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記者 章敬平
好歹總算趕上了“中部崛起”的末班車，我故鄉安徽的人們應該感到慶幸，他們再也不用自嘲似地感嘆“不東不西，不是東西”。當我的“新聞腳”踏遍中部6省，我發現自嘲似的戲謔，并非故鄉所獨有。既沒搭上東部沿海開放的早班車，也在西部開發中失去機遇的江西、山西、河南、湖南、湖北，都喜歡以這句話，嗟嘆自己跌進一個被中央政策遺忘的角落
。
去年年底，故鄉人開始調整“失落的心”，因為溫總理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重復了他在2004年人代會上“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承諾。今年全國“兩會”，溫總理第三次放言“中部崛起”。快意的中部人，開始盤算天上的餡餅。在非均衡發展戰略中感覺自己被“盤剝”的中部人，再也不想用犧牲換取空洞的褒獎。上個月，中部6省的政協主席聯名以政協提案，向中央討要“崛起”的優惠政策。他們當然不會奢望深圳25年前的好運降臨中部，但他們還是詳致地研究了中央兩年前送給東北3省的特殊政策。據說，每一次的中部智囊聚會，都要拿出“東北振興”的政策反復揣摩。
一部分中部人士對特殊政策的迷戀近乎偏執。他們翻閱過老黃歷，無論是上個世紀70年代末中央重點發展珠江三角洲，還是80年代末傾力打造長江三角洲，不管是90年代中重點建設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帶，還是90年代末實施西部大開發，抑或2003年提出振興東北，傾斜的政策始終是撬動“經濟地球”的杠桿。他們堅稱，“中部塌陷”吃的是不公平的政策虧。在一種強烈的補償心理驅動下，中部人期待將政策之餅攤大。
然而，世界已不再是當初的世界。我擔心，中部6省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我相信，中部6省已不可能再像深圳那樣，贏得多少特殊的政策。“中部崛起”當然不是中央哄騙中部6省的一個畫餅，但是在中央政策趨向普惠制的當下，這個或可聊以充饑的餅，一定不會太大。不是中央吝嗇，也不是中央口惠而實不至。只是事過境遷，白云蒼狗，后WTO時代的中央政府已不可能像過去那樣，毫無顧忌地推行“非均衡發展戰略”。當下的中央政府，也拿不出多少帶有計劃經濟色彩的特殊政策，安慰嗷嗷待哺的中部。在經濟立法由內外雙軌制向同一制轉變的急速過渡中，希望中央給予中部以特殊的優惠政策，似乎不太現實。我們已向WTO作出承諾，要給外資企業以國民待遇，我們當下的任務是快速修正與WTO規則相違背的歧視政策，刪除那些與公平相背離的地方性法規，兌現我們在入世談判時答應過的條款，而不是創造不合時宜的力挺中部崛起的特殊政策。
在“非均衡戰略”行將終結的當下，一些非市場手段的構思，只能給我們帶來更大的非均衡。非均衡發展戰略，固然推動過階段性的進步，但正如國家外匯儲備局局長郭樹清所說，它“提高了發展成本，降低了增長效益，限制了未來的潛力”。所以，我們不能逆著均衡發展的方向背道而馳。不客氣地說，中部人士的少數愿望可笑而過時。比如開辦中部開發銀行，以解決金融機構惜貸的難題。過去，我們不是天天抱怨中國的商業銀行呆壞賬比例過高么，怎么現在又要違背市場規則為更高的呆壞賬制造隱患？
將反市場經濟規律的想法，和《湖北日報》品評中部精神世界的貧窮和閉塞的報道聯系起來，我想起中國入世談判代表龍永圖在武漢的一番說辭，他勸慰中部拋棄陳舊的計劃時代的思維，自我拯救自我革新。我生在中部，對此有著切身的體會。中部6省不能急于求成，眼下的中部只是一個政策版塊而非經濟版塊，即便6省不是各打各的算盤，不是現在這般一盤散沙，也難以在朝夕間崛起。“中部崛起”理當從長計議，不可指望仰仗特殊政策畢其功于一役，而應著眼未來，寄希望于自救。一個理智的中部人應該冷靜地認識到，中央給他們的特殊政策越少，意味著我們這個國家越為進步。
觀察湖北為中部崛起營造的輿論氛圍，好像一場聲勢浩大的動員大會。其實，中部不妨將“中部崛起”視作中央對中部的一次動員。哪怕他們搭上的，是一趟永遠也開不到終點的末班車，如果他們收獲了被鼓舞的士氣、自我拯救的意識，也算是不虛此行。■
《南風窗》封面策劃：
25年開放史
篳路藍縷第一步
走出洋務運動的陰影 中國觀念層次的對外開放
后特區時代 非均衡戰略的終結
最后的中部 開發夢解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