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黃亞生教授

　　令人擔憂的中小企業

　　《21世紀》：今年是《勞動合同法》施行的第一年，從表面上看，這部法律對員工的利益偏向較多，因而獲得了勞方的普遍認同。但一些經濟學家和企業家也每每利用各種場合宣稱，過高的勞動保護實際上抬高資方投資設廠的門檻，打擊其投資積極性，降低經濟增速，最終會損害勞動者的利益，是一部典型的好心辦壞事的法律。在某種程度上，大家也認為低工資和低利率形成了“中國制造”的一個重要比較優勢。但在實際爭論中，雙方還是互不相讓，對此您怎么看？

　　黃亞生：現在中國面臨著本地企業創新乏力、勞動者收入增長過緩等種種問題。但在我看來，這些問題本質上都是長期積累所致，像頒布法律提高勞動者地位這樣一些短期的解決方案，可能不但于事無補，而且會使現狀變得更加惡劣。2008年施行的《勞動合同法》人為地提高了企業的人力成本，要求企業與員工簽訂長期的就業合同，在我看來這種做法是非常錯誤的。

　　《勞動合同法》可能造成的一個后果是使中國的就業變得更加困難。過去低工資的方式至少還可以勉強解決就業問題，但是新法限制了企業家在就業方面的靈活性，勢必會減弱他們創造就業的積極性。而中國民營企業少有的亮點之一就是在過去十幾年中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這反過來又會打擊中國民營企業的發展。

　　《勞動合同法》的本意是好的，希望提高員工地位，保障其利益，也希望可以通過提高企業經營成本的方式來迫使企業向自主創新的方向轉型，但實際上我個人比較質疑其最終效果。原因在于，首先，這能否促進科技創新仍不確定。新法只能提高企業的勞動力成本，讓那些依靠廉價勞力運轉的企業無法再繼續生存下去，但影響科技創新的其他因素，比如融資難和產權保護不力的問題，它都無法解決。其次，這可能會造成失業。在我看來中國面臨的最大問題不是企業創新不夠，而是就業不足。

　　《21世紀》：您提到了就業的問題。現在不但在《勞動合同法》的問題上，在人民幣升值的問題也出現了相似的爭論。一邊認為假如中國的宏觀經濟要恢復平衡，那么人民幣需要升值；一邊認為人民幣升值對出口企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的中小出口企業打擊很大，因此要慎重。您對這樣的爭論又持什么觀點呢？

　　黃亞生：實際上，我對這些爭論的觀點和我對中國中小企業的研究有很大的關系。先說明一點，由于中國的大企業主要是國企，因此這里的中小企業主要指的是民營中小企業。在這次訪談中，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這兩個概念是可以互相替代的。

　　目前中國的中小企業面臨著多重壓力。首先是匯率壓力，名義匯率現在主要看的是人民幣對美元的升值，但由于通脹的因素，人民幣的實際匯率可能對所有的貨幣都在升值。而決定出口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是實際匯率，而非名義匯率，也就是說，無論名義匯率是否升值，中國那些從事出口生產的民營中小企業都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匯率升值壓力。

　　其次，原材料成本和能源成本在上升，工資上漲的壓力也在增大，這里面就有《勞動合同法》的因素。

　　再次，環保等標準的提升也在加大中小企業的經營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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