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7月22日消息，由亞洲銀行家主辦的2021中國未來金融峰會在北京舉行，會議重點關注了金融機構如何持續提升風險管理能力、堅守服務實體經濟的本分；數字科技又該在當中發揮怎樣的作用；聚焦綠色金融對金融業與機構發展產生的深遠影響等話題。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經濟學院院長張軍，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金光金融學與經濟學講席教授、副院長黃益平參會并共同討論。亞洲銀行家主席以理主持論壇。

　　亞洲銀行家主席以理（左）

　　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經濟學院院長張軍（中）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金光金融學與經濟學講席教授、副院長黃益平（右）

　　張軍表示，中國未來經過的發展，還有消費者的開支。我認為中國可能還是和美國還是不太一樣。中國儲蓄率相對還是比較高的。從另一個角度上來講，影響到了國內開支。我認為中國在未來儲蓄率可能長期來說會降低。但是不會低到美國那個水平，在未來人們的開支將會大幅度的增加，我們下一代肯定比我們這一代花錢更多，但是你看一下日本、韓國這些經濟體的發展。其他國家，亞洲國家這些經驗就會發現。這些國家儲蓄率總體水平來說，還是相對比較高的。

　　他提到，基礎設施作為一個投資項目來說，我認為未來依然是非常必要的。因為只要有了這樣基礎設施方面的投資，才能夠推動未來幾十年中國經濟的發展。

　　如何來衡量基礎設施投資回報率？黃益平表示，我認為基礎設施算是一種公共產品，所以我們當然可以努力來找一個比較合適的市場價格水平。就比方說像這個高速公路，我們現在都在支付路橋費等等。鐵路機場其實要有機場建設費等等，一般來說縱觀全國，其實我覺得大部分的高速公路的話，可能都不是掙錢的。當然我有一些這個高鐵的線路是掙錢的，但是很多線路是不掙錢的。所以按照他定律來說，基礎設施需要把整個國家人連通在一起，我們不可能只是依靠市場機制或者投資回報率。當然如果說是市場機制能夠發揮的一個重要的作用，當然很好了。特別是說如果政府在規劃新項目的時候，他們當然可以考慮到需求主要集中在哪里，這些肯定是好事，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們應該接受一個現實，那就是公共基礎設施，其實在一定程度上來說，影響到社會公平，就是像在過去多年當中，在扶貧工作當中其實基礎設施就會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因為所有的村村通路，其實也是重要的一個扶貧一路，雖然經濟回報不是高，但是社會回報非常大。

　　全文實錄如下：

　　以理：我們今天的會議在網絡上有別的人，有從別的國家看到我們今天的會議。邀請張軍，黃益平，上臺分享他們的想法。

　　你們知道張軍是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謝謝你。黃益平是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教授。非常感謝兩位今天上午到場參加我們的討論，今天我們要討論的話題非常重要，也很多。其中就涉及中國進行各種各樣的轉型，還有全球發生的各種變化，以及我們如何去理解全球經濟發展這樣一個環境。我覺得我們討論的第一個話題可以是這樣的。那就是如何去理解中國的雙循環經濟？這個雙循環戰略到底指的是什么？對于經濟意味著什么？以及再談一談中國對全球經濟在融入全球經濟方面的一些話題。那想問一下兩位，兩位都是中國非常出名的經濟學家和研究人士，在中國政府制定政策中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我覺得今天想利用好這么好的一個機會，來了解一下中國這個雙循環戰略到底是什么。我其實對此也有一些了解，我想聽一聽兩位講的，看看我理解的對不對。

