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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歸位的夢想與障礙
在軟性調控走強的這場新變革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法律法規的制定者和執行者，市場規則的制定者和執行者，市場準入標準的制定者和執行者，其他的問題大可的交給市場去消化，而不再是過去的硬性計劃。這不能不說是政府在重新尋找他們在經濟生活中的定
位。
那么在我國，這個“制定者”和“執行者”的意識與職能是否能盡快到位呢？
其實從第一部環境法的誕生直至今日，我國環保領域的法律框架已日趨完善。關鍵是相關的政策、制度、法規能否真正落到經濟生活之中。關注環保產業的人們都清楚，環保的潛在空間、潛在市場很大，但是如何將其轉化為現實需求？這也需要有關政府通過設立標準，嚴格執法，增加監督監測頻次，形成外部壓力，將對環境污染治理的潛在需求轉為現實需求，創造環境污染治理的市場。從“環境-環保-環保產業”到整個經濟生活，每一個層面都需要政府意識、職能的轉變與歸位。
長久以來環保部門在中國都只是圖有空名并無實權，它所下達的命令和規章也經常遭到經濟發展部門的拒絕，或被地方官員忽視，而被忽視的一個主要理由就是“必須先解決經濟發展”。
但從不少發達國家的經歷來看，環境的治理并未影響其經濟的發展，反而成為一種促進原有經濟模式提升的助力，解決了經濟發展的后顧之憂。
據社科院社會與環境研究室副主任李宇軍對《環球財經》記者介紹，日本是亞洲最先步入世界現代化的國家，但現代化發展也給日本帶來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日本由此開始認識到環境保護的重要，日本政府也因此采取了一系列環境保護措施。
由于實行了較為嚴格的環保政策和標準，經過近10年的治理，日本的環境得到了恢復，日本的環保產業也發展迅速，并占領了越來越多的國際市場。而日本在治理污染和保護環境過程中派生出的新技術，甚至帶動了新的產業發展以及原有經濟模式的轉型。
其實真正使中國環保舉步維艱的主要原因是依舊僵化的體制，是國有企業、政府力量依然在經濟生活中唱主角。
于是我們看到了“綠色GDP”的出臺，看到了從“風暴”到“長效機制”的呼聲。從“科學發展觀”到“和諧社會”，中共執政的理念逐漸在淡化GDP的意義。這無疑觸動了“后改革開放時代”政府意識及職能的轉變及歸位，將對我國的經濟生活產生重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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