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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德國消費者信心先行指數爬出了歷史最低點,并抬升至-40.2的位置,卻仍處于創紀錄的次低水平,權威機構對德國經濟趨勢的悲觀判斷因此很難逆轉。按照德國聯邦統計局的預測,2023年德國經濟將萎縮0.4%,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則指出,明年德國GDP將下降0.6%,成為歐元區唯一一個負增長的國家。
衰退預期加劇
相比于整個歐元區今年通貨膨脹創出23年的歷史最高水平,德國物價上漲的步伐可以說有過之無不及。9月份德國居民消費價格(CPI)以10.9%的同比升幅創下71年來的最大漲幅,10月份雖然有所回落,但10.4%的漲幅依然還是近50年的最高水平,同時也是2022年連續八個月CPI超過7%。按照德國央行的預估,未來12個月國內通脹率仍將維持在8%以上,即持續徘徊在最近三年來的最高水平。
日本通脹主要因日元貶值引起,美國通脹表現為能源與食品價格全面上漲,與日、美格局有所不同,德國通貨膨脹很大程度上由能源價格上漲所驅動。據歐洲輸電系統運營商Tennet的數據,過去一年德國國內能源價格的平均漲幅達到147%,其中天然氣價格漲幅高達200%,并由此帶動德國電網成本狂飆250%。問題的關鍵是,石油、煤炭、天然氣在德國一次能源消費結構中占比達75%,對外依賴度超過60%,這種輸入性通脹或者說成本推動式通脹遠非德國政府所能掌控,其最終給民眾生活與企業經營帶去的灼傷也遠超預期。
據報道,通脹之下,近一半的德國民眾被迫改變生活方式,削減開支,其中有近1/6的民眾為了省錢少吃一頓飯,另有42%的民眾做飯時“省食材”,比如不放貴的食材或者干脆戒掉餐后甜點。對于企業來說,危及生存的除了飆漲的能源價格殘酷侵蝕著利潤外,勞動力成本大幅上升所形成的“工資—價格”螺旋壓力同樣巨大。2022年全年,德國全國范圍內已經兩次提高最低時薪,薪水從當初的9.82歐元上升至12歐元,不僅如此,為防止工人罷工,德國最大的工會IG Metall日前無奈推出了兩年共兩輪的漲薪方案,即從2023年6月開始,德國汽車、金屬和電氣行業390萬名員工薪資上漲5.2%,2024年5月再漲3.3%,兩年合計增加8.5%。
制造業是德國經濟的中樞與根基,但恰恰是這一核心部位,通脹所形成的損傷還在發酵。除了歐洲最大的鋼鐵集團安賽樂米塔爾公司已經關閉了在德國的兩座工廠外,德國工商大會發布的報告顯示,逾四分之一化工企業、16%的汽車企業被迫減產;另據德國工業聯合會的一項調查,超過一半的公司表示能源價格飆升正在危及他們的生存,有近十分之一的公司目前在德國減少或中斷了生產,而德國哈雷經濟研究所發布的一份報告指出,德國合伙企業和股份公司的破產數量在今年10月份同比增加了36%。
如果說減產、停產以及申請破產是德國企業應對成本壓力的無奈之舉,那么更多企業將生產與經營地遷出德國并增資海外似乎是規避國內商業風險的明智選擇,其中僅2022年就有德國最大的化工公司巴斯夫宣布將把業務永久遷往中國,漢莎航空、西門子在內的60多家德國企業紛紛在美國俄克拉何馬州擴產增資,大眾集團、寶馬公司不約而同地在田納西州和亞拉巴馬州增設新的電池工廠,德國制藥巨頭拜耳和德國特種化工企業贏創工業集團分別在波士頓和賓夕法尼亞州新設技術創新中心等。按照德國工商大會的報告,國內17%的汽車企業計劃把部分生產遷至國外,另有超四分之一的公司正在考慮將部分生產和工作轉移到國外。