　　張軍：雙循環戰略提出來之后，一直以來都有很多人弄不懂到底是什么意思。在過去很多時候，中國都說自己國內的市場非常大，我們要開發內驅，現在又說要有雙循環，我覺得雙循環戰略其實代表的就是能不能夠去抓住一些比較重要的產業來促進經濟轉型。比如說在90年代的時候，當時中國它的外向度比較高，非常依賴國外市場，當時這個做法還是對的，因為當時經濟要騰飛，所以光從國內發力是不夠的，還需要去借助國外的一些力量，而且中國當時又是制造業比較發達，所以能夠參與全球的價值鏈、分工鏈，這樣的話上中國很快的就融入了全球的供應鏈中，但是現在情況已經很不一樣了。中國現在國力更強，體量更大。比當時要大得多了。所以現在需要去思考一下，現在還應不應該繼續延用這樣傳統的模式，要想一想看，國內這些地區經濟能不能夠融合的更好。以及要想一想能不能夠更好的去激發國內企業變得更強，因為中國確實有很多的企業，他們競爭力也很強，我覺得如果能做到這一點的話，也能夠提高中國的綜合國力更加的開發，國內的這樣一個發展的動力。讓更多的各省的城市做的更打更強，而且中國政府更加重視國內自主創新，更加重視科技供應鏈上占據更好的位置，所以我覺得雙循環戰略對我來說不是什么新奇的東西。如果看看中國的歷史就會發現，中國增長的動力一直以來都是來自于內部的。那在90年代的時候，為了促進中國經濟的騰飛，中國政府當時更多的是希望制造業能夠比其他行業發展的更快。但是到現在中國需要去思考一下如何應對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如何從內部找到力量。

　　以理：這是一個自然的過程，所以作為一個經濟學家來說，你認為這是一個自然演進的過程？

　　黃益平：我認為我的解讀其實和張教授非常的類似，如果您來看一下全球金融危機之后的政策和戰略，政府一直在強調要更多的來依靠拉動內需推動中國經濟的增長。國內經濟發展內循環的時候，一方面我們確實需要進一步的拉動國內的消費內需和投資。另外一個新的元素，供給測供給鏈和創新等等。這兩者結合在一起，我稱之為是國內內循環。那這背后的基本邏輯其實也不難理解，現在全球發展逐漸放緩。早先的時候張教授已經說過了，早先的時候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外資，依賴于國際市場來發展國內經濟的，這一點對于中國剛剛開始改革開放的前幾十年，尤其如此。所以中國是全球化一大受益者，后來出現變化，全球經濟，發達經濟體出現了大幅度的降緩，另外一方面外部來說也并不是有利，開放有利投資貿易出現了不利于我們的變化，除此之外中國經濟越來越大，中國經濟已經成為第二大經濟體，在未來幾十年當中，有可能中國將會超過美國成為第一大經濟體。所以其實我認為現在把焦點更多放在國內循環，也是比較合理的。當然政策制定者其實也是在不斷的強調，其實雙循環并不意味著打算閉關自守，外循環還是非常重要的增長引擎。因為要找到證據的話，就是發現了中國對于金融服務的開放，即便在過去兩到三年當中，我們其實是和美國有著緊張情緒的，但是金融服務行業依然在不斷的對外開放。我們現在看到對于外資的金融機構的發證許可也不斷的增多。而且對于一些在中資機構當中，外資機構的持股比例情況上線有所調整，甚至完全取消。所以我認為這已經是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

　　中國在未來將會越來越依賴于自己內升動力來推動經濟的發展，但是中國的經濟要進一步實現做大做強，其實也是需要和外部經濟進行互動的，再一個理想的世界當中中國的經濟未來變得足夠強大的話，也有可能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的引擎，當然這是一個更加長遠的考慮了。

　　以理：說其他經濟體的時候也說到雙循環，美國資本主義經濟體的時候也說道雙循環，美國看待國內雙循環，包括了消費者的消費和消費者的信貸，在中國也是這樣嗎？

　　黃益平：其實我認為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我們看一下國內，我們之前說道需要進一步拉動內需推動中國經濟的增長。但是內需基本上來說就是消費者的消費和投資。而且及時投資一直很強勁，但是消費來說可能相對來說就沒有那么強勢了。我自己的感覺就是中國的消費者開支，有可能將會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因為15億人都開始增加消費的話，我相信可能是釋放企業家的精神，不只是國內，在全球都需要考慮到這種重要的中國內需，問題就在于為什么現在中國的消費者的消費沒有那么強勁，看一下經濟的因素就可以發現有多重原因導致這點。首先就是收入分配應該做得更加公平來說，因為現在高收入，他們開支很高，低收入的家庭沒有足夠的錢來促進他們的開支。因為對于消費的方式是很不一樣的。所以這個收入分配需要進一步的解決。

