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李隆基，一開頭皇帝做得還很謹慎，重用了兩個好宰相姚崇和宋璟，把大唐的經濟推到了頂峰。那時候全國哪兒最繁榮？現在的人恐怕很難猜到。告訴你：一是揚州，二是益州。那時的揚州，確切地說，還不單是指現在江北的那個揚州，而是相當于今天的南京一帶。益州，在唐代叫劍南道，也就是今天的四川。這是大唐市場經濟最發達的兩個地方。

　　當時兩地在天下有美名，號稱“揚一益二”，那該是古代的上海、深圳了吧。

　　說到商業，我們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唐代的集市貿易。它在初期并不是完全自由的，而是要在政府指定的地點進行，這個地點就叫“市”。商人只能在“市”內開店做生意。與“市”相對的，是“里坊”，也就是居民小區。兩下里是不能互相滲透的。交易的時間，也有規定。中午時擊鼓三百聲，買賣雙方進場，開始交易。到日落之前，搖鈴三百聲，大家散場。當時長安城里，有東西兩個“市”，各有“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積集”(《唐兩京城坊考》)。

　　巍巍長安，以其繁榮在海內外聲名遠播，引來了眾多“胡商”，城內常年居住著大量僑民。這些“外商”在城中從事200多種不同行業，開的店鋪有好幾千家。所謂“長安百萬家”，這已經是令人驚嘆了，再加上往來商旅川流不息，更使長安成了世界頭號貿易中心，周邊國家人人向往之。后來經濟越來越發達，“市”和“坊”的界限也就逐漸被突破，小區里也可以開店了，城市周邊甚至出現了自發形成的“草市”。

　　交易時間上也不大聽官府的了。現在的人很少知道，初唐時政府曾實行過嚴格的“夜禁”制度，小區的“坊門”日暮而閉，凌晨五更才開啟。晚上任何人出來活動，都是“犯夜”，抓住了要挨20下鞭子。可是經濟發達，老百姓過夜生活就禁不住了，揚州和汴州都出現了熱熱鬧鬧的夜市，可謂“晝夜喧呼，燈火不滅”。

　　唐代的經濟繁榮，不僅從發達城市向邊緣地區輻射，同時也向周邊國家輻射，跟咱們現在的情況很相似。當時從中原到高麗、西域、南海、天竺(古印度)等地，共有七條貿易通道，與遠在歐洲的大秦(羅馬帝國)也有貿易往來。水上交通運輸也極為壯觀。《舊唐書》記載：三江五湖，千帆萬船，都是商人在奔走。因為造船業發達，到后來，主要外貿通道也漸漸從西北陸路轉移到了東南沿海。

　　這種經濟上空前繁盛的原因，沒有別的，就是唐朝從貞觀之治起有了百多年的太平日子。

　　日子一太平，農民能安心種田，創造出了世界一流水平的育秧和水利技術，老天爺只要稍微照顧一下，就是一派“稻米流脂粟米白”的豐收景象。農業的發達，為商業繁榮提供了根本性的基礎。有人在創造財富，有人在使財富流動、繁殖，這就是和諧。所以古人往往是說“太平盛世”，不太平，哪有盛世？

　　順便在這里提一下我研究歷史的一個發現：

　　中國古代的統治者，對商人的活動大多有一種本能的戒備，經常進行過分的限制。原因何在？專家們沒給出過清晰的答案。

　　我認為原因有二，一是，商朝被周朝滅掉后，很多商朝遺民做起了生意，牽著牛車走四方。據說，中國古代做買賣的人之所以被稱為“商人”，就是因為這個群體最早是由殷商遺民組成的。周朝統治者對他們懷有本能的警惕，這種懷疑心后來就變成了思維定勢。二是，自從儒學成了意識形態老祖宗之后，孔夫子所說的“小人喻于利”、“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也潛移默化影響到了歷代統治者。這兩條文化傳承匯集起來，就使得統治者始終有偏見，認為一門心思鉆錢眼兒的商人是異類，有點來路不正的意思。

