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張瑜

　　主要觀點

　　一、歷史視角：大宗漲價，對財政有多重要？

　　PPI大漲的2017年，山西省屬國企利潤同比增8倍、上繳稅費同比增近7成、貢獻財政收入超4成，全年山西稅收收入同比增速高達34.8%，大幅高于全國的10.7%；大宗暴跌的2015年，總理在夏季達沃斯論壇上“點名”闡述大宗進口價跌如何使財政承壓。上半年，財政收入增速遠超支出的“休養生息”，成為了宏觀經濟運行的重要背景，大宗漲價則是財政收入超預期的關鍵因素。

　　我們測算大宗漲價2021年可為財政帶來約5500~9500億的稅收增量，相當于全年財政收入的2.8%~4.8%，可拉動全年財政收入同比增速3~5.2個百分點。

　　二、總量視角：大宗漲價“輸血”財政的三條路徑

　　大宗漲價可通過稅收收入、非稅收入、國有資本收益三條路徑“輸血”財政收入。其中非稅體量有限，國有資本收益和當年利潤無關，稅收是最主要路徑。

　　（一）稅收收入：最主要路徑

　　稅收收入是大宗漲價“輸血”財政的最主要路徑，2020年我國公共財政收入18.28萬億，其中超8成（15.43萬億）是稅收收入，大宗貢獻稅收占稅收收入約20%：稅收收入中，國內增值稅占約4成，其中和大宗漲價直接相關的上游制造業+采礦業貢獻國內增值稅約15%；企業所得稅占約2成，其中和大宗漲價直接相關的上游制造業+采礦業貢獻企業所得稅約10%；進口環節稅收占約1成，資源稅占約1%——上游+采礦業國內增值稅、上游+采礦業企業所得稅、資源稅和進口環節稅收四項大宗貢獻稅收合計占稅收收入約20%。

　　大宗漲價“輸血”稅收收入的原理，主要是我國現行稅制結構下，稅收收入對工業品價格變化的彈性較高，PPI快速上漲可以帶動以現價計算的增值稅、企業所得稅、資源稅等相關稅種快速增長。

　　（二）非稅收入：體量有限

　　非稅收入占我國財政收入不到2成（2020年2.85萬億），其中大宗貢獻部分極其有限。主要是占比約四分之一的專項收入（2020年0.71萬億）中，隨增值稅“水漲船高”的教育附加收入。

　　（三）國有資本收益：“遠水不解近渴”

　　大宗漲價影響非金融國企利潤，但無關當年國有資本收益。非金融國企上繳財政，除繳稅費外，主要是繳國有資本收益。但現行規定下，國有資本收益主要根據上年實現凈利潤一定比例收取，和今年大宗漲價無關。

　　三、分地區分行業視角：哪些地方財政受益大宗漲價更多？

　　我們計算了各地區上游+采礦業增值稅、上游+采礦業企業所得稅、資源稅在稅收收入中的合計占比。占比越高，傾向于越受益于大宗漲價。

　　我們將大宗稅收占比前10的地區劃分為財政意義上的“資源型省份”——均位于西北、華北、東北地區。其中山西的大宗價格相關稅收占比最高，超過40%，內蒙古、陜西、寧夏三省達20%以上。以2017年歷史數據驗證，“資源型省份”的整體財政收入增速和財政自給率增幅均明顯高于其他地區。

　　四、邊際視角：債務壓力下，2021年哪些地方財政將格外受益？

　　對地方財政而言，2021年和2017年相比，相似的是大宗漲價帶來的外部增益，不同之處可能在于債務風險作為自身約束條件的重要性陡升。我們以大宗稅收占比為橫軸、債務率為縱軸、再以2021-2023年地方政府債+城投債年均到期規模為氣泡大小，繪制四象限氣泡圖，具體分為三類：

　　明顯受益大宗漲價的地區：天津、內蒙古、陜西等大宗稅收占比＞10%，債務率＞100%的第一象限地區+第四象限的山西、山東。這些地方財政收入對大宗價格彈性大；整體債務率較高，意味著大宗增收對自身債務約束的放松較明顯。

　　相對受益大宗漲價的地區：河南、江西、甘肅、安徽四個大宗稅收占比＞10%，債務率＜100%的第四象限地區，以及湖南、云南等大宗稅收占比略小于10%，債務率＞100%的第二象限地區。第四象限四省整體受益程度大于第二象限。