　　第二就是要關于社保，我們需要更好的社保機制來支持消費者的消費行為，而且還可以看成是花綠這個指標。當對于城市居民的人均消費基本上是農村居民人均消費的一倍，未來幾十年當中我們進一步的城市化進程，不只是讓農民工能夠進城務工，而且把整個家庭接過來，這樣消費者開支進一步增加。剛才您說到非常重要，對于消費者進行的信貸支持，這也是未來考慮的因素。因為進行更好的消費者風險管理非常重要，而且消費者也需要更多的信貸渠道來支持自己的消費行為，但是從更長期角度來說，我認為要更強勁的內需和消費這的消費，要有更好的經濟政策的支持和更強勁的經濟增長的支持，這是歸根結底的，所以社保本身也是一個開支，在未來也要進一步的增加。

　　以理：基礎設施的開支，未來十年多來中國基礎設施開支，也是非常驚人的體量。比方說像現在中國各地基礎設施蓬勃發展，無論是鐵路、公路，機場，醫院等等，都是比較蓬勃的，其實這個代價就是國家進行的大量投入。那你認為在未來基礎設施開支出資方式會發生改變嗎？比方說對于這個內循環的經濟推進，經濟得出資方式會發生改變嗎？

　　張軍：我認為應該是這樣。你把剛才兩個問題放到一起來看，中國未來經過的發展，還有消費者的開支。我認為中國可能還是和美國還是不太一樣。中國儲蓄率相對還是比較高的。從另一個角度上來講，影響到了國內開支。我認為中國在未來儲蓄率可能長期來說會降低。但是不會低到美國那個水平，在未來人們的開支將會大幅度的增加，我們下一代肯定比我們這一代花錢更多，但是你看一下日本、韓國這些經濟體的發展。其他國家，亞洲國家這些經驗就會發現。這些國家儲蓄率總體水平來說，還是相對比較高的。不可能說是降到OECD金合國家這個水平的，當然這個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但是考慮到整個國家的儲蓄率水平，特別是對于這個居民部門的儲蓄率水平的話，其實在未來還是需要很多的投資方面的支持，不然在總的方面就不平了。所以基礎設施作為一個投資項目來說，我認為未來依然是非常必要的。因為只要有了這樣基礎設施方面的投資，才能夠推動未來幾十年中國經濟的發展。

　　以理：那我想問一下你們如何來衡量基礎設施投資回報率這個情況？

　　張軍：這是一個理論性的問題。其實并沒有一個直接的方式可以來衡量對基礎設施項目投資的投資回報率。大家都認為有一些外部性的因素，有很多溢出的效應，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所以沒有辦法簡單直接，或者直接計算基礎設施投資回報率，但是這方面開展了不少研究，有不少經濟文獻的記載。讓我們來了解這種投資的回報，比方說如何和其他的的溢出效應來衡量，比方基礎設施投資推動了其他活動的開展。

　　黃益平：那我自己是一個經濟學家，所以我和你的觀點非常類似，從微觀的層面來說，就具體的項目本身來說，很多時候很難來計算狹義投資匯報率，如果經濟整體角度來說，我認為經濟回報率還是非常不錯的。縱觀中國經濟基礎設施投資這個歷史，我認為這個還是非常不錯的。因為我們就會發現，基礎設施的質量還是非常不錯的。實際上我們現在年輕一代都已經習慣了很先進的基礎設施，所以他們出國去歐美國家的時候，都會覺得當地的基礎設施需要進一步的加強。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比較積極的一點。這是比較積極的中國政府開展的工作。一定程度上比較贊同張教授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當我們在規劃未來開支的時候，需要更加的謹慎。一方面要考慮到在哪里有新的基礎設施，投資之后是否有足夠投資回報率，總體來說基礎知識推動中國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非常巨大的作用。但是還是在一些情況當中基礎設施建設確實完成，但是利用率相對來說還是比較低，這方面有不少的研究。所以我認為在這方面非常值得我們關注。

　　另外一方面，中國得政府也是需要來優化基礎設施的機構，比方說過去的幾十年當中，中國的政府花很多錢建機場，建高速公路和鐵路等等，現在新基建其實更關注的是數字技術，比方說5G等基礎設施，我認為這些在未來也會非常重要。這邊要問的問題，如何能夠做好平衡。比方前期規劃，還有政府進行投資另外一方面匹配市場的需求，這兩者之間取得平衡其實是非常困了角色。

　　以理：那您剛才說道平衡作為經濟學家來說，您認為是西方采用一個更加基于市場的市場價格發現過程，還是您認為政府應該還是應該繼續采取這個做法。因為要讓外國人理解基礎設施要了解政府的負債情況。但是如果說有一個價格價值來創造或者消化資本的話，可能也會變得更加自然。

