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最新期《商業周刊》雜志封面

　　導讀：2008年9月15日，美國投行雷曼兄弟申請破產，金融危機全面爆發。在小布什總統的領導下，時任美國財長保爾森等人合力推出規模達7000億美元的不良資產救助計劃穩定金融市場。五年后的今天美國早已脫離金融危機，經濟邁向全面復蘇。撫今追昔，保爾森在最新一期《商業周刊》封面文章中詳細敘述了金融危機爆發前后的歷程。

　　2008年9月15日前的那個周末人們不再接雷曼兄弟CEO富爾德(Dick Fuld)的電話，因為他長期以來都不接受現實。富爾德希望把不良抵押貸款剝離安置到名為SpinCo的子公司，數周前要求紐約聯儲和財政部向其注資。我們向他解釋我們沒有這樣做的權力，但他認為政府總能幫上點忙。怎么會沒人想買他的公司呢？他就是不愿相信。

　　我是和富爾德交談的少數人之一，我告訴他正在發生的一切：我們找不到買家，沒有買家政府也無力拯救雷曼。他被擊垮了。只有身為CEO才能理解他彼時的心情。他顯然熱愛雷曼，將其視若己出。9月15日雷曼兄弟宣布破產不是危機的結束，也不是危機的開始。我從未以進入華府為目標。在1969年我到哈佛大學商學院就讀的第一年我就停止了學習，我是一個好學生成績過關不是問題，于是我大部分時間都花在衛斯理學院和溫迪-賈奇(Wendy Judge )在一起，在第二學年開始前說服她嫁給了我。溫迪在弗吉尼亞州Quantico謀得游泳教練的職位，我則在國防部找到工作。去教堂是我唯一穿正裝的時候。我僅有的管理經驗是一次在科羅拉多州的夏令營。不過在那段時間我進行了平生第一次救助活動。

Hank Paulson，《Bloomberg Businessweek》記者 Henry Leutwyler攝

　　洛克希德是當時瀕臨破產的大國防承包商，尼克松政府要求國會提供貸款擔保。老實說我認為政府不應干涉。洛克希德對美國國防至關重要的部分本可由其它國防承包商收購，但人們對此爭論激烈，即便在那時救助也非常不得人心。

　　白宮因我在洛克希德所做的工作找到我，讓我到白宮國內委員會(White House Domestic Council)為副主任Lewis Engman工作。我那時毫無經驗，遇到很多問題，不過Lewis是個好老師。他對我說，要是有人讓你做看上去不太正確的某件事，那就問一大堆問題；寫備忘錄時不僅要自問是否寫得正確，還要考慮上《華盛頓郵報》頭版的效果如何。1972年4月我開始在尼克松政府工作，幾周后水門事件爆發。

　　做出離開政府的決定并不困難。1974年1月當我加入高盛時，我從未想過有朝一日掌管它。要是你對管理感興趣，希望管一家大公司，那你應該去一些工業公司而非一家投行。我選擇高盛是因為我確實對涉及眾多行業的客戶咨詢等工作感興趣。

　　初入高盛便有人說，“漢克不太聰明，他只不過是吸收他人的知識”。我把這番話看作對我的表揚。我在高盛和許多CEO共事，他們有的確實不錯，有的就不那么好。我和州領導、政府領導人一起工作并提供咨詢。從中我明白世上沒有完美的領導。這些CEO取得成功有賴于他們組建的團隊。如果你不把人們團結在周圍彌補自身不足，那么你的缺點將在工作中顯露無余。

　　2006年春我兩度拒絕擔任財長，那年四月第三次要求我出任時我答應了。我實際上對小布什總統不了解，我提出包括自行選擇幕僚的多項赴任條件。然而如果不能與總統建立良好關系這些條件也沒什么意義。小布什是一個好老板。金融危機期間他總是說，“你是我的戰時將軍，無論何時只要有必要盡管來找我，我們可以討論任何問題”。我們也確實這樣做了。我還極其幸運地擁有本-伯南克和蒂姆-蓋特納這兩位了不起的合作伙伴，我們建立的不同尋常的信任和合作關系大大促進了我們的工作。

　　2006年7月總統在戴維營會見他的經濟團隊。他讓我就福利改革發表演講，但我要求談一談對經濟過熱的擔憂。多年來美國的經濟過剩不斷積累，我認為極有可能發生金融危機。我談到場外衍生品市場及其透明性的不足，談到對沖基金的規模，但我沒有談房地產市場。會后總統問我道，“漢克，什么原因會造成金融危機”。我回答說不知道，一旦發生就知道什么原因了。

