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特聘教授：中國應避免過分崇拜硬實力

　　“弱國無外交”是20世紀中國的流行話語，曾經是激勵中國人自強的著名格言。很少有人想過，它其實同西方話語霸權有密切的聯系。從19世紀末以來，所謂“弱國”的分類大致有兩種：一是衰落的“傳統大國”，奧斯曼帝國和中國常常被認為是典型代表；二是地緣政治意義上的小國，比利時、盧森堡，甚至瑞士都可列入此類。所謂“無外交”并非指不參與外交，或者缺乏外交藝術，而是指在國際體系中沒有發言權，對國際地緣政治缺乏影響力。“弱國無外交”在“戰爭與革命”為主題的國際關系體系中十分突出。

　　然而，二戰后“弱國有外交”已經得到長足進展。到目前為止，弱國獲取外交影響力的途徑主要是通過地區性的一體化運動來實現的。其中最成功的是歐洲這個國際強權政治理論和實踐體系的發源地。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歐盟成員國的利益訴求在歐盟體制內部得到的體現，已經大大超過其在體制外能夠達到的水平。相反，強國的利益訴求卻受到越來越多的限制。在我們的近鄰也有成功之例，比如東盟。很多小國，比如新加坡，在世界事務中開始發揮越來越重要的外交作用。

　　中國人往往將“弱國無外交”看成是國際關系發展的不可逆轉的規律，對硬實力過于崇拜，這顯然是受到了西方中心論的影響。自嚴譯《天演論》問世以來，中國的知識精英一反傳統儒家重“和合”的思路，開始對政治權力頂禮膜拜。在國難當頭的壓力下，中國維新派苦苦思索的救亡圖存之道，卻突然在“進化論”中找到了所有答案：落后就要挨打原來是有“科學”根據的，這個世界的規律就是弱肉強食。

　　“弱國無外交”的立論基于兩個理論體系：一是西方中心論的“世界史”觀；二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西方中心史觀的核心是直線歷史發展階段論。它設想人類歷史不但有明確方向，而且有預設的終極目標。這顯然是基督教傳統的本體論與目的論相結合的救贖史觀。所以中國非但是“弱”而且是“積弱難返”。其實，這種世界史觀是歐洲在上升階段中自行創造的新意識形態。在“中國禮儀之爭”的康熙時期，這個觀念尚未在歐洲形成。所以，當時的中國并不被歐洲人視為弱國。但從19世紀以來，這個歷史觀開始以嶄新的面貌出現，將人類歷史發展“科學地”劃分為先進和落后的階段，并全然以西方的價值觀為劃分標準，再加上種族優劣論，于是新的“現代”概念應運而生。

　　鑒于基督教傳統的善惡二元論思維方式，“現代”必須要有對立面，所以“傳統”就逐漸演變成了“現代”的死敵。中國人在鴉片戰爭后的節節失利被夸大成整個傳統文化的劣勢。凡是傳統的就是弱的。以歐洲為現代，中國就突然成了中古，以歐洲人為文明人，中國人就成了蠻族。然而，按照西方中心論，只有歐洲以外的“傳統”才同“現代”截然對立，而歐洲自身的“傳統”，無論是生造的，還是確實存在的，仍然是西方現代性的寶貴思想財富，否則就不會言必稱希臘和羅馬。更有甚者，中國的“弱”還有種族因素。庸俗進化論認為中國人連人種也不如人家強。總之，西方中心史觀披著科學外衣打入中國知識界，成為評判“強”和“弱”的唯一參考坐標。歐洲中心論在今日的歐洲已經難以為繼，但在中國仍然保有一塊核心陣地。

　　“弱國無外交”究竟是否算“規律”？“弱”與“強”、“硬”對舉，但并不表明其承受壓力的能力較小。弱國有無外交必須根據特定的歷史條件而定。強或弱純粹以“硬實力”來衡量的時代已經過去，但是，把“弱國無外交”視為國際關系的不變規律的思路仍然在禁錮我們的頭腦。不少人認為，中國在今日的世界事務中的發言權，全在硬實力。而基于軟實力的傳統文化只能裝裝門面，其實一無可取之處。還有一種流行觀點，認為中日關系現在是“兩強相爭”，一山不容二虎，沖突難以避免。

　　其實，我們必須考慮“規律”與“規則”的關系問題。規律(law)和規則(rule)是漢語中概念極其混亂的一對外來語。中國人本無“規律”一詞。在西語中規律(亦可稱法則)總是有神學色彩、普世效應，規則卻因地制宜，因時而易。規律往往不可變，規則卻可以更改。換句話說，規律似為天定，規則卻取之于人。從形而上的角度來看，規律的地位遠遠高于規則，所以創造規律者就似乎有制定規則的特權。所以,對于國際關系中是否有規律,是何規律的回答,完全取決于國際話語權的大小。

　　事實上,“弱國”往往弱在無話語權。比如,冷戰結束之初,美國學者福山提出過“歷史終結論”,將全球的西式“民主化”看作是不可逆轉的規律。中國人不必墜入有關“規律”的普世主義話語陷阱。但是我們有責任,也應當有能力對目前和今后的國際關系的規則制定做出重要貢獻。和平與發展為主導的年代是一個難逢的歷史機遇,我們必須著力關注“規則”問題。這就要求中國不僅在遵守國際現行規則中做出表率,而且在加強硬實力的同時,全面進行“軟實力”建設。應當看到，中國“軟實力”的一個核心內容是促進“國際關系民主化”,也就是讓弱國有外交。

　　如果說多極世界是21世紀的全球發展的大趨勢,那么多邊外交機制就是“弱國有外交”的理想平臺。“弱國有外交”就意味著對我行我素的超級大國的行動限制。中國必須反對“順者昌,逆者亡”的國際關系的所謂“規律”,同時加強對世界通行“規則”的遵守和新規則的制定。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才能算是進入了世界政治的主流。(作者相藍欣是復旦大學特聘講座教授；原文刊于2008年3月26日《環球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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