　　受益大宗漲價不明顯的地區：江蘇、浙江、廣東等大宗稅收占比＜10%，債務率＜100%的第三象限地區。這些地方財政收入對大宗價格彈性較小，廣東、江蘇等出口導向型省份還受到大宗漲價帶來中下游企業成本上升的不利影響。

　　五、大宗漲價能給今年的財政帶來多少錢？測算約5500~9500億

　　大宗漲價主要通過大宗相關稅收向財政收入傳導、分四條路徑：上游+采礦業國內增值稅、上游+采礦業企業所得稅、資源稅和進口環節稅收。由于PPI恰好在2017~2019年經歷了從大幅高增到接近零增長的較完整歷程，我們主要通過計算2017~2019年期間上游+采礦業國內增值稅、企業所得稅和整體增值稅、企業所得稅的增速差，來大致剝離出這四條路徑中的“純漲價增量”：經測算，合計可達5500~9500億，拉動財政收入增速可達5個百分點，及時性和有效性堪稱財政“急救包”。

　　風險提示：大宗價格漲跌超預期，債務管理政策超預期。

　　報告目錄

　　報告正文

　　一

　　歷史視角：大宗漲價，對財政有多重要？

　　2017年，山西省屬企業全年累計實現利潤總額180.8億元，同比增長808%，上繳稅費784.2億元，同比增長66.5%，相當于全省財政一般預算收入1867億元的42%；其中，山西焦煤集團2017年實現利潤26億元，同比增幅近9倍；稅費151億元，同比增幅81%，為省屬企業稅費第一大戶；2017年全年，山西稅收收入同比增速高達34.8%，大幅高于全國的10.7%．．．供給側改革下的大宗漲價，不僅助推山西國企改革成效卓著，更為財政增收做出了積極貢獻。

　　PPI大漲的 2017年，全年財政收支情況新聞發布會上，財政部發言人針對財政收入增長較快回應的四點主要原因中，兩點和大宗漲價直接相關[1]；大宗暴跌的2015年，總理在夏季達沃斯論壇上“點名”闡述大宗進口價跌如何使財政承壓[2]。

　　今年上半年，財政收入增速遠超支出的“休養生息”成為了宏觀經濟運行的重要背景，大宗漲價則是財政收入超預期的關鍵因素：今年上半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累計同比增長21.8%，比2019年同期增長8.6%。財政部解釋稱，“同比增速較高主要是去年同期收入基數較低和當前工業生產者價格上漲較快，同時反映了我國經濟恢復取得明顯成效”。

　　沿著歷史線索，下文我們將進一步探究：1、總量視角：大宗價格“輸血”財政的三條路徑；2、分地區分行業視角：哪些地方財政受益大宗漲價更多？；3、邊際視角：債務壓力下，2021年哪些地方財政將格外受益？最后，我們測算大宗漲價2021年可為財政帶來約5500~9500億的稅收增量，相當于全年財政收入（預算目標19.76萬億）的2.8%~4.8%，可拉動全年財政收入同比增速3~5.2個百分點（預算目標8.1%）。

　　二

　　總量視角：大宗漲價“輸血”財政的三條路徑

　　大宗漲價可通過稅收收入、非稅收入、國有資本收益三條路徑“輸血”財政收入。其中非稅收入體量有限，國有資本收益和當年利潤無關，稅收收入是最主要路徑。

　　（一）稅收收入：最主要路徑

　　稅收收入是大宗漲價“輸血”財政的最主要路徑，2020年我國公共財政收入18.28萬億，其中超8成（15.43萬億）是稅收收入，大宗貢獻稅收占稅收收入約20%：稅收收入中，國內增值稅占約4成，其中和大宗漲價直接相關的上游制造業+采礦業貢獻國內增值稅約15%；企業所得稅占約2成，其中和大宗漲價直接相關的上游制造業+采礦業貢獻企業所得稅約10%；進口環節稅收（進口貨物增值稅、消費稅，關稅）占約1成，資源稅占約1%——上游+采礦業國內增值稅、上游+采礦業企業所得稅、資源稅和進口環節稅收四項大宗貢獻稅收合計占稅收收入約20%。下文中我們沿此測算，大宗漲價2021年可為財政帶來約5500~9500億的稅收增量。

