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一半以上的家庭金融資產以儲蓄形態存在，等于就是擁有了一座可為經濟提供豐沛血液的私人蓄水池。

　　日本央行發布的最新統計數據顯示，截至今年3月底日本的家庭金融資產升至2043萬億日元，創出歷史新高，而且日本家庭金融資產已連漲三年。2020年，日本家庭金融資產余額首次站到1900萬億日元（約合人民幣97.8萬億元）之上，次年底膨脹到2023萬億日元的創紀錄水平，之后受疫情影響在2022年出現小幅回落，但今年前3個月一舉扭轉跌勢，且再次突破前期歷史峰值。

　　高配無風險資產

　　家庭金融資產是指由現金、儲蓄存款、股票債券、養老保險以及信托投資等形成的金融產品組合。就品種結構而言，儲蓄存款占到了日本家庭金融資產的54.2%，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即便是日本央行長期實行零利率甚至負利率，哪怕是股票、債券等風險類資產出現持續走牛行情，也未能改變與動搖日本家庭對銀行儲蓄的鐘愛以及異常穩定的專注，正是如此，現金儲蓄在過往30年日本家庭金融資產配置結構中一直占據了一半以上的權重。

　　除對現金存款保持著強烈偏好外，目前日本家庭金融資產中保險、養老金和標準化保障的占比為26.2%。這樣，日本家庭金融資產中無風險資產的比例達到了80.4%。相應地，股票投資僅占11%，投資信托更是低至4.4%。必須強調的是，僅在上世紀80年代泡沫時期股票投資配比超過了20%，泡沫破滅后的30多年中日本家庭部門對股票投資的占比一直穩定在10%左右；另外，日本央行自2016年開始實施收益率曲線控制政策，壓低國債收益率的同時，也使二級市場國債價格出現了較為明顯的賺錢效應，盡管如此，日本民眾的參與率與入場率也不高，更多的則是選擇緊緊地捂住自己在銀行的儲蓄錢袋子。

　　日本家庭之所以高配無風險金融資產尤其是儲蓄資產，首先與日本政府所主張的金融制度安排高度相關。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為了拉動工業發展，日本政府建立了以銀行為中心的“護送船團”式金融體制，形成了以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體系，相應地，日本政府在全國范圍內啟動了“居民儲蓄運動”，鼓勵居民增加銀行存款，并推出了免除存款利息稅等系列優惠政策，結果是，在二十多年時間內快速實現工業化的同時，日本居民的存款儲蓄習慣也從此養成。不僅如此，長期的儲蓄政策引導等于就是無風險投資意識的反復熏陶，由此造成了日本居民所擁有的市場化金融知識相對不足，至今仍有高達75%以上的家庭不參與股票投資。而對于為什么不持有股票，日本證券交易商協會問卷調查所得出的結論是，超過一半的家庭回答“相關知識不足”，另有20%表示“不知道買什么”。

　　時至今日，日本金融政策對銀行儲戶的利益保護依然在不斷地健全與強化。一方面，針對個人儲戶在信息獲取以及競爭地位完全處于不對稱的現實，日本的法律明確要求對于任何一款無風險或者低風險金融產品，銀行都必須向用戶做出明確而清晰的說明，否則就會按照《金融商品銷售法》以及《消費者契約法》進行追究與處罰；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也創建了存款保險制度與儲蓄保護基金兩大金融“防火墻”，確保在銀行遭遇破產的狀況下儲戶能夠得到盡可能足夠與切實的補償。這種“護城河”式的制度安排也進一步強化了居民的儲蓄選擇行為，同時也使得無風險投資意識深入人心。

