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擔心的是，一旦低增長、高通脹并存，中國經濟將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高增長、低通脹當然好，如2006年以前；高增長、高通脹也能對付，如1993年以后；甚至低增長、低通脹也還可以忍受，如1989、1990年。但假如遇到低增長、高通脹，或稱滯脹，則會引發(fā)一系列經濟乃至社會問題。根據目前我國情況，經濟增長在7%上下，物價上漲在5%左右，就可認為是低增長高通脹，很多問題就將難以應付。而2008年下半年以后，出現這種情況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

　　筆者認為，我國經濟最該警惕的是滯脹。為此計，有關的宏觀調控目標和手段都應進行相應的修正。也即宏觀調控目標，不應以單純壓低經濟增長率即防止過熱為主要目的，同時也要注意防止過冷。因此從手段上，就應更多地選擇市場手段而非行政手段。假如還像1993年后那輪宏觀調控那樣主要用行政手段控制信貸、投資，則可能重蹈以往管住了投資卻也扭曲了市場的覆轍。考慮到國有投資和市場化投資的不同特點和效益水平，以及我國的發(fā)展方向，必須嚴加控制政府投資和國有投資，而放松市場化投資管制，這樣一方面可以防止低效益甚至沒有效益的過熱，另一方面又保持了市場的活力，不至于隨后陷入過冷，同時還借機推進了政府職能轉變和市場化改革，可謂一舉多得。而控制物價上漲水平，也不應一味利用行政手段壓制物價，因為目前的物價上漲，也有相當成本推動因素，單靠壓是壓不住的，因而必須有堵有疏。一方面順應市場，逐步釋放上漲壓力，比如不能把方便面之類商品都由中央政府實行價格管制；另一方面要加快壟斷部門的改革開放，引入競爭，從而降低重要基礎性產品和服務的價格，以降低總體的物價水平。如此一來，方可能建立市場化的價格形成機制，為經濟社會的持續(xù)穩(wěn)定發(fā)展奠定基礎。

　　同時應該強調的是，嚴控政府和國有投資，在防止非理性過熱和降低物價上漲壓力方面都有重要意義。雖然從統(tǒng)計上看來，國有投資在固定資產投資中的比重從1995年前后的50%以上降到了現在的1/3左右，但實際上股份制經濟中也有相當部分是國有控股，因而國有投資在我國固定資產投資中仍占主導地位。而民營投資雖增長很快，但受到極大局限，包括市場準入方面的限制，短時期內難撐大局。外商投資則由于多方面原因難有大的突破，在固定資產投資中的比重由1994年的17%下降到了2007年的不到5%。這種不合理的投資結構既會推動非理性過熱，也會加重通脹壓力，同時還是導致可能的滯脹的最大隱患。

　　眼前看來，或許滯脹的可能性并不大，但如假宏觀調控之名繼續(xù)擴張“看得見的手”，卻又不能對政府行為和國有投資進行有效約束，則毫無疑問會增大滯脹的概率，給我國的經濟社會發(fā)展帶來難以想象的后果。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