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您認為中國應該采取什么樣的匯率政策或者是利率政策才是中國在現實國際環境下比較好的選擇？

　　鄭國漢：我覺得中國要審慎，要提防過度升值，不要把升值作為對抗通脹的主要手段。升值和提高利息，實際上都是同一個方向作用。提高利息，減少需求，壓下價格。升值造成困難，減少對外供應，增加進口的供應，這也是有一種功能。但是不能因為匯率方便就以它為主要的對付通脹手段，匯率還是要以平衡國際競爭力為主。

　　雷鼎鳴：我覺得現在好像對中國政府控制資金的能力完全否定，我覺得這不必要。中國即便提高利息，可能有部分資金要進來套利，但是否全世界的資金都跑過來？不可能，更何況中國的資本還是被管制的。我認為抑制通脹，要減少貨幣供應量，增加利息，讓利息市場化，然后調整匯率只是一個配合的手段。

　　Cooley：長遠來講，如果中國希望有一個獨立的金融貨幣政策的話，那么她需要有一個彈性的匯率，和一個自由的資本市場。短期來講，我建議中國需要加快放寬對資金方面的控制，現在還是比較緊一些。

　　顏至宏：關于通貨膨脹，我會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因為人的心理預期影響很大，如果中國政府用各種政策來壓制，老百姓反而會有這方面的心理預期。比如農民會考慮，中國股市升了三倍，房地產升了兩倍，就農產品沒有漲上去，這不太合理。

　　政府應該使農產品市場更有效，把獲利最多的中間環節理順，整個市場鏈農民應該獲得該得的收益，把中間價格控制下來，這對控制物價稍微起一些作用。

　　政府借加息或者提高存款準備金率，把CPI控制下來，我覺得效用可能不是那么明顯，而且還會有其他的后遺癥出來。比方說存款準備金率提高了，股市一直往下掉。

　　我現在判斷，中國經濟現在面臨比較大的現實困難和潛在困難，隨著美國的勢弱，中國經濟難免出現調整。

　　《21世紀》：我們看到貨幣政策在緊縮，但財政政策好像是擴張的。治理通貨膨脹，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如何配合？怎么來平衡這兩種政策的效用才不是互相抵消？

　　鄭國漢：從經濟規模或者總的GDP增長考量，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實際上是有抵消作用。誰的作用大誰的作用小，還很難說，要看調整力度。但假如利息是市場化，兩者就沒有抵消作用，而是往同一方向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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