　　金融危機苗頭開始顯露時我已經在華府供職一年了。法國最大銀行巴黎銀行的多支基金擁有次貸相關抵押債券，其中三支基金被凍結。投資者要求贖回導致一場流動性危機，全歐洲為之十分擔憂。從那時起我們便高度警覺起來。

　　總統金融市場工作組馬上開會討論抵押貸款證券的復雜性。在過去如果要貸款買房，我去找芝加哥第一國民銀行——就像我在1974年買房時那樣。如果有問題我也去找他們，如果存在合理的解決辦法我們會修改抵押貸款條款。然而這一模式改變了，我們迎來了證券化模式。抵押貸款被分割打包成證券，然后在全球公開市場銷售。與創新伴生的是復雜性，而復雜性是透明性的敵人。

　　進入2008年，許多美國機構破產。在全國范圍內，抵押貸款證券化最大的始作俑者靠美國銀行的股權投資救助。花旗銀行、美林、雷曼兄弟、摩根士丹利的抵押貸款投資組合全都遇上麻煩。

　　3月13日，貝爾斯登告訴我們，如果得不到援助次日將破產。由于抵押貸款投資失誤前一年貝爾斯登虧損24億美元。當時我想，必須有應急權限防止將破產的投行進入一般破產程序。但是美聯儲無權提供債務擔保或注資，財政部也是如此。我們需要一個買家。

　　摩根大通愿意介入提供資本支持，但美聯儲須為其提供300億美元的無追索權融資以支持收購。最初的協議是摩根大通以每股2美元收購貝爾斯登，為了讓收購達成，最終收購價每股10美元。

摩根大通的Steve Black

　　我經常被問到的一個問題是，“那樣是不是造成道德危機”？他們認為，如果市場參與者相信政府始終會準備介入以拯救行將破產的機構，那么這些市場參與者就不會對機構進行各種必須的嚴格分析審查。我曾表示貝爾斯登的收購價不應超過每股2美元，理由不是因為道德風險而是公正。如果美國政府通過美聯儲發放一筆貸款防止一家銀行破產，股東為什么應該得到更多的錢？伯南克和蓋特納認為，更大的好處是防止破產。我同意他們的說法。

　　市場注意力幾乎馬上轉向雷曼兄弟，貝爾斯登事件后我竭盡全力鼓動富爾德籌集資本、吸引戰略投資者或出售公司。與此同時伯南克和我去見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主席弗蘭克(Barney Frank)。我們需要緊急決定權限使失敗投資銀行免于破產，就像政府對商業銀行那樣。弗蘭克說：“除非你們說‘如果我們得不到授權，像雷曼兄弟那樣的投行將破產，后果將極其嚴重’，否則我們不能讓國會采取行動。”當然，我們剛開始那樣說，雷曼就倒了。

　　房利美(FNMA)和房地美(FMCC)是通過補貼30年抵押貸款減輕購房負擔而設立，前者在大蕭條后的1938年成立，后者成立于1970年。它們都是政府支持的實體(GSE)，有著崇高的目標同時也有很多重大缺陷。

　　首先是盡管它們不屬政府所有且無明確的政府擔保，但市場認為美國政府是它們的后盾。第二個缺陷是對它們的監管不力。國會剝奪了兩房監管機構作為一家銀行監管者做出判斷所需的廣泛權力。此外它們是規模九倍于雷曼兄弟的超級機構。它們的規模不斷增長，顯然帳篷已經關不住“大象”了。

　　兩房獨立監管者聲稱它們的資本充足，但我們發現它們每周在市場拋售多達200億美元債務證券。如果它們不能出售證券，投資者將心生疑慮而大肆拋售，造成價格大跌和兩房證券持有者虧損。如果它們完全倒閉，世界末日將到來。

　　7月我們向國會要求緊急權力以處置這一威脅。然而到8月中旬，我們發現GSE資本金嚴重不足。在考慮多項選擇之后，我們決定在一個周日對相關公司采取行動，以便周一開市后將公司置于新管理層之下。其中一位CEO打電話問我，“漢克，情況如何”？我說“無可奉告”。

　　我向布什總統匯報情況時他很興奮，但他難以相信我們能夠保守秘密。

　　在房地美和房利美穩定之后的9月7日，顯然雷曼將遭遇來自投資者的真正壓力。大多數市場參與者都在緊張觀察，希望伯南克和我能施展魔力。

　　我們要讓人們注意到問題的嚴重性。伯南克、蓋特納和我決定周五把華爾街主要機構的負責人叫到紐約聯儲，讓他們明白美聯儲無權提供債務擔保和注資，政府不打算為投行逐利失敗的貸款背書。我們需要一個買家，需要這些銀行對買家提供必要的支持。老實說，那個周末我覺得需要兩個買家才行，因為當時我認為無論雷曼破產還是被收購，市場將立刻把注意力轉向美林。