企業的減產、停產以及外遷必然引起國內供給側產能的急劇萎縮,并由此導致德國對外出口發生驚人的逆轉。今年5月,德國出現30多年來的首次進出口逆差,貿易赤字高達10億歐元,且接下來的數月在經常項目盈余方面也未見實質性好轉。更為要害的是,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德國的商品和服務出口占GDP的比例高達47.5%,高于歐元區任何一個發達經濟體,出口額的萎縮對德國經濟的打擊可見一斑。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最新預測,德國今年的經濟僅增長1.2%,明顯弱于歐元區的絕大多數國家。而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反映經濟前景兩個最重要期限的國債利率即2年期與10年期德國國債收益率日前發生30年來最大幅度的倒掛,代表德國經濟很可能接下來會繼續向下俯沖。
繞不開的三大長痛
跟隨美聯儲加息步伐,今年來歐洲央行也連續大幅升息,此舉有望逐漸緩解德國通貨膨脹的壓力,而且為稀釋通脹的影響,德國政府明年準備拿出1000億歐元用于對中小企業與居民家庭的能源價格補貼,同時投入830億歐元用于設定天然氣和電力價格上限,但通脹的遏制顯然不等于經濟的提振,德國接下來將面臨更多帶有長期性的掣肘難題。
首先是能源安全性問題。俄烏沖突爆發前,德國約55%的天然氣、50%的煤炭和35%的石油來自俄羅斯,在整體切斷俄羅斯能源進口管道的背景下,相對于煤炭與石油較容易找到替代來源,天然氣進口替代對于德國來說卻是一個十分艱巨的挑戰。一方面,德國雖然可以從美國、中東、挪威以及北非買到天然氣,但價格都是俄羅斯管道天然氣的兩三倍以上,而且天然氣價格又由市場決定,即使德國采取限價措施也無濟于事,其他國家不可能按照俄羅斯天然氣的價格賣給德國,否則就是賠本買賣。另一方面,德國可以尋找到的天然氣替代賣家所能提供的都是液化天然氣(LNG),不僅依靠海上大型船只運輸,而且還需天然氣接收站等基礎設施,而問題是,德國既沒有自己的LNG專用碼頭,更沒有布局在國內的天然氣接收站,只能借助西班牙、荷蘭等國境內的天然氣基礎設施,為此需支付巨額成本。根據IMF估算,如果德國天然氣供應問題得不到解決,2022年德國的GDP將會減少1.5%,2023年減少2.7%,到了2024年減少0.4%。
其次是制造業穩定性問題。德國制造業在全球首屈一指。除了建起了汽車和汽車配件工業、電子電氣工業、機械設備制造工業和化學工業等叢林般的支柱產業之外,德國的西門子、奔馳、寶馬、拜耳、漢高等馳名品牌也享譽全球,而在德國的GDP構成中,制造業占比達23%。但不得不承認,德國強大的制造業能力卻是建立在對外部廉價能源和初期產品尤其是俄羅斯進口能源基礎之上的,別的不說,僅天然氣進口方面,德國每年從俄羅斯的進口量就超500億立方米,占本國天然氣用量的50%,而且德國還是對俄羅斯天然氣依賴最嚴重的國家,可如今,“北溪一號”天然氣管道被毀,制造企業所必需的天然氣遭遇斷供,雖然德國政府正在積極尋找替代氣源,但企業卻沒有足夠的時間給予耐心等待,大量制造業以“用腳投票”方式遷移到海外,德國制造業能力是否因此受到稀釋以及是否會對產品設計、工藝流程與供應鏈渠道等產業體系構成分裂與肢解,充滿懸念。
再次是勞動力供給彈性問題。借助于上世紀50、60年代的嬰兒潮以及“冷戰”時期數十萬的國外年輕移民,德國制造業享受到了30多年的“人口紅利”,但是,昔日的“嬰兒潮”與“移民潮”如今變成了“退休潮”, 德國目前人口平均年齡增至44.6歲,比30年前增加了5.3歲,人口老齡化態勢格外明顯,并且德國65歲以上的人口占到了總人口的22%。按照德國勞動力市場與職業研究所的分析報告,最新10年德國國內的崗位需求一直大于勞動力賣方市場,目前已經形成多達200萬的職位空缺,并創出歷史最高;同時,據德國聯邦勞工局的數據,隨著“嬰兒潮”一代退休后留下的勞動力缺口,德國需要在未來幾年每年吸引大約40萬名工人。但動態地看,德國國內的失業率長期穩定在5%左右,勞動力供給彈性非常之小。而最為嚴重的問題是,德國的人口出生率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就日益走低,去年直接沉降至1.54的歷史新低,受到影響,德國當年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04%。新增勞動力嚴重不足,原有維系德國經濟增長的人力資本優勢必然越發式微。
未來還會騰躍?