　　家庭制度的演變也是日本民眾在金融資產配置上避險意識特別強烈的因由之一。日本的傳統家庭制度是父權極強的直系家庭，有戶主權和“家督”繼承權兩大支柱，其中“家督”繼承權——長子繼承制是日本家庭制度的核心，長子夫婦或與父母同住的子女是“家督”的繼承者，也因此要承擔贍養父母的義務，這種家庭構架與義務安排曾長期、有效地支持了日本家庭金融資產的蓄積，并表現出非常顯著的遺傳特征；雖然后來日本政府新修訂的民法否定了傳統的家庭制度，日本的家庭形態開始由直系家庭向以夫妻為核心的家庭轉變，家庭的養老功能逐漸弱化，家庭金融資產也有所分散化，但隨后日本便步入老齡化社會，且由于文化與生活方式的代際差異，日本子女與老人同居的家庭快速減少，而家庭的小型化一方面驅使年輕家庭為購房而儲蓄，另一方面也導致老年家庭需要為養老而儲蓄。

　　回過頭去看，除了泡沫經濟的破滅讓當時不少日本家庭承受了股票投資的損失之痛外，始于上世紀90年代初一路下跌的房價更給日本民眾進行了一次殘酷的風險教育。上世紀80年代。房產曾一度占據了日本家庭資產的50%以上，房市也成為了不少日本人投機與追夢的天堂，只是隨后持續30多年的房價陰跌讓許多投資人折戟沉沙，日本家庭也開始迅速地“去房產化”，最終房產在日本家庭資產的占比縮水至目前的21%。雖然房產并不屬于金融資產，但投資損失的慘重卻極大地強化了日本不少家庭的風險厭惡程度，并不可避免地映射與放大到股票等風險性資產之上，進而也使得其對儲蓄等無風險資產的配置更為偏愛。

　　家庭金融資產差距≠社會貧富差距

　　對金融資產品類的選擇與配置只能呈現出日本家庭安全性與穩健性的投資風格與偏好，而要識別與認清金融資產背后社會財富的真實搭配與運行鏡像，就有必要拆解日本家庭金融資產在不同單位以及不同人群中的分布結構，借此更能從中清晰地發現日本所釋放出的獨特社會信號。

　　自2005年開始，日本野村綜合研究所就持續跟蹤與分析國內金融資產在不同等級家庭的分布狀況，并按照“純金融資產持有額”（從存款、股票、債券、投資信托和養老保險等以家庭為單位的金融資產總額中扣除負債后得出的數值）的標準每兩年公布統計結果，最新一期的調查數據顯示，擁有5億日元以上凈金融資產的超級富裕家庭為8.7萬戶，占比為0.16%；持有1億日元以上5億日元以下凈金融資產的富裕家庭為124萬戶，占比2.29%；持有5000萬日元以上1億日元以下凈金融資產的準富裕家庭有341.8萬戶，占比為6.32%；持有3000萬日元以上5000萬日元以下凈金融資產的上層大眾家庭有712.1萬戶，占比為13.18%；持有3000萬日元以下凈金融資產的一般大眾家庭共4215.7萬戶，占比為78.03%。簡單計算發現，8.77%的日本家庭擁有5000萬日元以上的金融資產，說明金融財富更多地集中在少數富人手中。

　　野村綜合研究所還計算出了各個層次家庭的金融資產總量，結果顯示，頂層的超富裕家庭平均每戶所擁有的金融資產比底層的一般大眾家庭平均每戶所擁有的金融資產量高出17.2倍，同時富裕以上家庭的平均金融資產量比大眾家庭的平均金融資產量高出12倍，說明家庭金融資產擁有量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同時野村發現，最近10年日本的富裕階層和超富裕階層的家庭數量及資產總額一直在增長，主要原因是這一層次的家庭更愿意冒險，而過去10年間日本的股票與債券價格都是上漲的，其中日經225指數共計升漲87.16%，且10年間僅2年出現下跌，受到影響，樂于投資理財的部分準富裕家庭變成了富裕家庭，部分富裕家庭進階為超富裕家庭。風險理念的差異導致富裕家庭與大眾家庭間金融資產增量差距有所拉大，進而也拉開了存量金融資產的距離。