巴克萊CEO Bob Diamond9月16日在雷曼總部講話

　　整個周末我們的會一個接一個，期間我們與美國銀行和巴克萊商談。周日早晨我們認為將與巴克萊達成協議，但英國監管機構不同意這筆交易。那真是可怕的時刻。大家都在等我和蓋特納出來向他們報告，我不太確定該說什么。我感到一陣恐懼。我給溫迪打去電話：“我覺得身負整個世界的擔子，我不堪重負，我不知道做什么、說什么。為我祈禱吧”。

　　溫迪馬上把我們最愛的圣經名句念給我聽：“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我立刻感到平靜、恢復了自信，出來與銀行家們談話。幸虧美國銀行收購了美林。如果它收購的是雷曼，我認為美林將倒閉，造成更嚴重的后果。

美銀美林的John Thain.

　　我記得9月15日那天起得很早，透過窗戶看紐約街頭去上班的男男女女。我確信他們中間有的人肯定是在雷曼工作，有的在其它銀行工作，其他人不是銀行員工，但他們的生活將要發生深刻變化。

　　雷曼加劇了金融危機——它是金融危機的征兆而不是原因。我不同意把“多米諾骨牌理論”用于雷曼。我之前的同事Ed Lazear說得很中肯：金融危機就像一個巨大的爆米花機，一年來隨著危機的持續它一直在加熱這些玉米。雷曼可能第一個爆炸，不過那個周末我們知道接下來該美林和AIG。

　　那一周是我經歷的獨一無二的一周。我們處理各種問題——防止AIG倒閉的必要性、其它金融機構即將倒閉的可能性、防止貨幣市場基金內爆的必要性、向國會要求緊急權力的必要性。

　　那一周我們一直在設法從國會獲得我們所需的授權，核心是從金融機構收購非流動性資產的權力。9月18日周二晚間，伯南克和我與國會領導人會面。當時他們很多人還沒有親眼見到這場金融危機。伯南克和我描繪了金融體系凍結的情景：銀行不再同業拆借，信貸不再正常流動，失業率升至“大蕭條”時的25%。如果我們不馬上行動將發生災難。

　　9天后即9月27日星期六，似乎國會將批準7000億美元的不良資產救助計劃(TARP)，然而談判陷入僵局拖延至當天夜深。我感到筋疲力盡，開始干嘔。我搞出了很大動靜，似乎我真的病了。Rahm Emanuel過來看我，Harry Reid說去找個醫生來。我說不用了。我和溫迪打網球，有時在大太陽底下還干嘔。我們的對手認為那是我的策略。

　　9月29日周一眾議院投票否決TARP。準備向我慶祝的Barney Frank安慰我說，“別擔心，漢克。有時候孩子們會離開家，直到肚子餓了再回來。”TARP獲再次投票通過，然而在TARP通過的那一周，市場形勢不斷惡化：美國最大儲貸機構華盛頓互惠銀行(Washington Mutual)倒閉；行將倒閉的第六大銀行Wachovia被收購；歐洲銀行岌岌可危；全球信貸市場停止對金融機構融資。我們曾要求國會授權購買非流動性資產，但顯然我們的行動需要更迅速更有力。于是我們改變戰略，決定直接向銀行注資。

　　我的一貫觀點是承認錯誤并迅速改正。我不必和白宮官員爭辯金融體系崩潰對經濟的傷害將何等嚴重。布什總統有著良好的感覺，他理解市場。他讓我做正確的事情，不要管政治，這是他給我的最好建議。

　　10月12日，星期日，我讓九家系統重要性銀行CEO周一下午到財政部。屆時我們將介紹TARP，要求他們在數小時內簽署自愿獲取資本的協議。每家銀行都想成為矮子里最高者：誰也不想承認自己有問題。于是我們設計了不區別健康銀行和受脅迫銀行的方案，迅速向數百家銀行注資對整個金融系統進行資本重組并恢復信心。

　　所有銀行都同意這么做，我暫時松了口氣。

　　民調顯示TARP不得人心。這個國家不喜歡救助。如果你甘冒風險掙大錢，那很好。要是你去冒險而政府不得不救你會如何？我理解人們的憤怒。

　　我從未能讓美國人民相信TARP不是為了救銀行而是救大家，是使我們的經濟幸免于難。(檸楠/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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