論經濟總量,德國經濟居歐洲之首,列全球第四,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德國GDP排名世界第五,按年度平均匯率換算,德國2021年GDP為42151.68億美元,而且首次突破4萬億美元大關,而即便是今年以來德國經濟增長步履蹣跚,但前三季度也錄得了GDP超3萬億美元的不錯收成,說明德國經濟增長的基礎截至目前并未受到實質性破壞,而且德國還具備蟄伏后再度騰躍的諸多優勢。
首先是中小企業的本土集群創造力。總量超350萬家的德國企業中,不到500人的中小企業占比高達98%,而且德國中小企業有自己非常鮮明的特點,如絕大部分是家族企業,壽命較長,不少是幾百年的老字號,其中德國的家族企業百強中,平均壽命超過了90歲。這些低調的德國中小企業往往能在一些極其獨特簡單的細分領域排名世界前列乃至第一,也就是俗稱的“隱形冠軍”,對此,著名的管理學家赫爾曼·西蒙曾在全球找到2734家“隱形冠軍”,結果發現德國獨占近半,且其中大部分是制造企業。值得關注的是,德國的中小企業普遍位于偏僻小村莊里,當地政府、銀行會為其提供融資,當地學校會提供技術支持,當地民眾則是世世代代的勞動力來源,德國本土對其形成了極強的黏性,而且以德國人的耐性,他們會希望企業傳承下去,從而構成了支撐德國經濟韌性的微觀鮮活動能。
其次是“萊茵模式”下的技能人才沉淀力。以經濟學家歐根為代表的弗萊堡學派創建的經濟發展“萊茵模式”強調市場自由競爭,破除各種障礙,激發企業的創造力,同時也強調有限的國家干預,維護市場秩序,并通過稅制改革等扶植中小企業,培養市場主體。因此,在“萊茵模式”下,德國不僅誕生了大量的中小企業并成為本土經濟的穩定器,而且創造了技能專科教育和學徒制作為制造業的教育基礎,并為企業輸送了大量的廉價熟手工人。雖然德國的高校錄取率和畢業率都不高,六成以上的應屆學生沒有就讀大學,但卻有大量德國孩子進入職業技術學校,而在德國的就業市場上,雇主看重的并非學歷高低,而是學歷和專業與自身需求的契合,因此職業教育反而更受企業青睞。對于企業來說,通過人才市場招聘獲得的不僅是即時可用的技術工人,而且德國技術工人在同一家企業的平均上班時間達到33年,基本等于做到退休,這種技能勞動力極低流動性相應生成了德國中小企業競爭力的穩定性,同時這種技能人才的沉淀方式無疑在德國還將持續釋放出更強大的能效。
再次是歐洲“經濟引擎”的市場聚合力。作為歐盟最大的經濟體,德國經濟萎縮必然會對歐盟的財政收支、歐元匯率、歐債問題等產生嚴重影響。而從產業鏈角度來看,德國一方面是整個歐盟的“制造中心”,德國汽車、化工、機械及電子電氣等行業尤其是汽車產業鏈遍布歐洲;另一方面,德國又是整個歐盟的“消費重心”,龐大的進口額使德國充當了“最終消費者”的角色,并扮演著域內貿易的主要驅動力。歐洲智庫Prognos的研究顯示,德國近52%的進口來自歐盟國家,其中德國是捷克、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和斯洛伐克等國家最重要的銷售市場,這些國家1/4到1/3的出口流向德國。顯然,德國經濟一旦受傷,歐元區乃至歐盟成員國都會感到疼痛,反過來說,只要德國需要,這些盟友都會盡力伸出援手,比如增加對德國產品的進口,積極支持德國作為“軸心國”的經濟政策主張等。
(作者系中國市場學會理事、經濟學教授)
責任編輯:李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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