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國資》記者 孫汝祥
薪酬問題的關鍵是國企高管的選擇任命問題,其背后核心是國資國企分類改革與市場化改革如何推進的問題
隨著上市國企2008年報的逐漸披露,諸多國企高管薪酬浮出水面。一些如中石油盈利大降薪酬反升的國企高管成為眾矢之的。而中海油傅成玉的名義薪酬事件也使得社會產生了“國企市場化只是名義改革”的詰難。
一直以來,有關國企高管薪酬的爭議,伴隨著國資國企的改革話題從未平息,且似乎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掀起一陣熱議的高潮。
而隨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的加深,國企業績的下滑,國企薪酬,尤其是高管的高薪,再次引起各界熱議。
縱觀各種輿論,質疑者除對薪酬的高額度表示莫名驚詫外,對國企薪酬尤其是非上市國企高管薪酬的透明度、對國企薪酬形成機制合理性也多有迷惑之處。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國企高管的行政化任命和市場化付薪,成為被指責的焦點。
當然,也有人為國企高管叫屈:他們背負著很多制度性約束,管理著龐大的國有資產,卻遭受著種種非議和低待遇。
面對社會公眾的輿論壓力,2009年以來,財政部先后下發《關于金融類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負責人薪酬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和《金融類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負責人薪酬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試圖對金融國企高管薪酬進行限制。國資委也對國資委系統企業采取了相關的限薪措施。日前,更有消息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正在擬定針對所有國企的薪酬管理辦法。
對此,接受《上海國資》采訪的專家認為,國企高管薪酬問題的關鍵是國企高管的選擇任命問題,其背后核心是國資國企分類改革與市場化改革如何推進的問題。
迷霧
截至2009年4月30日,上市公司2008年報披露完畢。公眾和媒體在看年報的時候,常愛拿兩個數據作對比:公司業績升降和高管薪酬增減。
一些“識相”的企業或主動或被動地根據公司業績做了相應的調整,但也有一些企業則反其道而行之,高管薪酬逆勢上揚。
如南方航空年報顯示,公司2008年度巨虧48.29億元,凈利潤同比大降365.33%。而公司2008年度支付高管薪酬總額為1199.42萬元,比2007年度的800.67萬元增長了49.8%。
質疑者難以理解,高管薪酬為什么會跟公司業績背道而馳。此外,人們還記得去年民航業由于套保產生的巨虧和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注入的巨額資金。
這些高管憑什么拿那么多錢?
與這些逆勢漲薪企業相反的是,有些上市國企高管主動降薪,甚至拿零薪酬,比如英特集團。其年報顯示,除董事長馮志斌之外,包括4位董事外加2位監事全部為“零薪酬”。然而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這些領“零薪酬”的人同時身兼其他職位,其薪酬實際上也不在上市公司領,而是在另外兼職的公司領取。
國企混亂的多層級管理,使得其高管由于兼職而具有多個職務,因而其薪酬也變得狡兔三窟。
在海外上市的國企似乎應該比國內上市公司更嚴格規范一些。但中海油傅成玉的“名義薪酬”事件,卻以另一種更具戲劇化的方式扯掉了國企現代企業制度建設和公司治理的“皇帝的新裝”。外界在驚訝于名義薪酬的概念,猜測其實際薪酬的數額之外,更值得關注與反思的是,國企的市場化改革是否如同薪酬一樣,已經淪為名義改革。
雖然年報披露惹出了諸多熱議,但上市公司畢竟至少有年報可看,而那些未上市的國企高管薪酬則更是云遮霧罩,外人不得而知。
“國企高管薪酬形成機制不透明,這是最大的問題。因為不透明,外界就很難看清。因為難以看清,就產生了許多非議。”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在接受《上海國資》采訪時說。
如此,作為國企的最終所有者,公眾面前似乎只是一個又一個迷局。
責難
面對國企高管薪酬迷局,社會公眾各種質疑聲自然產生。
雖然各種聲音中不乏泛情緒化、道德化和政治化的宣泄,但主要矛頭還是指向了國企高管薪酬的合理性。
北大縱橫咨詢的王衛華對《上海國資》表示,外界目前對國企高管薪酬質疑的根本原因有3個:國企高管不是通過市場競爭獲得經濟效益;國企高管不是通過市場選拔獲得高管職務;國企高管不是通過合理考核獲得高額薪酬。
首先,國企高管依托資金、技術、領導支持等多種壟斷資源,依靠國家政策保護進行經營管理活動,并非國企高管自身能力所為。許多國企不必承擔市場激烈競爭的風險,高管也少有被解職的風險。因此,盲目套取國外或民營企業薪酬模式,不符國情民意。
其次,國企高管是行政配置,并非市場化選拔,許多人同時又是“高官”,享受國家“保險”,其崗位常常是一紙行政命令決定。行政賦予高管的權力大,而企業發展與高管的努力關聯度多大,難以評價。如果僅靠一紙“紅頭文件”就能獲得高額的薪酬,明顯有失社會公平,難以避免社會公眾的質疑。
第三,國企業績究竟有多少可以歸功于管理層的市場開拓、有效管理、技術創新?有多少得益于壟斷地位帶來的制度性收益?目前尚缺乏一個相對完備、有說服力的考核體系。某種角度看,他們的薪酬是自己確定的,責權利不明晰。
“在中國現有的體制狀況下,由于國企高管享受行政級別,和行政部門可以互換。因此國企高管過高的薪酬和相同級別的行政官員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和不平衡。這也是某些官員貪污腐敗的一個重要誘因和心理支點。”竹立家說,“另外,國企高管薪酬水平與社會公眾的預期有很大差別。因為很多國企是壟斷性企業,而不是市場化競爭性企業。老百姓的情緒化是可以理解的。”
辯難
除質疑聲外,社會上的同情聲也不少。
華彩咨詢總裁白萬綱對《上海國資》指出,目前關于國企高管薪酬的討論存在3個迷失:
第一個迷失是以西方的國企高管薪酬比照中國的國企高管薪酬。但西方國企提供的是公共服務且都比較成型,行業主要集中在水務、煤氣、地鐵等非競爭性領域。“它們的國企領導人是躺著睡著的,拿低薪是應該的。”白萬綱說,“但中國國企高管還要負重前行。他們受到的體制機制束縛非常大,管理難度和壓力非民企所能比擬。中糧、招商局等國企的成功,與高管付出的巨大精力是分不開的。”
第二個迷失是認為中國國企都很龐大,官越大越好當,覺得國企高管很容易做。“但不是隨便那一個人都能駕馭一個龐大國企集團的。在很多約束條件下,做好企業,是很難的。因為行政權力對國企經營的干擾太多,且有很強的長官意志。”
第三個迷失是認為央企這兩年普遍沒搞好,消耗了大量資源,卻沒有多大回報,因此相對市場化的企業高管,應該少拿或者不拿薪酬。“這是新一輪的仇富。他在這個崗位上就應該拿這么多。”白萬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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