　　大宗漲價“輸血”稅收收入的原理，主要是我國現行稅制結構下，稅收收入對工業品價格變化的彈性較高，PPI快速上漲可以帶動以現價計算的增值稅、企業所得稅、資源稅等相關稅種快速增長；同時，若出廠價格上漲帶來的企業主營業務收入增加大于因購進價格上漲帶來的企業主營業務成本增加，相應將帶來企業利潤和企業所得稅的增長；在進口環節，若大宗進口商品價格上漲，進口量不變的前提下，進口環節稅收將相應增長。

　　（二）非稅收入：體量有限

　　非稅收入占我國財政收入不到2成（2020年2.85萬億），其中大宗貢獻部分極其有限。非稅收入中，大宗貢獻部分主要是占比約四分之一的專項收入（2020年0.71萬億）中，隨增值稅“水漲船高”的教育附加收入——假設專項收入全年維持上半年近30%的高增、且增量全部來自增值稅相關教育附加收入，按國內增值稅中與大宗漲價直接相關的上游+采礦業貢獻（15%）估算，大宗貢獻非稅收入體量也僅約0.71*30%*15%=320億，占財政收入不到0.2%。

　　（三）國有資本收益：“遠水不解近渴”

　　大宗漲價影響非金融國企利潤，但無關當年國有資本收益。非金融國企上繳財政，除繳稅費外，主要是繳國有資本收益。國有資本收益主要包括應交利潤和國有股股利[3]，先繳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再調出補充一般公共預算。雖然今年前五月國有企業利潤總額17939.3億元，同比增長1.7倍，兩年平均增長13.5%，但現行規定下，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主要根據上年實現凈利潤一定比例收取[4]，當年國有資本收益和當年大宗漲價無關。

　　總的來看，大宗漲價“輸血”財政的三條路徑中，稅收收入是最主要路徑，非稅收入體量有限，國有資本收益和當年利潤無關。下文中，我們就稅收收入進一步展開。

　　三

　　分地區分行業視角：哪些地方財政受益大宗漲價更多？

　　（一）測算思路：怎么判斷不同地區對大宗漲價的獲益度？

　　明確了大宗漲價對財政的重要性和總量傳導路徑后，我們更關心其對地方財政的影響。需要注意的是，我國現行稅制下，進口環節稅收全歸中央，在評估分地區影響時需要剔除，我們主要考察國內增值稅（下稱增值稅）、企業所得稅、資源稅三個大宗價格直接相關稅種。

　　進一步分行業看，大宗漲價主要提升上游原材料企業盈利能力，我們主要考察41個工業大類中，上游制造業+采礦業貢獻的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

　　基于以上兩個維度，計算各地區上游+采礦業增值稅、上游+采礦業企業所得稅、資源稅在稅收收入中的合計占比（以下簡稱大宗稅收占比）。占比越高，傾向于當地財政越受益于大宗漲價。

　　（二）測算結果：找到財政意義上的“資源型省份”

　　按上述測算思路，明確測算口徑：對于上游+采礦業企業所得稅，采用《中國稅務年鑒2020》中的全國企業所得稅分地區分行業收入；對于資源稅，基本以采礦業為主，直接采用《中國稅務年鑒2020》中的分地區收入；對于上游+采礦業增值稅，由于稅務年鑒不公布分地區分行業收入，我們以《中國工業統計年鑒2020》中的分地區分行業營業收入占比作為分地區分行業增值稅占比的替代，再乘以同年稅務年鑒公布的對應行業增值稅收入，得到分地區分行業增值稅的估算值。

　　按上述口徑，我們測算各地區上游+采礦業增值稅、上游+采礦業企業所得稅、資源稅三項在稅收收入中的合計占比，將大宗稅收占比前10的地區劃分為財政意義上的“資源型省份”。如圖3所示，財政“資源型省份”均位于西北、華北、東北地區，其中山西的大宗價格相關稅收占比最高，超過40%，解釋了其2017年稅收收入的高增。內蒙古、陜西、寧夏三省達20%以上，最低的河北也有約15%。

　　（三）復盤驗證：“資源型省份”2017年財政收入表現更佳

　　我們劃分的財政“資源型省份”是否合理？以2017年歷史數據驗證：

　　從財政收入增速看，2017年財政“資源型省份”財政收入平均增速高達9.7%（注：剔除當年財政收入擠水分的內蒙古），高于全國8.1%，明顯高于其他地區平均4.4%。

　　從財政自給率（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的變化看，2017年大宗稅收占比越高的地區，整體財政收支較2016年的改善越明顯——如圖5所示，財政“資源型省份”均位于散點圖右上方區域。