　　但是，不同層次家庭尤其是富裕家庭與大眾家庭之間金融資產擁有量的差別，并不能說明日本就是一個貧富差距較大的國家。對于家庭而言，金融資產也只是整體資產的一部分，并且往往貧富差距大的國家和地區，普通家庭不僅沒有金融資產，更重要的是收入微薄且失去穩定的生活來源。而日本的基本事實是，90%以上的家庭已經擁有了5000萬日元以下的金融資產，且日本國稅廳同期公布的數據顯示，日本勞動者數量為5270萬人，平均年收入為443萬日元，其中男性平均年收入為545萬日元，女性平均年收入為302萬日元，當年2人以上家庭的每月消費支出平均為27.9萬日元，以夫妻雙方都工作的平均年收入計算，達到3000萬日元以下金融資產的一般大眾家庭標準只需6年左右的時間，日本民間因此有“一億國民皆中產”的說法，指的是普通人在日本或許不能暴富，但過上穩定有質量的生活則毫無疑問。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按照衡量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判斷，日本該系數長期低于0.3，不僅在G7（七國集團）國家中處于尾部，甚至比絕大多數工業化國家與新興市場國家都要低，而且日本最富裕的10%人口僅占有25%的社會財富。

　　經濟增長的能量池

　　金融資產置于家庭賬戶之下，只能顯示出特定單元財富的體量，而進入到國家金融體系之中，則構成了國民經濟循環的巨大能量，尤其是日本一半以上的家庭金融資產以儲蓄形態存在，等于就是擁有了一座可為經濟提供豐沛血液的私人蓄水池。對此，經濟學開山鼻祖亞當·斯密曾在《國富論》中闡釋了“資產的性質及其蓄積和用途”，指出資產的蓄積使社會擴大再生產成為可能，從而創造出日益增多的國家財富；而另一位經濟學大師凱恩斯在作為后來宏觀經濟學基石的鴻篇巨著《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中更是明確提出了儲蓄等于投資的著名恒等式。

　　日本經濟騰飛之父都留重人從儲蓄可以轉化投資的角度闡述了儲蓄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他特別強調，當產業出現了典型的結構性變化——平均每個勞動力需要更多的資本裝備時，如果沒有足以促進這種結構變化的投資，這種變化是不可能實現的。當然，1990年之后日本經濟步入下行通道，并由此開啟了“失去的30年”，但并不能說明高儲蓄作用力已經退場，而是轉換到儲蓄→消費的層面對經濟增長賦能加力。作為經濟增長的重要馬車，日本出口在過去20年一直處于遞減狀態，整體經濟的對外依存度從高峰時期的50%降至目前的21%；而持續的通縮也令日本企業資產表變壞，“去負債”擠壓與抑制私人投資，但慶幸的是，消費接過了經濟增長的接力棒，尤其日本家庭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過往30年中一路爬高，且正是仰仗于超過60%的消費勢能，除個別年份出現衰退外，日本經濟在“失去的30年”中都維持著正增長。

　　不錯，儲蓄與消費存在著蹺蹺板效應，即家庭儲蓄的增加往往會對消費形成“擠出”，但這種結果更多地只會在民眾收入遞減、儲蓄率還不夠高以及大眾對未來生活預期充滿不安的環境中發生。如前所指，日本家庭金融資產結構中，數十年來儲蓄占比一直保持在50%以上，而家庭儲蓄處于高度穩定狀態，既可增強消費的底氣，也可將工資的增量更多地轉移到消費。雖然保守地估計過去30年中日本平均工資僅增長4.4%，但在經濟持續低迷不振的趨勢中還能保持工資的增升已屬不易，而且最近三年日本的工資上漲幅度開始加速，去年日本各行業工資收入同比增長4.8%，創出24年的最高增速，且今年可能續創新高；另外，保險、養老金和標準化保障在日本家庭金融資產中占比位居第二，說明民眾為自己加裝的未來生活安全設施較為穩實與牢靠，而且日本政府推出的個人DC型計劃和個人儲蓄賬戶計劃兩大商業養老保險政策將20歲以上的居民悉數吸收了進來。在這種情況下，借助供給側高質量的輔佐與策應，敢于消費很容易成為日本民眾的行為趨勢，經濟也由此獲得了持續前行的內在動能。

　　（作者系中國市場學會理事、經濟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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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