　　黃益平：我認為基礎設施算是一種公共產品，所以我們當然可以努力來找一個比較合適的市場價格水平。就比方說像這個高速公路，我們現在都在支付路橋費等等。鐵路機場其實要有機場建設費等等，一般來說縱觀全國，其實我覺得大部分的高速公路的話，可能都不是掙錢的。當然我有一些這個高鐵的線路是掙錢的，但是很多線路是不掙錢的。所以按照他定律來說，基礎設施需要把整個國家人連通在一起，我們不可能只是依靠市場機制或者投資回報率。當然如果說是市場機制能夠發揮的一個重要的作用，當然很好了。特別是說如果政府在規劃新項目的時候，他們當然可以考慮到需求主要集中在哪里，這些肯定是好事，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們應該接受一個現實，那就是公共基礎設施，其實在一定程度上來說，影響到社會公平，就是像在過去多年當中，在扶貧工作當中其實基礎設施就會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因為所有的村村通路，其實也是重要的一個扶貧一路，雖然經濟回報不是高，但是社會回報非常大。

　　以理：這個角度來說，中國其實更類似于是歐洲，因為政府的補貼其實是對經濟發展起到重要的支撐，而保證了社會活動正常的開展，這個市場機制使用不是那么充分，而美國的市場是完全基于市場的。當然在其他國家之前，取得的進步的時候后來又犯了一定的錯誤。東南亞、俄羅斯、日本，我就想問一下，哪些錯誤是中國希望盡量避免，或者哪些前車之鑒是中國需要避免的？

　　張軍：其實我不是特別的確定您這邊想問什么，回到基礎設施提供資金支持這方面，一般來說我認為面對當地政府來說限制性因素還是比較之多。他們融資渠道是受到諸多限制，你可能也知道中國很多城市和省份他們情況是不一樣的。政府他們項目進行直接融資，但是非常非常的少。上一次我在哈爾濱出差，在酒店去飛機場，路過收費站的時候，我說高速公路為什么要交費，告訴我當地大學為這個高速公路提供了資金，所以政府就允許這個大學來收過路費，可能收15年，抵消成本。所以地方政府他們對于很多基建項目的盈利的情況如何并不那么敏感，他們并不是說想確保所有這些基建項目在財務方面，再融資和成本方面都能夠實現平衡。他們會邀請各種各樣的一些投資者，從當地的一些公共還有私營部門來參與過來。并且還有非常復雜的合同，承包方式。我記得在上海，上海在建地下交通系統的時候，上海市政府就上海的區政府，還有分包商來設立各種各樣的一些分包基建項目。因為這樣一來建了地下交通系統之后，地價就會上升，地價升上來以后承包商就能夠去借貸，把土地作為抵押品，然后向項目提供金融支持，保證項目能夠完工。這個項目中所有的參與方都能夠從中獲益，因此在中國最重要的一個原則就是，他們需要去長期的回報，但是也要去控制好成本。

　　黃益平：這個例子舉的非常好。回答一下您剛剛的問題。從其他國家那可以吸取的一些經驗教訓，東南亞還有俄羅斯，我不知道他們具體有什么教訓。但是我想說，中國的政府非常的清楚的一點，可持續經濟增長的唯一的一個決定性因素就是你的創新能力。所以現在中國政府非常重視雙循環戰略，不光光強調需求，同時強調供給能力，強調如何提高產品的質量，我覺得這種能力在未來會是關鍵的。

　　當然我們也要做好權衡，做好平衡，誰來界定創新，這方面有很多不同的解讀，有很多人會說，美國正在向中國學習，實施中國的工業政策。我不知道具體情況，我覺得中國工業政策可能在一些領域是有效的，但是如果你看一看整個中國，看看哪些地方創新是最強，一般情況下最強的就是市場機制非常的活躍，第二市場參與者非常的活躍。比如說像深圳，深圳充滿了活力，是創新的一個重要的源泉，當然地方政府肯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地方政府并沒有直接告訴企業家，該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所以我們做好權衡，一方面有政府支持，另外一方面市場發揮作用，所以我覺得一個關鍵的因素就是要做好創新，這也是中國政府現在正在密切關注的一點。