　　四

　　邊際視角：債務壓力下，2021年哪些地方財政將格外受益？

　　（一）地方財政2021 vs． 2017：相似的大宗漲價，不同的債務約束

　　對地方財政而言，2021年和2017年相比，相似的是大宗漲價帶來的外部增益，不同之處可能在于債務風險作為約束條件的重要性陡升：

　　一是客觀上，2021-2023年迎來地方政府債和城投債到期高峰，全國地方政府債年均到期3萬億，城投債年均到期近2.5萬億。

　　二是決策層屢屢提及債務風險，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已上升至政治站位高度——《關于進一步深化預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見》指出“把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作為重要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堅決遏制隱性債務增量，妥善處置和化解隱性債務存量”。受項目監管趨嚴影響，2021年上半年新增專項債僅發行1萬億，完成全年新增限額不到30%，進度較2019、2020年同期的64%、60%明顯偏慢。

　　我們認為，結合大宗漲價帶來的增益幅度和自身債務約束的放松程度，才能更為客觀地反映2021年哪些地方財政格外受益于大宗漲價。如圖7所示，我們以上文測算的大宗稅收占比為橫軸，衡量各地財政收入對大宗價格的彈性；以財政部首推的地方債風險評估指標——債務率（地方政府債余額/綜合財力）為縱軸，衡量各地的債務風險大小；再以2021-2023年地方政府債+城投債年均到期規模為氣泡大小，衡量各地的短期償債壓力。地區財政收入對大宗彈性越大（越靠右）、債務率越高（越靠上）、償債壓力越大（氣泡越大），則邊際受益于大宗漲價越明顯。具體分為三類：

　　（二）明顯受益的地方財政：山西、天津、內蒙古、陜西、遼寧等

　　明顯受益大宗漲價的地區：天津、內蒙古、陜西等大宗稅收占比＞10%，債務率＞100%的第一象限地區，以及第四象限最靠右的山西（大宗稅收占比超40%）和憑借較大氣泡（短期償債規模較大）與第一象限交界的山東。這些地方財政收入對大宗價格彈性大，能夠充分享受大宗漲價的外部增益；同時整體債務率較高，意味著大宗增收對自身債務約束的放松較明顯。

　　（三）相對受益的地方財政：河南、江西、甘肅、湖南、云南等

　　相對受益大宗漲價的地區：河南、江西、甘肅、安徽四個大宗稅收占比＞10%，債務率＜100%的第四象限地區，以及湖南、云南等大宗稅收占比略小于10%，債務率＞100%的第二象限地區。其中，第四象限的四省能夠更充分地享受大宗漲價的外部增益，整體受益程度大于第二象限地區。

　　（四）受益不明顯的地方財政：江蘇、浙江、廣東、北京、上海等

　　受益大宗漲價不明顯的地區：江蘇、浙江、廣東等大宗稅收占比＜10%，債務率＜100%的第三象限地區。這些地方財政收入對大宗價格彈性較小，大宗漲價帶來的外部增益并不明顯，廣東、江蘇等出口導向型省份還受到大宗漲價帶來中下游企業成本上升的不利影響；同時債務率較低，意味著這些地區原本面臨的債務約束就不明顯，大宗增收帶來的邊際放松也將有限。

　　五

　　大宗漲價能給今年的財政帶來多少錢？測算約5500~9500億

　　最后，回到總量視角看，大宗漲價究竟能為2021年的財政帶來多少增收？經測算，增量可達5500~9500億，拉動財政收入增速可達5個百分點，及時性和有效性堪稱財政“急救包”

　　如上文所述，大宗漲價主要通過大宗相關稅收向財政收入傳導、分四條路徑：上游+采礦業國內增值稅、上游+采礦業企業所得稅、資源稅和進口環節稅收。我們主要通過計算2017~2019年期間上游+采礦業國內增值稅、上游+采礦業企業所得稅和整體增值稅、企業所得稅的增速差，來大致剝離出這四條路徑中的“純漲價增量”。

　　對于該方法的合理性，參考7月14日央行貨幣政策司司長孫國峰對PPI的表述：“對于年內PPI階段性上行應以歷史視角客觀看待，可以用去年、今年、明年連續三年的整體視角來觀察變化”——PPI恰好在2017~2019年經歷了從大幅高增到接近零增長（6.3%→3.5%→-0.3%）的較完整歷程。其中2017年PPI大幅高增和今年大宗漲價的情形較為類似，而2019年接近零增長的PPI可視為對大宗價格的天然“變量控制”。

