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釋放政策活力，助推綠色信貸市場化發展

　　作者：海南省綠色金融研究院 胡宏海 史英哲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良好的生態本身蘊含著豐富的經濟價值，能夠源源不斷創造綜合效益，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高質量發展，綠色發展理念已經成為建成我國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內容。當前，我國提出的新發展理念和減排承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銀行等金融機構積極的參與等有利因素，奠定了綠色金融發展的良好基礎。加快助力綠色金融發展，是銀行業推動經濟綠色發展的重要任務之一。從產品類型來看，綠色信貸是我國銀行業做好綠色金融工作的重要工具和路徑，大力發展綠色信貸有助于提升綠色金融賦能綠色發展的質量和水平。

　　一、氣候風險給綠色信貸帶來發展機遇

　　今年以來，世界各地包括美國、歐洲以及亞洲的部分地區頻頻遭遇極端天氣帶來的自然災害。從年初超級寒潮橫掃北美，到3月澳大利亞洪災，5月美國西部和墨西哥極端干旱，6月“千年難遇”極端熱浪席卷北美，美國多個城市氣溫創極值，巴西也遭遇91年來最嚴重的干旱。進入7月，從西歐的“千年一遇”大暴雨，到我國鄭州的特大暴雨，再到印度西部的暴雨災情。無論是美國的高溫，還是歐洲和亞洲的暴雨洪水，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特征：都是全球氣候變化帶來的極端天氣事件。世界氣象組織秘書長彼得里·塔拉斯7月19日表示，“氣候變化是今夏席卷西歐地區的暴雨和洪水的根本原因；如果沒有氣候變化，人們也不會在加拿大和美國的西部地區觀察到如此高的溫度，在減緩氣候變化取得成效之前，極端天氣事件和自然災害將越來越多”。

　　全球氣候變化帶來的風險已逐步從偶發性的“綠天鵝”轉化為長期蟄伏的“灰犀牛”。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最新《全球風險報告》指出，未來10年的全球五大風險首次全部與環境相關。極端天氣事件、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措施的失敗、重大自然災害、生物多樣性受損和生態系統崩塌、人為環境破壞是被認為最可能發生且產生嚴重影響的全球風險。可以預見，未來氣候變化將逐漸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硬約束。

　　在碳達峰、碳中和的目標下，綠色發展已經成為破解氣候風險約束、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增長的新引擎，以綠色信貸為核心的綠色金融是我國綠色發展的重要推動力，以綠色信貸支持綠色發展是經濟新常態下穩增長、調結構的必然選擇。大力發展綠色信貸對于推動國內綠色金融發展、完善綠色金融體系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

　　自“雙碳”目標提出以來，銀行業加大了對相關重點領域的支持力度，據人民銀行最新統計，2021年二季度末，本外幣綠色貸款余額13.92萬億元，同比增長26.5%，比一季度末高1.9個百分點，高于各項貸款增速14.6個百分點，上半年增加1.87萬億元。其中，投向具有直接和間接碳減排效益項目的貸款分別為6.79和2.58萬億元，合計占綠色貸款的67.3%。分用途看，基礎設施綠色升級產業和清潔能源產業貸款余額分別為6.68和3.58萬億元，同比分別增長26.5%和19.9%。分行業看，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綠色貸款余額3.98萬億元，同比增長16.4%，上半年增加3295億元；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綠色貸款余額3.88萬億元，同比增長20.2%，上半年增加3554億元。

　　目前，我國綠色信貸資產質量整體良好，根據銀保監會的相關披露，近5年不良貸款率均保持在0.7%以下，遠低于同期各項貸款的整體不良水平。中國銀行業整體不良貸款率大致在2%左右，但綠色信貸不良率最低不到0.4%，高的時候也只有0.7%。與此同時，綠色信貸環境效益逐步顯現，按照綠色信貸資金占綠色項目總投資的比例計算，中國21家主要銀行綠色信貸每年可支持節約標準煤超過3億噸，減排二氧化碳當量超過7億噸。

　　二、我國綠色信貸尚存不足

　　作為我國綠色金融的主力軍，銀行業在綠色金融領域做了大量的具體工作，取得了顯著的成績，綠色信貸余額連續多年位居世界第一，通過大力發展綠色信貸也釋放出了巨大生態紅利。但從行業范圍來看，銀行業對支持綠色金融發展的努力相比其行業地位略有不足，在綠色信貸發展路徑需要進一步的努力。

　　銀行業信貸資產結構的綠色傾向尚不突出。今年以來，雖然綠色信貸的絕對值增長了1.87萬億元，但對各項貸款余額的占比依然不足8%。從中國上市銀行披露的數據來看，銀行業對綠色行業的信貸資源支持力度依然存在較大提升空間，綠色信貸余額占總貸款余額之比方面，興業銀行占比相對最高，為30.2%，最低的銀行綠色信貸余額比重僅為0.1%，可以看出銀行在綠色信貸資產配置上存在較大的差距；分類來看，國有行、股份制行、城商行和農商行均值分別為7.3%、6.8%、4.2%和3.1%，雖然作為主力的國有行和股份制行表現相對靠前，但與綠色信貸的需求相比，仍需要加大對綠色產業和項目的傾斜，城商行和農商行更需要加大對綠色信貸資產配置。

