解，經濟恢復程度更好，政策就必然醞釀退出。但現在疫情又沒有完全過去，特別是出現了奧密克戎，未來會怎么樣？
曹遠征認為，隨著各類政策的推出，經濟開始常態化，過了疫情周期，進入了一個新的常態，這個常態就是2019年的情況。“但因為疫情周期沒有完全過去，還需要逆疫情周期的調節，但還得跨一個經濟周期，下一個周期是穩增長的過程，這兩個周期疊加在一塊兒，就出現了現在的情況。”
“經濟工作是特殊的局面，需求收縮，外部沖擊，預期轉弱，這三個因素疊加在一塊兒，穩增長的壓力變大，穩字當頭，穩中求進就自然而然變成工作的方針。”他說。
財政政策要考慮提前布局
“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準、可持續。要保證財政支出強度，加快支出進度”，是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特別提到的，應該如何理解這句話？
曹遠征認為，提升財政政策效能，實際上指兩個方面。“一個是逆周期，先得有穩經濟增長的辦法，什么辦法？通常看來，比如說基礎設施投資增長比較緩慢，尤其是房地產投資下滑得比較厲害，能不能提前在基礎設施上做一些投資，對沖房地產下滑的壓力，這是一方面，這是逆周期。”
“但更重要的是第二個方面，要從未來考慮，特別是到2035年中國GDP要翻一番，中國要進入發達國家行列。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基本問題現在要開始布局安排。”
他表示，大概今年中國的人均GDP會達到1.2萬美元，離高收入社會標準很近了，隨著高收入社會的到來，人們的消費習慣、生活方式都在變化，特別是隨著中國人口結構的變化，養老、醫療、教育等等都變成人們生活的必需品了，這是有民生性的基礎設施，必須得政府提前考慮和提前投資。
“比如，現在大家意見比較多的幼兒園、小學，這可能都是需要提前考慮布局的，這是長遠性的問題，為今后中國現代化發展奠定基礎。現在正是逆周期的時候，這些能不能提前安排，做得更多一點？”
他還指出，基礎設施投資還不僅僅是指硬的基礎設施投資，不僅僅是指“鐵公基”，“實際上跟城市、跟老百姓生活相關的基礎設施投資可能更為重要、更為必要，它也是改善消費環境來提升消費。”
“最重要的是市場主體得有活力”
對于未來貨幣政策的走向，曹遠征認為，兩點最重要。“第一就是穩健，經濟下行，貨幣政策應該放松，但它是穩健的。”
他坦言，因為經濟在下行，但物價在上漲，全世界都開始擔心會不會再出現滯脹，全球的貨幣政策開始醞釀轉向。“到目前為止已經有27個國家加息，而且加息的不是發達國家，都是發展中國家，他們本來經濟增長就不怎么樣，現在物價漲得更快，于是對沖物價的重要任務就是加息。”
曹遠征表示，發達國家其實也在醞釀著貨幣政策轉向，貨幣政策抽緊將變成大概率事件，“大概明年的宏觀經濟會看到這樣的現象。”
對于中國來說，如何理解“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適度，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一些常用調控手段在2022年會不會有更多想象空間？
他認為，中國的情況和其他國家不一樣，“盡管物價上漲，但并不是那么嚴重，最重要的是PPI在漲，漲幅很高，但零售物價指數、消費物價指數基本不動，漲得很低，所以傳導傳不過來，就帶來一個很大的問題，企業的成本在增長，售價在下降，企業的盈利能力會出現很大的問題，經濟增長就會變化。”
“激發市場主體的活力，保市場主體變成一個問題，”他建議，貨幣政策應該稍微寬松一點，“但企業的盈利前景不好，為什么要借錢？所以，寬松以后企業也并不一定會借錢，經濟也并不一定會增長，這時候核心問題是市場主體得有活力，有好的營商環境，它能看到前景，有一個強烈的預期，認為明年的日子比今年好，所以今天敢借錢，貸款才能下去。”
曹遠征強調，最重要的是市場主體得有活力，“所以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很重要地講到了基于改革開放的政策，要激發市場活力。”
他認為第二方面需要注意的是貨幣政策的結構化，“特別注意到它對小微企業的支持，再貸款利率率先下降0.5個百分點，支持小微企業。”
“在疫情沖擊之下，小微企業是弱勢群體，變成市場主體中最脆弱的環節，特別是服務業中的小飯館、小旅館、小商店，疫情沖擊下，能不能存活變成問題。所以去年這些企業貸款是應貸盡貸、應延盡延。今年盡管疫情沖擊有所恢復，但政策轉彎不要太急，還應該保留過去的那些安排，同時還給再貸款優惠，鼓勵商業銀行對小微企業不要過快地退出，對它的生存造成更大的壓力，這叫結構化。”
他認為，穩健和結構化構成了明年貨幣政策的特色，“這樣既能保持貨幣政策不至于大水漫灌、過度放水，帶來物價上漲的壓力，同時又能精準支持到需要的地方。”
預計明年經濟增長在5.3%—5.5%之間
如何正確認識和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是中國經濟長期以來的重大課題。目前可能面對的風險和之前相比，有什么變化？
曹遠征稱，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不僅說到防范風險，而且很具體，比如“精準拆彈”。
他以房地產舉例：中國人口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過去預測大概在2025年左右人口可能零增長，但這個時間可能大大提前，從全球經驗來看，如果人口開始出現拐點，變成零增長或接近零增長，房地產一定是下行的。
“這跟中國過去房地產發展的歷史背景完全不一樣，從1998年開始，中國的房地產一直在上揚，其中很重要的一個背景是中國人口一直在增長。如果人口不增長會是什么樣子？這變成一個問題。”曹遠征談到，2012年左右開始，新進入市場的勞動力在下降，每年下降大概兩三百萬人，這些人將來會結婚組成家庭，而婚房是中國的剛需，有了這個剛需，房價就會上漲，“如果婚房需求量下降，情況就發生變化，這個事情就發生在2015年。”
他表示，在新增勞動力下降三四年以后，市場就變了，2015年出現了“三去一降一補”，“一去”就是去庫存，就是去房地產庫存。小地方房價不漲，但人口流入地區的房價是漲的，是結構性變化。“后來小地方的房子被消化掉了，其實就是政府擴大財政，跟棚改高度一致，就是貨幣化棚改，把房子消化掉。”
對于某些房地產企業出現的問題，曹遠征表示并不意外。“這種擴張是很難維持的，棚改一旦結束，整個房地產銷售量會下降的，盲目擴張一定會帶來問題。而如果中國人口出現拐點，就不僅僅是過去結構性的問題，很可能在總量上都會出現一些困難。”
“盡管不排除中國城鎮化過程還沒結束，人口還在向城市方向遷移，大城市的房價還會堅挺，但畢竟速度在減緩，這構成一個風險。”他說，“新的風險就需要精準判斷，也需要房地產政策配合。”
對于2022年的經濟數據會在什么區間，曹遠征表示，明年大概經濟增長是前低后高的狀況，整個態勢是回歸潛在增長率，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大概是在5.5%左右。“預計明年增長大概是在5.3%到5.5%之間的位置上出現，靠近潛在增長。”
他希望這樣的回歸能在2023年穩定下來，奠定“十四五”發展格局，為2035年全面建設現代化開一個好局。（劉麗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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