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是全新的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治理模式

　　作者：楊燕綏

　　近日，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研究扎實促進共同富裕問題。會議指出，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中財辦相關人士強調，共同富裕不搞“殺富濟貧”，第三次分配是在自愿基礎上的，不是強制的。同時還要充分估計實現共同富裕的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

　　我認為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理解共同富裕。

　　首先，共同富裕是新時期發展的宗旨，表明過去改革開放40年的一個階段結束了。改革開放初期，我們受長期計劃經濟體制束縛很難富裕起來，必須有一些人敢于冒險，在他們先富的過程中找到適合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過去40年中，確實有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而且中國整體經濟實力壯大了，但是一些結構性問題顯露出來。西方國家在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時的城鎮化率超過90%，中國只有60%多。由于農業現代化和農村現代化發展不足，所以中國存在發展不均衡、不充分，乃至收入差距的現象是必然的。因此，共同富裕是中國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之后，進入中等收入國家、全面小康社會發展階段的必然宗旨。

　　其次，邁上人均GDP1萬美元大關，意味社會生產力發展到較高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有剩余，進入買方市場，需要投資與消費兩駕馬車拉動經濟。同時，中國是一個有14億人口的消費大國，是國際市場中的最大買方之一。要在內循環和外循環中有效發揮買方作用，必須做大與夯實中等收入群體。中央財經委會議提出，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合理調節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

　　在筆者看來，擴大與夯實中等收入群體，一要消滅貧困，這是底線問題，不能讓工薪階層生一場大病就面臨家破人亡的危險。二要從薪酬（含工資和福利）、資本利得（收益稅）、資源占有（房產稅等）三個方面減少收入分配差距。唯有如此，中國14億人口的消費能力才能不僅夠強，而且能夠均衡持續，讓我們在國際上立于不敗之地。

　　再次，有些人擔心共同富裕是“殺富濟貧”，這是對共同富裕的誤解。初次分配、再分配的調整需要一系列政策和過程，追求短期效應會出現更大的問題。所謂第三次分配，更多是指在互聯網社會，基于大數據決策優化資源配置，這也是高質量發展的必要條件。例如，基本保健作為優生優育和健康養老的基礎設施進入社區，實現“一小一老”的醫護可及性，是抑制社會風險、降低生活成本和提高福利水平的有效措施。因此要求三級公立醫院做龍頭，建立專科聯盟或者緊密型醫護共同體賦能基層，加強健康管理、讓居民少生病，龍頭醫院治重癥，在優化資源配置的基礎上，減少貧困、提高福祉。

　　同時，講共同富裕需要改變發展觀。過去40年，一些人靠投機、冒險、拉關系和尋租（腐敗）獲得的暴利，主要來自圈地利潤，如今這個時代徹底過去了。我們正在進入一個科技發展和高質量發展的階段，需要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來提高每小時的勞動報酬。中央財經委會議指出，要鼓勵勤勞創新致富，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強發展能力創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條件，暢通向上流動通道，給更多人創造致富機會，形成人人參與的發展環境。

　　在共同富裕目標下，應該如何進行資源的優化配置呢？

　　一是實現城鎮化的策略不再是圈地蓋房。要適度保留農業用地，特別是糧食種植用地，在多極化的國際環境中，糧食對進口的依賴程度不能太高；要實現農村居民城市化，土地實行現代化生產經營，改農村人口為農業生產經營人口，逐步縮小其總人口占比。

　　二是促進就業是系統工程。要從健康管理和多元教育兩個方面提高人力資本，去適應多樣、流動的新業態，伴隨企業短期化、小型化和低成本的發展趨勢，單位就業規模必然減少，平臺經濟與靈活就業是必然趨勢。公共政策、個人規劃、薪酬福利、社會保障都要隨之進行與時俱進的創新，同時兼顧上游生產者、中間平臺經營者、下游遞送者以及消費者的利益，找到利益共贏的治理措施，而不能支持一方即打擊另一方。

　　三是涉及老百姓基本需求的資源要合理配置。住房、醫療、教育三個領域，涉及優生優育和健康養老，通過優化資源配置，以公共資源生產公共產品，以社會資源生產準公共產品，以私人資源生產私人產品，不能錯位發展，如果公共資源被“搭便車”用于不該享用的人，就意味著更多真正需要的人得不到基本保障。以養老服務業為例，需要跨行業和產業的綜合發展，以及具有買方定價和有管理的市場。要滿足中產階層和大多數人的養老服務需求，支持居家養老，就需要優化土地資源和醫護資源的配置，政府要做好養老服務事業規劃，企業要按照需方定價選擇自己的定位，才能找到盈利模式。

　　（作者系清華大學就業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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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