　　（一）上游+采礦業國內增值稅：預計增收1700~2500億

　　上游+采礦業國內增值稅2017年同比36%，高于整體28個百分點， 2018年同比10%，高于整體0.3個百分點，2019年同比-7%，低于整體8個百分點。需要注意的是，2018~2019年增值稅深化改革對工業企業減稅更多[5][6]，若剔除該影響，2019年低于整體應更少（2018年高于整體應更多）。2021年同比增速按高于整體20~30個百分點測算，大宗漲價預計為上游+采礦業國內增值稅帶來1700~2500億增收。

　　（二）上游+采礦業企業所得稅：預計增收1700~2800億

　　上游+采礦業企業所得稅2017年同比75%，高于整體64個百分點； 2018年同比47%，高于整體38%；2019年同比6%，和整體基本持平。相比增值稅，上游+采礦業企業所得稅直接反映工業企業利潤，對PPI增速更敏感，我們嘗試給出較寬區間：2021年同比增速按高于整體50~80個百分點測算，大宗漲價預計為上游+采礦業企業所得稅預計帶來1700~2800億增收。

　　（三）資源稅：預計增收350~700億

　　資源稅以采礦業為主，在從價計征機制下，其稅負會隨著礦價等商品價格的升降而自動增減。2017~2019年同比增速分別為42%，20%，12%，假設2021年同比增速20%~40%，不考慮量的變化，對應大宗漲價預計為資源稅帶來350億~700億增收。進一步分地區看，其中約50%將由山西、內蒙、陜西三省貢獻。

　　（四）進口環節稅收：預計增收1700~3400億

　　進口環節稅收中約80%是進口環節增值稅，我國對進口貨物征收增值稅的標準與國內產品一致，仍可將其增速和國內增值稅整體增速比較：2017年同比23%，高于整體15個百分點，2018年同比4%，低于整體5%，2019年同比-5%，低于整體4個百分點。不考慮量的變化，按2021年同比增速按高于整體10~20個百分點測算，大宗漲價預計為進口環節稅收帶來1700~3400億增收。

　　將以上四條路徑帶來的增收加總，我們估算大宗漲價可在2021年為財政帶來約5500~9500億的稅收增量，相當于全年財政收入（預算目標19.76萬億）的2.8%~4.8%，可拉動全年財政收入同比增速3~5.2個百分點（預算目標8.1%），及時性和有效性堪稱財政“急救包”。

　　[1]“一是經濟持續穩中向好，為財政增收奠定良好的稅源基礎；二是工業品價格較快上漲，帶動國內增值稅、企業所得稅等相關稅收較快增長；三是部分大宗進口商品量價齊升，帶動進口環節稅收較快增長；四是‘雙創’和‘放管服’改革效應持續顯現，激發增長動能和市場活力，帶動相關稅收較快增長”。

　　[2]李克強總理在夏季達沃斯論壇上會見企業家代表時表示：“大宗商品進口價格下來了，有的下跌了40%、50%，這給我們也帶來了影響。關稅下來了，中國的財政收入受到壓力…如果國際市場大宗商品價格有所回升，中國在進口關稅上也可以多拿，我們的財政部長在這兒，他也會感到高興?！?/em>

　　[3]《關于進一步提高中央企業國有資本收益收取比例的通知》（財企[2014]59號）：國有獨資企業應交利潤收取比例在現有基礎上提高5個百分點：第一類企業為25%；第二類企業為20%；第三類企業為15%；第四類企業為10%；第五類企業免交當年應交利潤符合小型微型企業規定標準的國有獨資企業，應交利潤不足10萬元的，比照第五類企業，免交當年應交利潤；國有控股、參股企業國有股股利、股息，國有產權轉讓收入，企業清算收入和其他國有資本收益，仍按照有關經濟行為的財務會計資料執行。

　　[4]《關于2020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與2021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的報告》：按照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管理有關規定，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主要根據國有企業上年實現凈利潤一定比例收取，同時按照收支平衡原則安排相關支出。

　　[5]《2019年財政收支情況網上新聞發布會文字實錄》：國內增值稅增長1.3%，增幅比上年回落7.8個百分點，其中，工業企業實際繳納的增值稅收入下降6%，主要受降低增值稅稅率和實施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的影響。

　　[6]《中國深化增值稅改革實施效應2019年度分析報告》：從行業來看，制造業及其相關的批發業減稅額最大，占減稅總額的68.85%，減稅率為24.14%。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