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雜中國，何為全貌？

文：天風宏觀宋雪濤/聯系人孫永樂

2018年稅改前后，中國有7.86億勞動人口，其中繳納個稅的人數是6400萬（根據時任財政部副部長程麗華發言），占總就業人口的8%，占全國人口不到5%。

稅改后個稅起征標準是月收入5000元，而近幾年專項附加扣除標準不斷增加，實際的個稅起征線更高。

所以如果你在中國繳納個稅，那么你的收入已經是全國就業者的前8%，是全國人口的前5%。

同時也意味著，如果你用個體感受去推導整體國情，可能存在較大的認知偏差。

復雜的中國居民消費

過去幾個月，國內的消費數據引發市場關注。

首先是地域上的差異，一線城市的消費數據比全國差得多。

6月一線城市消費均為負增長，上海社零同比-9.4%，廣州-9.3%，北京-6.3%，深圳-2.2%。

實際上，一線和全國的消費增速差異在疫情結束后就開始出現，2023年一線城市和全國社零增速的差異為1-3個百分點，2024年拉大到了3-5個百分點。

相比一線城市，二線和三四線城市的消費韌性逐級增強。今年上半年，一線城市社零同比-0.7%，二線城市3.1%，三四線城市4.6%。

26個公布社零數據的二線城市中，有23個城市正增長。29個公布社零數據的三線城市中，有26個城市正增長，其中增速高于全國均值3.7%的有22個，增速超過5%的有13個。

其次是限額以上消費和限額以下消費的差異。

限額以上的企業規模往往較大，比如限額以上零售業的年主營業務收入需要在500萬以上，限額以上住宿和餐飲業的年主營業務收入需要在200萬以上，對應的主要是連鎖品牌和大型商超。

限額以下企業則包括了街邊小店、個體商戶等等。以餐飲為例，根據統計局數據計算，2023年限額以上餐飲企業占全國餐飲收入的25.2%，限額以下餐飲企業占全國餐飲收入的74.8%。

限額以下餐飲企業的單店收入更低，且其數量遠遠超過了限額以上餐飲企業，意味著他們才是中國餐飲消費的主要供給方，代表了人間煙火氣和廣大的下沉消費市場。

6月和7月，把社零整體增速拉到正增長的也是限額以下消費。這再次反映出中國消費的復雜性。

7月限額以上社零同比-0.1%，限額以下同比4.5%；6月限額以上社零同比-0.6%，限額以下同3.9%。

一線城市感受到的是消費低迷，上海社零甚至接近兩位數負增長。但是，在廣大的二三四五線城市和鄉村，在廣大的下沉市場，在數量眾多的限額以下餐飲店里，呈現的是另一幅景象——消費如同不屈的藤蔓，依然保持著韌性的力量。

復雜的中國家庭資產負債表

消費分化的背后，反映的是居民資產負債和收入走勢的分化。

房地產是中國居民最主要的資產，根據央行數據，2019年中國戶均住房資產187.8萬元，占居民家庭資產的59.1%。

一線城市的房價下跌普遍從2023年前后才開始，比二三四線城市跌的更晚，但在過去一年里也跌的更快。

根據統計局公布的二手住宅價格，當前一二三線城市相比于2023年各自的價格高點分別下跌了9.7%、8.4%、8.3%。

2024年7月全國房價已經跌回至2017年的水平，相比于2021年下跌了12.6%，相比于2019年下跌了10.2%，根據商品房銷售面積估算，大約有46.1%的購房者出現了資產凈損失。

一二線城市的房價更高，家庭總資產也更高，在房價下跌中的資產凈損失規模也更高，特別是2017年以來的一二線城市購房者，住房資產凈損失最大。

根據貝殼研究院發布的《2021年新居住消費調查報告》，中國35個大中城市購房者的平均年齡為33.3歲，一線城市購房者的平均年齡為34.7歲。因此2017年后的購房群體，年齡往上是80后的改善換房群體，年齡往下是90后的初次購房群體。

80后和90后，也是中國負債比重最高的群體。

根據央行2019年家庭調查，中青年群體的戶均債務規模、資產負債率、債務收入比都高于其他家庭。26-35歲的家庭負債參與率最高（有負債家庭數/總家庭數），為73.1%；其次是36-45歲，家庭負債參與率63.8%。隨著年齡增長，家庭負債參與率逐漸下降。

所以，一二線城市的80后和90后，既是參與中國家庭負債規模擴張的主力，也是房價下跌過程中資產凈損失的主力。

復雜的居民收入

不同年齡和不同城市的居民，不僅資產負債的水平存在分化，收入增速也存在分化。

今年上半年，個人所得稅增速-5.7%（再次提醒，只占就業人數約8%），但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5.4%。與此同時，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數增速高于平均增速0.5個百分點。

