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但政府這幾年也一直在強調要推動經濟轉型，促進高技術企業的發展，那你對這點怎么看？

　　黃亞生：企業是一個有機體，它的成長要經歷一個從低技術到高技術的自然過程。但高科技和低科技的劃分，不是取決于企業做了什么產品，而是取決于企業怎么去做這個產品。不能籠統地認為生產紡織品一定比制造計算機的科技含量低，例如我所任職的麻省理工學院目前甚至在研究衣服的形狀和結構是否可以隨著人體溫的變化而變化，而這是屬于紡織的領域。但可悲的是中國目前在這方面的劃分標準主要是產品，生產計算機就是高科技，制造紡織品就是低科技。

　　實際上，在一個市場經濟國家，這種劃分不應由政府來做，而應由企業家自己來做。當面臨激烈競爭的時候，企業家必然要選擇高科技和更高附加值的產品。為此，企業家也將會決定使用何種技術最為經濟，最能實現利潤的最大化，由此源源不斷的推動科技產業化的發展。而由政府來決定企業的發展方向很可能會斷送中國企業的科技創新能力，這將是非常可惜的。

　　《21世紀》：從去年下半年開始，為了控制通脹，政府對銀行信貸總量進行了行政控制。面對有限的信貸總額，銀行作為一個理性的商業機構，自然會將資金更多的貸給大企業，因為這樣風險較小。但也由此造成了一種局面，就是中小企業成了信貸緊縮的第一個犧牲者。您對此怎么看？

　　黃亞生：肯定是這樣的。我講兩點，第一，在中國，給民營企業的信貸大概只占整個貸款總額的20%到30%。但這一指標在上世紀50年代的中國臺灣地區就已經達到了40%的水平，十幾年后這一比例到了80%。國內的經濟學家過去總是說，1978年國內銀行給民營企業的貸款是0，現在已經有這么多了，所以這些年中國在這方面取得的成績是巨大的。但問題是1978年的0是非常反常的現象。實際上與其他類似的經濟體相比較，中國這方面的發展是很緩慢的。

　　第二，從中國以往的經驗來看，每一次中央政府在治理通貨膨脹的時候，最受打擊的肯定是中小企業，你剛才提到的貸款額度就是一個例子。中國實際上是面臨著一個微觀和宏觀的矛盾。微觀上，要實行比較理智的經濟政策，就要支持中小企業的發展。但這在宏觀上又可能造成貨幣的過度供給，引起通貨膨脹。因為很難想象，銀行會首先貸款給中小企業，而非國有的大企業。由于經濟環境的限制，中國經濟在微觀和宏觀上長期存在這樣的矛盾：保持宏觀穩定就要犧牲微觀的效率，提高微觀的效率又可能犧牲宏觀的穩定。如果不改變一些相關的制度，那么這種矛盾會永遠存在。

　　《21世紀》：現在政府在大力倡導要提高工業附加值，實現產業升級。許多地方政府都不遺余力地致力于此。但是與此同時，我們也聽到了不同的聲音，一些經濟學家就指出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您怎么看？

　　黃亞生：一個國家的經濟肯定要從低技術往高技術發展，這是一個沒有爭議的問題。問題是當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在提這個口號的時候，往往容易出問題。其實市場經濟自然的發展結果應該是經濟發達的地區自發的選擇高科技產業，而欠發達地區會自發的選擇搞低科技產業，就像美國的麻省和北卡羅萊納州，其產業結構是自然形成的，無需政府進行調整。但中國的問題是貴州、廣東和上海的地方政府都在搞高科技產業，這就有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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