　　可是，商人的活動能量實在太大了，他們借助經濟手段，不斷向社會生活滲透。而且每拓展一步，都是以“犯禁”的形式出現的。商人的思維、商業的概念，在幾千年中一點點地往正統觀念里面擠。就拿“市”這個概念來說，起先它就是市場的意思，與“街”相對應。古漢語里的“市井”、“市肆(店鋪)”、“互市(交易)”、“鬧市”、“市聲”，無一不是指市場，且有世俗之意。

　　到了近代，“市”不知怎么擴大了外延，跟“城”是一個意思了。民國以后，取消了“州”、“府”、“道”之類的行政區域名稱，而把大型城市叫做“市”，這實際上就是商人在文化上的一大勝利。

　　老百姓鬧不清“開元通寶”怎么念

　　咱們還是來說大唐的貨幣。

　　大唐一開國，就有長治久安的氣象，開國皇帝唐高祖李淵登基四年后，就下令進行幣制改革。錢，是國家經濟秩序的象征，幣制亂七八糟、幣值暴漲暴跌的，還有什么國家權威？從他開始，徹底結束了五銖錢流通700年的歷史。

　　他鑄的是一種新錢，錢文是“開元通寶”。這個創新體制的“開元通寶”，值得說的實在太多。

　　首先說這“開元”是什么意思。這是指從唐高祖開始，要掃蕩以往幣制的積弊，開辟新紀元。那么“通寶”呢，就是新錢的名稱，與“五銖”有別。通，是指流通；寶，就是“寶貝”，錢的意思。

　　這本沒有任何異議。可是大唐的財政部——戶部，在鐫刻模具的錢文時，沒有考慮到一個問題。在此之前，無論五銖還是幾銖，錢文都只有兩個字，一左一右，讀起來不會有問題。個別特殊的，還有一上一下的，叫直讀，也不會有問題。而“開元通寶”是四個字，這就有潛在的麻煩了。他們按照古漢語的書寫習慣，在排列上是“開元”從上至下讀，“通寶”從右至左讀。這個順序太復雜了。老百姓沒那么有學問，拿到新錢，都順時針來讀(旋讀)，于是就讀成了“開通元寶”。

　　群眾是創造歷史的主要力量。老百姓這一錯，就錯出了道理。從此人人都把這新錢叫做“元寶”。到了后來，皇家也不得不承認既成事實。后來史思明發動叛亂，在占領區鑄新錢，錢文干脆就是“某某元寶”。唐代宗時也鑄過“大歷元寶”，此后到宋、到清，都有各種“元寶”錢。從政府到民間，對這個概念都認可了。至于后世把金錠、銀錠叫做“金元寶”、“銀元寶”，也都是從這兒衍變出來的。所以說，元寶這個詞，是群眾誤打誤撞發明出來的。

　　百姓是百姓，咱們在這兒還得按照標準叫法，接著說這個通寶錢。唐高祖李淵創立的這個通寶錢，是一個全新的貨幣體系。在開元通寶之后，歷朝歷代的皇帝，基本都用年號作為錢文標志，通稱為年號錢。

　　“開元”雖然不是李淵的年號，但金融學界都公認它是年號錢系列的開端。雖然說在南北朝的成漢國，就有過一種叫“漢興錢”的五銖錢，才是最早的年號錢；但那只是個偶然現象，而且流通的時間很短，沒有形成影響。那么，李淵為什么要取消錢文上的重量標注，而代以“通寶”二字呢？

　　這是因為，在過去標注了重量的錢，經常會減重，錢名與實際幣重有時差了十萬八千里，影響不太好。政府發行的銅錢，幣值大于實際重量，這就是造假。可是政府造假也是不得已啊。現在采用“通寶”來命名，就可以掩蓋這個矛盾。減重不減重的，你老百姓今后就不要再嘀嘀咕咕了。再一個原因是，銅錢到了這時候，與稱量貨幣已脫鉤。它的流通職能大大加強，而它本身的實物價值已微不足道，基本成了一個抽象的交易媒介物。

　　唐朝的這個通寶錢，形制與五銖錢一樣，也是外圓內方。錢肉極好，有很寬的外廓邊，非常大氣。直徑為2.4厘米，幣材是銅、錫、鉛合金，一枚大概重4克。當時政府立了法，一枚開元通寶重量為2.4銖，十文錢恰好重一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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