兩者反映出一個事實：過去可能是“高收入高增速、低收入低增速”，但現在可能是“高收入低增速、低收入高增速”。

統計局數據還顯示，近兩年居民經營性和工資性的收入增速明顯高于財產性的收入增速。

今年上半年，經營性收入增速6.4%，在各類來源收入中增長最快，高于財產性收入增速4.3個百分點；工資性收入增速5.8%，變化相對穩定。

何為經營性收入？按照定義，經營性收入指的是企業或個體經營者通過日常經營活動所得，比如出售商品、提供專業服務或勞務所得等，對應了前文所說的消費下沉市場里數量眾多的限額以下餐飲零售服務業主。

相比中高收入群體，低收入群體更依賴經營性收入，低收入群體的經營性收入占比高于中高收入群體約3.6個百分點。

從2023年開始，大眾消費旺盛（限額以下社零高增），服務消費高增（2023年服務零售同比增長20%，2024年7月累計同比增長7.2%，顯著高于社零增速），對應的是中低收入群體的經營性收入改善。

而財產性收入（利息收入、租金收入等）增速回落對高收入群體的影響更大。

2019年央行報告顯示，總資產前20%家庭的金融資產持有率為87.9%，總資產后20%家庭的金融資產持有率為29.8%。

北京、上海、廣東居民的財產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16%、13.5%、13%，寧夏、青海、吉林、遼寧居民的財產性收入僅占可支配收入的3.1%、3.7%、4.4%、4.5%。

所以高收入群體，面臨的是收入增速下降、住房資產凈損失、高負債參與率的反噬，體現為提前還貸和消費降級（限額以上社零增速低）。

微觀調查的補充

前面我們所引用的大多是統計局數據，而一些微觀調查也做了很好的補充。

第一個是“西南財大中國家庭財富指數調研”，2024年高中低收入家庭整體消費增加，但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的消費變動差異很大。

2024年一季度，30萬以上和10-30萬年收入家庭的消費變動指數低于2023年四季度水平，但是5-10萬元和5萬元以下年收入家庭的消費變動指數高于2023年四季度水平。

雖然西南財大數據沒有展示負債對消費的影響，但和前面的發現也不矛盾：即中高收入家庭的消費比以前更謹慎，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費更有韌性。

另一個調查數據來自麥肯錫《2024中國消費趨勢調研》，這個報告在過去幾個月流傳廣泛。麥肯錫調查了11930個樣本，涵蓋了1234線城市和農村的高中低收入和各個年齡段人群，主要調查內容是日常消費占比和未來消費預期。

結果顯示，消費預期最悲觀的群體是一二線城市的三四十歲的“千禧一代”（26-41歲），即80后和90后。

這個群體中的一部分，經歷了房價快速上漲帶來的資產增值（2015-2021）和房價下跌帶來的凈資產損失（2021-2024），也帶有杠桿和負債（26-35歲負債參與率73.1%，36-45歲負債參與率63.8%）。

消費預期最樂觀的群體是退休的中高收入銀發階層和25歲以下的Z世代。

銀發階層住房基本是靠分配或改造補償，而不是加杠桿購買，所以沒有大多數沒有債務負擔。

Z世代（00年以后出生）剛開始工作或還沒正式工作，也沒到負債的時間，而他們的父母是X世代（42-57歲，65后和70后），也是貸款負擔消、資產增值大的一代人，?所以Z世代上有父母支持，下無債務負擔，也成為了消費預期最樂觀的群體。

還有一個最樂觀的群體，是三線城市中高收入的中年人（42-65歲）。生活成本相對較低，債務參與率低，即使住房資產縮水，也沒有明顯的負擔感，普遍對未來日常消費增長預期較高，也驗證了三四線城市的消費增速明顯高于一線城市。

寫在最后

在中國這片廣袤而多姿的土地上，人間煙火氣與消費降級，如同兩條平行的河流，各自流淌著不同的生活氣息。它們應該在未來的某些時刻交匯，但此時此刻，卻承載著不同的悲歡與夢想。

中國經濟波瀾壯闊的轉型如同一幅畫卷，每一筆都描繪著不同的色彩和情感，燒烤攤、演唱會、特種兵、多巴胺，也是這幅畫卷上不可或缺的一筆，共同編織著這個轉型時代的復雜與豐富。

我們不能僅憑一線城市的沉寂與喧囂來揣測整個國家的面貌，那些高樓大廈背后的微觀世界，只是這幅畫卷中的一小部分。理解這個時代，需要跳出微觀視角，從宏觀這個集合概念出發，才可能窺見到中國的真實和復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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