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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繼繩(北京)
在上世紀末發端的中國社會大變革中，把改革和開放并提。改革是制度創新，是建立市場經濟體制；開放是把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融為一體，建立開放型經濟。改革和開放相互聯系、相互推進。開放，引進來的市場經濟的種種規范、制度、行為準則和思維方式，不斷地沖擊著計劃經濟體制的方方面面，加速了它的瓦解。開放是改革的催化劑，開放推動了改
革，加速了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改革，不斷建立起適應市場經濟的種種規范、制度、行為準則和思維方式，為開放創造了更好的環境。改革，又進一步擴大了開放。
然而，中國開放之路是非常曲折的。
封閉的代價
從50年代中期以后一直到70年代初，中國的大門始終是緊閉著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人民日報》還發表了署名“蔡政”(即財政部寫作組)的長文，宣揚我國“既無外債，又無內債”。當時國人為此很是自豪了一陣。多年來，不借外債，特別是不向西方國家借債，就成了一條原則。1978年，中國外貿進出口總額為355.1億元，即206.4億美元(按當年匯率折算)，占當年工農業總產值的6％，不到世界貿易總額的8‰。(1980年《中國統計摘要》)而這點進出口額，其貿易對象主要是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市場上沒有西方國家的商品，圖書館里沒有西方國家的期刊，工廠里沒有西方國家的新技術……同西方國家基本沒有科技文化交流。除了高級領導人出訪以外，普通人是不能出國的。
封閉使中國和世界的差距拉大了。1955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的4.7％，到1980年，下降到2.5％。1960年中國社會生產總值大體和日本相等，到1980年，只有日本的25％。1959年，中國的出口總值占世界出口總值的1.95％，居12位，1980年下降到0.75％，居第32位。這是封閉的代價。
“四人幫”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的“洋奴哲學”、“崇洋媚外”，雖然是一種政治斗爭的手段，但在人們中造成了“談洋色變”的心理，這種恐懼心理直到改革之初還沒有消除。
在80年代初，我在天津采訪中得知，一些單位把對外經貿談判當作“一場特殊的國際階級斗爭”，在談判桌上設“前線政委”。這樣的談判成功率當然很低。一些引進國外技術的工廠，把來廠履行合同的外國專家當成“外國資本家的代理人”，用階級斗爭眼光來對待他們。職工不敢單獨接近這些外國專家，怕被人說成“里通外國”。所以，這些單位和外國專家的關系十分緊張，常常影響工程進展。1982年，我到中外合作開發的渤海油田采訪，看到了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怪事。例如，在外方工作人員每天上班都要經過的路旁，有一塊寫著“外國人未經許可不得超越”的界牌。為此，外國人每天要繞行10多公里路程。海洋石油局請求有關部門把界牌移動一下，有關部門回答說：“這塊牌子是1953年中央軍委定的，要移動得找中央軍委批準。”石油勘探需要測量人工地震的回波，要在海邊建立電臺，有關部門出面制止，理由是怕外國人搞“特務活動”。
中國還是一個夜郎大國。多數中國人對國外情況知之甚少，直到開放之初，處處都會遇到封閉觀念的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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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風窗》封面策劃：
25年開放史
走出洋務運動的陰影 中國觀念層次的對外開放
后特區時代 非均衡戰略的終結
最后的中部 開發夢解凍
中部崛起 沒有終點的末班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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