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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的“西化”之爭
隨著對外開放程度的加深，面對開放現實中的經驗教訓，對西方國家，不僅看到它的長處，也看到了它的問題。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們，重新對中國現代化問題進行反思。近百年來中國學者們爭論不休的問題又重新提出來了：是“西化”還是反對“西化”？
“西化”，在器物層面上，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追趕西方的生產力水平；在體制層面上，不僅實行市場經濟體制，而且實行與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現代民主制度。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過程，在過去一段時間不僅是一種趨勢，也是一直在發生的現實。
反對“西化”，就是本世紀初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就是30年代提出的“中國本位論”、“中國國情論”、“中國特色論”。反對“西化”，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內容，其共同點都是為了維護當時占統治地位的政治體制和思想體系。
“中體西用”是清末洋務派的指導思想。它只從器物層面上學習西方的先進經驗，在體制層面和文化層面上堅持中國的傳統。這對于全面閉關自守、夜郎自大來說是個進步。洋務運動的失敗，說明這條道路在中國走不通。
和“中體西用”相對立的是“西化”(包括“歐化”、“新化”的提法)，他們批評洋務派僅僅是“變事而已，非變法也”，主張在制度層次和文化層面上也學習西方。“西化”和反對“西化”各執一端的爭論到20年代演化為“中西互補”論。實際上，那時的“中西互補論”骨子里還是“用東方文明去拯救西方文明”， 用“孔化”代替“歐化”。
到30年代，又出現了“中國本位論”和“全盤西化”之爭。“中國本位論”是1935年國民黨政府授意陶希圣等10名教授寫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其本意是用三民主義文化統一中國。為了沖擊體制層面和文化層面強大而頑固的傳統力量，這個時期出現了“全盤西化”的觀點。“全盤西化”只是表示一種西化的決心和沖擊力，是矯往過正的意思，它不是一個科學概念。因為西方的東西也不全是好的，中國的傳統也不全是壞的，由于傳統力量的根深蒂固，想“全盤” 也“全盤”不了。曾經說過“全盤西化”的胡適也覺得不夠科學，自己又改為“充分西化”。最早提出“全盤西化”的陳序經，后來也沒有堅持這個提法。
在40年代，中國學者用“現代化”代替“西化”的概念。馮友蘭說：“西洋文化之所以是優越的，并不是因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為它是近代底或現代底。我們近百年之所以到處吃虧，并不是因為我們的文化是中國底，而因為我們的文化是中古底。”(《新事論》)為什么近代底、現代底就優越呢？因為它進化的時間長，對人類優秀成果積累得最多，對過去的弊端淘汰得最多。
在“西化”和反對“西化”的爭論過程中，“西化”論中有忽視中國的國情，盲目照搬西方的傾向。反對“西化”的種種理論則常常被執政當局作為維護既得利益和統治地位的工具。
在清代末年，反對“西化”的一方實際是要堅持“孔化”。他們的爭論是“西化”和“孔化”之爭。近半個世紀以來，“孔化”和“西化”本身也發生了分化。“孔化”分為傳統儒學和現代儒學；“西化”分為“蘇式西化”和“資式西化”。到20世紀中期，“蘇式西化”在中國占了統治地位。在“蘇式西化”的過程中，倒真有一種“全盤西化”的味道，把中國的傳統文化都當成封建糟粕，不停地批判“孔孟之道”，批判“道德繼承論”，批判“清官”，照搬蘇聯的經濟體制、教育體制，連蘇聯的一些名詞也生吞活剝地拿過來等等。但是，即使這樣，還是沒有“全盤西化”。這說明“全盤西化”是不可能的。
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又出現了“西化”和反對“西化”之爭。不過這時反對“西化”的一方實際是堅持“蘇式西化”。這時的“西化”和反對“西化”之爭，實際是“資式西化”和“蘇式西化”之爭。20世紀以來，不是接受西方文明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問題，而是用一個“西化”代替另一個“西化”的問題。這時的沖突是兩個“西化”之間的沖突——兩個“外國人”在中國舞臺上打架。
20世紀末發端的空前規模的對外開放，使中國人得到了真正了解世界各國的機會，為中國知識界提供了空前豐富的思想資料。與此同時的經濟體制改革又為學習世界先進國家經驗提供了廣大的實踐空間。所以，這期間對中國現代化認識的深化程度，遠遠勝過了上一個世紀。
20世紀末，中國的現代化，不僅要解決中國傳統文化和世界先進文化的沖突(“孔化”和“西化”的沖突)，也要解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沖突(“蘇式西化”和“資式西化”的沖突)。這兩對沖突的結局不是你死我活、非此即彼。而應當是在相互撞擊中消除弊端，在相互融合中提煉升華。對兩對沖突的四個方面都要進行揚棄，最后在器物層面、體制層面、文化層面都充分吸收方方面面的優秀部分，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
中國當代的開放，是中國現代化必經之路，它不再是李鴻章時代的洋務運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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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風窗》封面策劃：
25年開放史
篳路藍縷第一步
后特區時代 非均衡戰略的終結
最后的中部 開發夢解凍
中部崛起 沒有終點的末班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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