　　以理：在創新這個點上面，我們完全可以再討論下去，中國正在比如說開啟火星探測項目等等。但是有一個領域，中國做的不太好，那就是高端的微芯片的制造方面。但是這個也是很有趣的一個問題。中國有很多地方政府正在砸錢去想解決這個問題，比如他們請來國外的專家來生產線搬到中國來，來去生產中國的高端微芯片，但是卻依然沒有實現目標，我想問一下，到底這方面問題在那？

　　黃益平：我自己對于高技術并不是專家，一個國家如果達到一定體量的話，會有很多專家，科學家，而且會能拿出很多資金，這樣的話很有可能就能夠取得技術的突破。比如說衛星探測項目就是能做到的，但是這個不是商業活動，所以不需要去計算它有沒有商業回報，政府只要愿意做就可以去做。但在另外一方面，我們也要非常謹慎和小心，要看看中國發展水平是怎樣的。我們現在非常接近高收入經濟體的水平，但是我們仍然是中等收入經濟體，換句話說，中國的科技發展水平在全球比較領先的，但是我們仍然遠遠落后于全球最高的水平。換句話說，不是說在所有的層面中國都能夠有技術突破。至于您說道的微芯片不知道具體情況是怎樣的，中國政府上下各級政府都在有很多的投資，并且企業界也在進行投資，有這么多錢很可能會有技術突破。但是這個技術的鴻溝仍然是在的，我不知道能不能短時間之內很快的克服這個技術的鴻溝。我知道中國在技術方面發展非常快，在制造業還有很多行業，中國已經是世界領先的，但是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不應該期待中國在所有的技術領域都是處于領先地位的。我覺得您剛剛提的非常有趣，那就是要和不懂得國家進行協作，尤其是那些有專業技術的國家進行協作，這也是雙循環戰略中的一個重要部分。那順著您剛剛講的有一些技術，我們可以去花錢砸錢就能夠突破，但是有一些技術它更加的復雜。可能做不到。尤其是如果說要考慮技術開發的商業層面的一些考量。

　　以理：黃教授在討論的時候，曾經提到說中國即將接近了這個高收入國家水平，但是這方面有很多指標，人均水平中國只是剛剛接近中等收入國家的水平，您剛剛很有信心的說，中國很接近高收入水平了。如果是只看總量，中國肯定是高收入的，中國是現在世界上最大的一個可以提高居民收入的一個經濟體，而且有很多很多這方面的衡量指標，您對于高收入有哪些界定，有哪些風險。

　　黃益平：我剛剛提到中收入和高等收入，我用的分類是世界銀行分類，中國人均GDP大概是1.6萬美元，而根據世界銀行高收入經濟體大概是1.25萬左右。世界銀行大概是一萬兩千美元左右，中國的水平大概10600左右，所以中國還是落后一點。但是最重要的一點中國地區差異非常大，比如說沿海非常的發達，比如說上海深圳和北京，中國這些地方人均GDP或者收入早就超過世界銀行水平，但是還有大部分的一些地區，比如說西部地區，還有東北地區它的收入水平仍然非常低，因此中國它作為一個典型大陸經濟，一些地區經濟會不斷的發展，不斷接近世界銀行的高收入的水平，但是其他的一些地區經濟還需要去不斷的進行補足。

　　以理：進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中有哪些危險因素？

　　張軍：首先能不能夠成為一個高收入經濟體。中國成為高收入經濟體過程中肯定會面臨很多挑戰。為此多方面取得進展。中國經濟的轉型其實有很多一些悖論，或者說矛盾。您剛剛也提到了，中國在開發一些技術方面做的非常好。一些技術非常好。但是有一個例外就是，比如說微芯片就是這個樣子的。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經濟體，GDP人均水平，剛剛超過一萬美元。所以說明在一些層面上中國的實力還有待大大加強。所以在和很多一些其他發展中經濟體一樣，沒有辦法去做一些基礎研究或者說某些行業的一些研究，但是中國可以在一些行業，在一些技術上做的比較好。在火星探測方面做的比較好。因此這就是一個矛盾。這是一個悖論，中國很大，很強。但是它現在收入整體上仍然處于比較低，如果按照國際標準來衡量的話，現在是屬于一個中等收入經濟體的水平，這種情況也是能理解的，對于中國經濟來說要克服的一個挑戰就是中國經濟怎么不斷的提高人均的收入水平，而且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整體上已經成為了第二大經濟體，而且未來可能會成為第一大經濟體。這樣一來會在全球引發很多一些變化，也會影響中國外部環境過去外部環境對中國國內的增長是有利的。所以這也是一個矛盾。一方面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的經濟體，比如說我們看看它的人均GDP，就是這個樣子。因此中國還需要不斷的進行增長。