　　綠色信貸的投放力度有待加大。相比綠色融資需求，綠色信貸在滿足綠色發展資金缺口方面的貢獻稍顯不足。根據清華大學牽頭的《中國長期低碳發展戰略與轉型路徑研究》報告測算，如果要實現1.5℃目標導向轉型路徑，2020~2050年僅能源系統就需新增投資138萬億元，折合每年新增投資超過3萬億元，但公共部門僅能滿足10%左右，需要從金融市場和資本市場大量融資。2020年綠色信貸總供給為2.01萬億元，結合主流機構和我們的測算，當年綠色融資缺口為0.89萬億元。基于目前綠色信貸增長數據，可以推斷綠色融資需求的資金供給缺口將持續存在，銀行業對綠色發展的信貸支持力度有待進一步加大。

　　綠色信貸風險定價體現尚不明顯。依據風險定價理論，綠色信貸較高的資產質量所對應的貸款利率應該較低。但由于沒有公開的綠色信貸利率統計數據，我們僅以麥肯錫報告中相關行業做簡要對比。以水利環境行業貸款作為綠色信貸代表，其綜合收益（貸款利率+手續費收益率）為3.28%，而所需要的平損（抵補不良損失）定價為2.0%；受環保限產政策影響較重的采礦業綜合收益為3.44%，而所需要的平損定價為6.2%。在資產質量差距較為明顯的情況下，銀行對綠色行業與環保限制行業的綜合定價卻大致相當，表明其在行業綜合定價上沒有遵守風險定價原則，定價與其風險并不匹配，并未充分反應綠色行業低風險的特征。綜合考慮相關行業的信貸不良資產損失，從商業價值創造角度看，綠色信貸風險調整資本回報率（RAROC）對銀行業在的貢獻為正，而高碳限制行業的信貸則給銀行帶來經濟損失。

　　綠色原則進入銀行信貸審批核心環節尚需時日。在銀行尚未對綠色信貸實行依據行業風險進行差異化綜合定價的情形下，很難將目前銀行業綠色信貸資產的高質量歸因于銀行主動風險管理的結果。相比綠色信貸的風險無差異定價，目前小微企業的貸款利率普遍上浮，而大型國企則可享受基準利率甚至下浮的優惠。比如，據我國銀保監會7月30日的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企業類貸款年化利率為4.62%，較上年末下降0.05個百分點。其中，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年化利率為5.65%，較上年末下降0.23個百分點。1-5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每百元營業收入中財務費用降幅達19.3%。可以推斷，銀行在信貸投放上依然存在著“規模情結”，對信貸資產的定價和投放更多依據企業規模大小。雖然從企業規模類型角度，銀行遵循了高風險高收益的風險定價原則，但沒有進一步精細化到按行業風險進行利率定價，距離將綠色原則納入全流程風險管理的目標還有不少的差距，更別說按綠色風險等級進行定價。

　　三、促進綠色信貸發展建議

　　雖然我國綠色經濟發展自上而下的特征決定了政府肩負的擔當和使命，但如果綠色信貸發展對政府政策過分依賴，銀行只有通過政府及相關部門的引導才敢將綠色信貸資源投入綠色行業和項目，那么綠色信貸投放將呈現出明顯的政策周期，當政策效力提高時，綠色信貸投放也將隨著增加，反之則信貸增速迅速下跌，這樣綠色信貸將很難保持長期可持續發展。因此，要在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條件下，通過政策引導來推動綠色信貸可持續高質量發展。

　　盤活現有存量政策，建立類似于小微企業“三個不低于”目標的考核激勵制度，直接作用于綠色信貸投放力度和信貸結構調整，既有利于促進綠色信貸對整體信貸占比的提升，也便于進行監管考核評價。銀行業支持綠色企業（項目）要在有效提高貸款增量的基礎上，努力實現“三個不低于”目標，即綠色企業（項目）貸款增速不低于各項貸款平均增速、綠色企業貸款戶數（項目數）不低于上年同期戶數（項目數）、綠色企業（項目）申貸獲得率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強化利率風險定價機制、獨立核算機制、高效審批機制、激勵約束機制、專業人員培訓機制和違約信息通報機制等“六機制”建設。落實綠色企業（項目）金融服務專營機構單列信貸計劃、單獨配置人力資源和財務資源、單獨客戶認定與信貸評審、單獨會計核算的“四單原則”。

