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經濟衰退固然緣于一系列的外部沖擊，而其病灶仍根植于其自身，主要有三個方面。

　　9月6日，德國聯邦統計局公布數據顯示，經季節和工作日調整后，德國7月工業新訂單環比下降11.7%，為2020年5月以來最大降幅。具體來看，7月德國國內新訂單環比下降9.7%，國外新訂單環比下降12.9%，其中來自歐元區的下降24.4%，來自歐元區以外的下降4.1%。此外，聯邦統計局將6月工業新訂單環比增幅從7.0%調整為7.6%。同日，德國經濟和氣候保護部發表聲明稱，工業新訂單數據波動劇烈，鑒于商業環境黯淡和全球經濟疲軟，仍無法判斷德國工業經濟能否持續復蘇。德國經濟近年來一直在掙扎，經濟困難不是什么秘密，近期持續復蘇的前景黯淡。預計德國經濟2023年將收縮約0.5%，明年仍將衰退。

　　過往輝煌與現實挑戰

　　自歐洲統一以來，德國一直是歐洲最大的經濟體、工業強國，而被稱為歐洲的經濟核心。德國強大的工業基礎是其經濟繁榮背后的關鍵驅動力之一。2020年，英國甚至出版了一本暢銷書，題為《為什么德國人做得更好》。

　　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21年德國GDP達到4.26萬億美元，約3.8萬億歐元，人均GDP冠于歐陸。德國每年對外出口價值近1.4萬億美元的制成品，技術創新是德國經濟實力的強大驅動力。德國素有科學傳統與強大的教育體系，所獲諾貝爾獎數僅次于美英兩國，強大的中小企業更是產業創新的動力源泉。

　　然而，當前在歐元區中遭遇到最大困難的正是德國經濟。

　　外需下滑并不足，本土德企也沒能生產足夠有競爭力的產品以跟上需求的變化；能源轉型遭遇梗阻，技術、基礎設施，以及教育的資金投入不足；物價上漲過快，且利率環境惡化，流動性收緊。不少問題早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已發生，疫情帶來的供應鏈中斷，尤其是俄烏沖突帶來的經濟制裁戰，使得能源危機與既有的結構性問題并發，加之過去十年不明智的政策選擇，以及“紅綠燈”聯合政府內不間斷的政治爭端，德國民眾的選擇將單純的經濟問題復雜化，乃至越發政治化、意識形態化。

　　德國經濟面臨哪些日趨嚴峻的挑戰呢？主要看來，有以下幾項：

　　其一，全球經濟放緩，外需下降。作為主要出口國，德國高度依賴國際貿易，主要經濟體之間不斷升級的貿易緊張局勢，對德國的出口導向型產業產生了連鎖反應，導致一些市場對德國商品的不確定性和需求減少。另一方面，其他歐洲國家，特別是歐元區內國家的產品開始與德國本土產品競爭，并取得實績。這也相當程度上歸因于德國制造業的外移，而且這一趨勢并不會發生根本變化。

　　其二，歐元區債務危機，暴露了歐元區及其成員國內部的潛在結構性問題，拖累了德國經濟。主要有二：首先，銀行陷入困境。德國銀行可能重大損失，危及金融體系的穩定。其次，財政被迫緊縮。作為對希臘、愛爾蘭和葡萄牙等陷入困境國家的一攬子救助計劃的關鍵參與者與貢獻者，德國預算負擔加重了。同時，為應對危機，歐元區財政緊縮政策導致對德國出口需求的減少。

　　其三，能源轉型受阻。德國在實現能源多樣化的結構改革方面實績不彰，對石油、天然氣等傳統能源的嚴重依賴局面沒有得到緩解，其經濟和能源安全體系是脆弱而不足以應對外部挑戰的，尤其在俄烏沖突爆發后，德國加入到對俄能源的制裁戰中去，不僅油價過高，且事實上放棄或喪失了管線天然氣供應的來源。這惡化了諸如汽車、金屬、玻璃、化肥等能源密集型產業的成本；另一方面，在提升清潔能源方面，因動作過緩而更加依賴于相關進口。

　　其四，新冠疫情重擊德國經濟。企業關閉、消費與投資下降，相關產業嚴重萎縮，供應鏈中斷，勞動減少，外需下降。

　　其五，英國脫歐，隨后引入海關壁壘，對德國經濟的影響不可低估。

　　三大病灶

　　德國經濟衰退固然緣于一系列的外部沖擊，而其病灶仍根植于其自身，大體來說，主要有三：

　　第一，人口老化，缺乏熟練工人。

　　影響德國經濟的關鍵因素之一是熟練工人的短缺。德國幾乎到處都缺乏熟練工人，包括IT專家、司機、護士，甚至美發師。據聯邦勞工局稱，勞動力短缺危機影響了六分之一的職業。德國技術工人短缺的主要原因是人口老齡化。最近的調查顯示，由于人員配備不足問題，每年給德國經濟造成高達1210億美元的損失，50%的德國公司因此削減了產量。

