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錯誤我覺得是中國的“三農”問題沒有搞好。為什么？從1978年到2008年，廣東有30年的經濟發展，我們可以把現在的廣東跟美國的麻省進行比較。20世紀初期麻省開始搞紡織業，五到十年之后，因為勞力成本提高，它轉向機械行業，之后成本進一步提高，現在開始做生物制藥行業。現在在麻省你根本找不到紡織廠和電子加工廠，這已經轉移到了美國的北卡羅萊納州去了。但是廣東的發展軌跡跟麻省很不一樣，它剛開始也是做服裝加工，然后在服裝加工繼續做的同時又開始做電子，后來又做汽車。這就形成了一個現象，就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原有的產業沒有被轉移或者淘汰，而是在此基礎上不斷增加新的行業。為什么會這樣？這是因為中國的勞動力是移動的，而工廠是不移動的，麻省則恰恰相反。

　　為什么中國有這么大規模的勞動力流動？因為農村的經濟環境不行，農民無法在本地找到更高工資的工作。農村的金融環境、公共教育、公共衛生和法律社會治安等方面出了很嚴重的問題，迫使農民無法在本地打工或創業，而只能選擇去廣東和江蘇打工。這使得廣東的企業家沒有任何積極性去遷移工廠、改進技術和增加投資，而且蜂擁而至的農民工壓低了這些地區的人均工資，也使得勞動力密集型的生產方式在廣東一直保留至今。

　　回過頭來看，一方面中國的農村經濟環境不好，導致農民工的大量涌向城市，人為的壓低了城市的人力成本；另一方面中小企業的貸款又很難。這就意味著勞動力對資金成本的比率大大下降，這樣一來民營企業自然愿意采取多使用勞動力、少使用資本的生產方式。這種選擇對企業來說是非常理智的，但卻會造成企業自主創新能力不強、產品附加值過低的問題。現在我們天天在說自主創新，天天在批評那些勞動密集型的低附加值企業，但我們恰恰忘了正是現實環境逼著它們作了這種選擇。

　　這就是我們過去所犯的錯誤。現在政府開始強調關注中國的農村問題，我覺得這是正確的。但這些問題是很多年積累而形成的，不會馬上得到解決。我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不能簡單的依賴匯率升值，也不能寄希望于《勞動合同法》，而是要去糾正過去的錯誤，創造一個適合民營企業發展的有活力的良性的經濟環境。

　　《21世紀》：問題是長期的，但現在形勢卻是日益嚴峻，也許沒法子讓我們很從容的去解決這些問題了。您這么說不是意味著中國經濟必須要進行非常痛苦的結構性改革了嗎？

　　黃亞生：要解決這些問題中國肯定是要吃苦的。現在這些短期的解決方案，第一可能達不到預期的結果，第二可能會使其他的問題變得更嚴重。要解決長期問題應該通過長期手段，從短期來講，我看不出有什么特別好的解決方案。所以，在某種意義上說，我對未來一段時間的經濟形勢是有點悲觀的。

　　(本報實習記者林美玉對本文亦有貢獻。文章歡迎讀者來信交流，郵箱guchongqing@gmail.com。)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