　　加快綠色信貸抵質押手段的創新推廣。目前部分銀行在接受將可交易的碳資產作為主要質押物、將特許經營權作為主要質押資產等抵質押風控方面做出了積極探索，比如，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廣州花都支行（以下簡稱花都建行）與廣州市花都某紙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紙業公司）向廣州碳排放權交易所（以下簡稱廣碳所）提交了碳配額抵押登記申請，紙業公司向花都建行融資總金額為200萬元人民幣，碳配額作為貸款抵押物中的一部分（該企業用于抵押的碳配額數量為5000噸），其他抵押物為紙業公司的固定資產。融資期限為十二個月，融資利率為5.70%，單位配額估值為11.06元/噸，抵押率為60%。紙業公司原有銀行抵押貸款利率超過8%，由于在抵押品中配置了碳資產，花都建行以低于原利率30%的優惠利率為其發放貸款。該筆業務中，花都建行、廣州人保財險、廣碳所合作推出了國內首筆針對碳排放權抵押貸款的保證保險，實現了風險共擔。因此建議適當推廣成功模式，進一步完善相關抵質押制度，發展壯大相關交易市場，促進銀行業形成區別于傳統信貸的以企業固定資產為主要抵質押手段的綠色風險控制技術，為對綠色信貸進行風險定價創造更好的條件。

　　大力發展綠色金融債券，拓寬綠色信貸資金來源。綠色金融債券的核心在于通過政府引導和市場化約束相結合的方式，形成了既有政策引導和激勵，又有社會聲譽和市場約束的綠色金融發展機制，將有效激發銀行加大綠色發展的意愿和能力，實現銀行自身經營能動性與國家戰略層面的良好結合，使綠色信貸資產的商業優勢更加明顯。截至2020年末，綠色金融債券發行規模約5228.7億元，相比約12萬億元的綠色信貸規模，還有很大發展空間。在目前以“建立專項臺賬”為主的綠色金融債券募集資金管理方式下，綠色金融債券本質上通過對募集資金上限進行“軟約束”的方式實現了政策傳導，對銀行的綠色信貸投放能力提出了要求，即綠色金融債券的發行和存量規模不能超過發行人自身投放合格綠色信貸的能力。針對此項要求銀行需要通過內部的制度安排，進一步激勵綠色信貸投放，可以采取的內部制度安排包括但不局限于加強對綠色行業的研究能力，拓展業務覆蓋范圍；開通綠色行業專項審查、審批通道，提升業務效率等。同時，銀行還可以考慮在FTP、財務資源、業績考核等方面向綠色信貸業務傾斜，向綠色信貸有效傳導綠色金融債券的低成本資金優勢，并進一步鼓勵綠色信貸投放。

　　加強銀行自身風險定價能力建設。目前綠色行業還在發展階段，其中確有一些綠色企業（項目）雖具有良好的盈利前景，但盈利能力和資產質量不足以滿足銀行現有信貸門檻，需要風險分擔機制來提高銀行信貸的商業可行性。鑒于這些企業大部分是初創企業和小微企業，因此，建議在解決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的政策框架中尋找解決思路，充分利用現有的風險分擔機制，避免政策上的重疊和不一致。相比建立風險分擔機制更重要的是，銀行業應積極創新綠色信貸產品和綠色金融服務以適應綠色經濟的發展特征，尋找適當的風險承擔方式參與到綠色經濟、綠色行業、綠色項目的發展。銀行業積極加強自身風險定價能力建設，充分認識將綠色企業作為綠色信貸“第一還款來源”的重要性，并以此作為提高綠色信貸資產質量的重要抓手，這也是銀行業回歸本源的一個重要方面。

　　增強開拓綠色信貸市場的積極性。綠色復蘇成為推動全球經濟轉型的重要方向，各國相繼推出涉及能源、交通等領域綠色轉型的支持政策。隨著“雙碳”目標的提出，我國在加快綠色發展、改善環境質量、提升生態系統質量和穩定性、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等方面也將不斷細化措施，這為綠色金融發展帶來新的機遇，銀行要進一步研究落實相關綠色金融政策要求，加強對綠色經濟發展形勢的研判，借鑒國際經驗，制定統一的包括綠色金融、環境和社會風險管理等的綠色發展戰略。由于各部門出臺政策的立場不同，角度不同，時點不同，在各自職權下的政策工具也不同，相關的支持、指導政策可能存在對綠色項目的認定標準、支持手段和統計口徑不協調、不一致等問題。但這也正是銀行業進行綠色信貸實踐的窗口期、機遇期，各項政策缺口和縫隙應有業務實踐來彌合，經過業務實踐檢驗的政策標準會逐漸顯現出來。如果過度糾結于政策的不協調、不一致，寄希望于政府部門指定項目、指明方式，扶著有形之手才敢將信貸資源投入綠色項目、企業、行業，就會在發展思路上形成對政策“等靠要”的依賴而陷于計劃經濟思維，不僅失去開拓市場的主動性，也將錯失綠色金融市場發展的重大機遇。

　　總而言之，銀行業做好綠色信貸工作，要從經濟綠色轉型升級、可持續發展的全局出發，要從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出發，要從服務實體經濟的立足點出發，加強綠色發展相關政策學習和形勢研判，充分挖掘政策空間，利用政策支持優勢，實現商業價值和社會價值平衡發展，把綠色原則納入全流程信貸管理，加快創新產品服務支持綠色經濟，為“十四五”期間推動綠色發展，深入實施新發展理念和高質量發展戰略貢獻力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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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肯錫．中國TOP40銀行價值創造排行榜（2020）全速數字化．https：//www.mckinsey.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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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史英哲等．中國上市銀行可持續發展分析（2020）．中國金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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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潘翹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