　　在德國，伴隨著歷史上較低的出生率，預期壽命延長通常導致其活躍勞動力自然下降。超過700萬工人將在未來12年內退休，這將加劇現有的勞動力短缺。這種短缺使德國經濟損失近1000億歐元的經濟產出，它威脅著關鍵項目，如過渡到碳中和時代，這需要熟練的工人。德國目前是世界上僅有的五個超級老齡社會之一，到2050年，預計65歲及以上者將占德國人口總數的近1/3。

　　多年來，德國的保守勢力一直不愿直面這個迫在眉睫的勞動力危機問題，因其涉及是否以及如何接受移民的問題。關于政府應承諾的養老金保障水平，也出現了問題，設定有保障的養老金水平和提高退休年齡，雖未演化為類似法國黃馬甲抗議運動，但仍遭受普遍的抵制。盡管增加移民仍是一個至關重要的解決方案，且為迫切需要，但是德國目前沒能吸引足夠的移民工人。

　　建立網絡、提供語言和技能培訓以及簡化移民過程是關鍵步驟，但解決這個問題需要所有政府機構共同努力，以確保德國未來的勞動力需求得到滿足。鑒于這種人口結構變化，以及現實中政府部門的有限舉措，隨之而來的德國勞動力供給減少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能源跛腳，產業崩潰。

　　以工程實力和經濟實力著稱的德國現在正處于危機的邊緣。德國工會負責人警告說，整個行業將崩潰。當前，德國建筑商正處于崩潰的邊緣；由于天然氣短缺，鋁、玻璃和化學品等行業或將永久性地消退。由于缺乏足夠的天然氣來源支撐，不僅一些主要行業將遭受厄運，還將擾亂經濟與就業。更糟糕的是，這種能源混亂正在使價格飆升，二氧化碳排放的成本也在攀升，對家庭和企業來說，都是雙重打擊。

　　德國經濟增長緩慢，其曾經強大的汽車行業正在萎縮。德國中小企業協會報告稱，公司正在考慮將生產轉移到國外，而高能源價格威脅著化學工業。一項研究表明，這可能會使德國損失1200億歐元和130萬個工作崗位。

　　過去9個月，德國能源公司已向印度石油供應商采購原材料4.51億歐元。據統計機構稱，去年同期，德國企業購買石油產品的價格僅為3700萬歐元。

　　既然對德國經濟而言，俄能源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德產業經濟因能源問題而遭遇崩潰的困境也只能從德國內部來找原因。事實上，德國在清潔能源、通信，以及電動車產業等方面已經大幅度落后于中國同行，且國有產業優勢也正在流失。

　　第三，改革乏力。

　　德國的經濟困境并非突然發生的，而是遭受長期忽視的結果。當企業家與實業者被誤導而陷入斗爭政策時，政客們卻玩弄政治。形勢如此嚴峻，德國迫切需要改革，而非空洞的承諾。

　　官僚主義是德國改革的最大障礙與重大挑戰，是為企業不可承受之重。調查顯示，企業對行政低效、法規沖突、審批流程重疊，以及復雜的合規要求，感到格外沮喪。通常以敏捷和創造力而聞名的企業家發現自己陷入了監管、冗余程序和不一致政策的迷宮中。因為法規的復雜性和不可預測性，部分企業家采取了“無所謂”的態度。過度監管和不明確的監管環境導致了企業主的不確定性和挫折感。比如，在德國創辦一家新公司需要120多天，而意大利或希臘只有40天。德國60%的化學公司認為昂貴的官僚主義是最大的攔路虎，比其他障礙更能影響公司運營。

　　這些官僚主義挑戰不僅造成了挫折，還極大地限制了創業精神。這對于在當今全球商業格局中推動創新和競爭力至關重要。解決官僚主義低效率問題對于德國保持其作為開展業務場所和支持經濟增長的吸引力至關重要。 然而，德國的官僚主義問題并不新鮮，多屆聯合政府均承諾解決之而未果，克服官僚主義需要新的途徑。

　　簡化行政流程和擁抱數字化是減輕企業官僚負擔的關鍵步驟。行政管理的數字化可以為公司及商業競爭提供巨大的潛能。

　　德國雖以技術進步聞名，然而其緩慢的數字化轉軌產生了負面經濟影響，與其他歐盟經濟體相比，該國落后于數字化大勢。不得不指出的是，歐盟委員會在數字能力方面將芬蘭、丹麥和荷蘭排在前三名，德國遠遠落后，處于第13位，僅略高于歐盟平均水平。德國仍嚴重依賴文案文書操作，其大部分官僚機構根本沒有實現數字化，也跟不上數字創新步伐，這令該國在全球市場競爭中處于相對劣勢。

　　（作者系浙江現代數字金融科技研究院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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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吳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