　　所以增長仍然是中國需要重視的，然后還有一個風險，就是怎么去管控好自己的外部環境，讓它對國內的增長有利。

　　以理：我還是有兩個重要的問題想問一問。中國政府現在是不是又回頭在重視國營公司，而不是私營部門。CBIRC，郭樹清主席曾經說過，50%的政府來自于私有行業，所以他認識到私營部門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們又看看有像這個央行的數字貨幣等等相應的一些行動和倡議，目的就是要去讓支付體系的控制權回到政府手里，在過去十年左右，中國支付這方面仍然有騰訊，還有其他一些私營的大平臺控制，現在央行數字貨幣把這個控制權又交回給央行，除了這個倡議之外，還有很多別的一些倡議，都是為了去強化國有企業，這種國有和民營之間的平衡是如何發生變化的。

　　黃益平：央行數字人民幣其實并不是去重新奪回支付方面的控制權，這不是主要的目的。中國的數字人民幣研究工作，大概2014年就開始了，而且目標也是非常的長遠的。

　　對于近期來說更關注的應該是普惠金融，因為數字人民幣是一個法定貨幣，而且是所有人都可以低成本方式安全的進行使用的。所以有可能這和現有移動支付存在一定的競爭關系。而像金融機構包括像騰訊這種也可以繼續使用自己的數字支付，同時使用這個數字人民幣，當然可能會有一些變化，但是我對其解讀并不會認為這是國際名退，或者希望重新收回數字人民幣，我認為會有一些競爭，但是競爭的方向是提高效率，提高安全性。再回答剛才提出的問題，是否國企會變得更加重要，我沒有代表政策制定者發表觀點，說一下之前我已經跟大家說道過的，不管是在經濟當中出現什么樣的情況。那決定可持續經濟發展最重要的一點因素就是創新，但是您知道在中國對創新貢獻率最大的是哪個行業？私營行業貢獻率達到了70恩%，而外資企業貢獻率達到了25%，而國企只貢獻到了5%，也就是說國企是中國經濟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但是他們可能不太會成為創新的驅動力量，這是一個事實。

　　張軍：我完全贊同剛才黃教授的觀點，他提到私營行業在中國經濟發展特別是在未來提高中國經濟效率的重要作用，如果看一下中國經濟在過去40年當中的發展路徑就不難發現。企業創新，在這里還有大量的創新活動，比方廣東福建浙江，還有上海地區。在這里也是中國經濟最活躍的地方。這些地方私營行業得到了蓬勃的發展，而且私營行業也開展了大量的創新活動。推動技術發展的前沿，在回到您剛才說的那一點，以我看來，央行其實并不是想只是自己做數字貨幣，那我們當然可以重新的來界定這個央行和支付體系的邊界。總體來說還是會給私營企業的行業開展自己的工作提供一定的空間，而且在央行和私營行業之間肯定有更好的分工協作，我在這邊的擔心就是說，這能走道哪一步，因為我們必須重新來界定國有經濟和私營行業之間的邊界。而且我們也需要重新的來考慮，重新來思考中國經濟最近活躍的是哪一部分。我們要持續鼓勵創新性經濟的發展，不光是廣東、浙江、福建，其實在過去幾千年，這些地方都是中國經濟商業化程度最高的部分。在中國40年之前實現改革開放之后，這些地區其實也是對于中國經濟起到了很大的貢獻。所以我認為這其實使中國經濟保持良好勢頭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一般來說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引擎。這點希望大家借助的。

　　張軍：兩位先生你們給我們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見解，在你們發言基礎之上，我們可以更好的來了解雙循環的這個概念和中國經濟發展的道路，因為您剛才已經提到了中央政府還有省政府之間的關系。也談到了中國不同地方它的發展類型的區別。如果說是把中國瞄到歐洲這個地圖上，可能基本上的中國每一個省份都相當于是歐洲一個國家，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也可以說是一個聯邦制國家，您剛才的見解非常有價值的，您剛才說道了消費者的作用，說道了這個社保網絡的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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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