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科學管理，人們頭腦里往往浮現的第一幕就是，科學管理之父泰羅冷峻剛毅的面龐上那堅定如炬的深邃目光，以及他堅持不懈地到處宣講泰羅制理念的執著精神。另外，吉爾布雷斯夫婦把動作研究推向極致而給大家帶來的戲劇性氛圍，也給后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對于今天的中國人來說，這些開管理學一代先河的大師們身上所體現出的對于工作的盡職盡責、苛求完美的態度，令人欽佩不已。但是，與此同時，也不難發現，他們身上這種認真到了極致的精神，也會讓我們這些習慣了另一種氛圍的人們，多少感到有點不自在。甚至還會有人直言不諱——干嘛那么迂腐？犯得著嗎？

　　泰羅和他的忠實追隨者們，都把效率放在第一優先的位置上。時間是他們的分析尺度，秒表是他們的基本工具。“效率至上”的原則不但體現在工作中，也深深滲入他們的日常生活中。泰羅測量自己的腳步間距，計算步子，用最省力的辦法步行上班。在流行高筒帶扣皮鞋的年代里，他經常穿的卻是一種松緊帶邊的無帶扣便鞋，以節省系扣的時間。他熱愛體育運動，不喝茶和咖啡，也不抽煙，因為這些嗜好會影響他的運動效果。吉爾布雷斯較之泰羅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為了節省四秒鐘時間，他一反通常從上向下系扣子的習慣，而從下往上系。因為他用秒表多次測算，發現從下到上扣需要三秒鐘，而從上到下卻要七秒鐘。更有趣的是，吉爾布雷斯還試驗過用兩把剃須刀同時刮胡子，但是最終卻放棄了這一做法。因為他發現用兩把剃刀刮胡子固然可以節省44秒鐘，但刮出傷口的概率卻會大幅度上升，而處理一個傷口需要兩分鐘。孩子們在回憶錄中說，他們的父親并不是因為傷口而煩惱，而是因為失去了寶貴的兩分鐘時間。

　　很多人讀完上述管理大師身上的逸聞趣事后會莞爾一笑，將之理解為個人的癖好，不再深究，或是把它簡單地當做科學管理這場嚴肅、莊重的交響樂中間的一段輕松、詼諧的插曲罷了。但是，如果我們將觀察、思考問題的視角換一個角度，卻可以收到耳目一新、管窺全豹甚至豁然開朗的效果。從心理學的研究來看，一個人的行為會受到他的整個價值觀的影響。而價值觀的形成是要經歷一個長期的過程，并且在這一過程中，來自家庭、社會的影響至關重要。依據這一結論，我們考察群星燦爛的科學管理時代的大師們：由教父般的泰羅、“最最正統”的巴思、“最不正統”的甘特、“黃金搭檔”吉爾布雷斯夫婦、虔誠的長老會牧師之子埃默森和泰羅最器重的庫克等人組成的

　　眾所周知，新教產生于宗教改革之后。為了反對天主教的腐敗和日益權貴化，由德國人路德首先對天主教發難，要求簡化繁瑣的宗教儀式，停止兜售贖罪符。加爾文受路德改革思想的鼓舞，在日內瓦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權。路德一個重要的貢獻，在于他所提出的“天職”概念。“天職”(vocation)在漢語中一般把它譯為“職業”。但是，漢語中的職業一詞，很難傳遞出“天職”中的神韻。這個詞本來對應于英語中的calling(神召)一詞，內含一個宗教上的概念：上帝安排的任務。這個詞是對包括科學管理時期在內的整個資本主義時代進行分析的一個非常有效的切入點。這一點也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馬克斯•韋伯所說的“觀念是如何成為歷史上的有效力量”的。

　　把自己的職業看成是完成上帝交付的任務，這一觀點直接來源于加爾文所倡導的“預定說”。所謂“預定說”指的是：由于原罪，人都是需要救贖的。然而這種救贖是彌足珍貴的，不是人人都可以得到的，只有那些被上帝特別揀選的人才能得到。生活在塵世中的人都渴望得到上帝的恩寵，成為幸運兒。而就在這一點上，出現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即如何證明自己是被上帝所揀選，正處于恩寵狀態。為解決這一問題，加爾文提倡過一種完全禁欲的生活。而世俗生活中最有效的禁欲活動就是勞動。一個理想的清教徒就是一個將一生的時間用于為上帝的榮耀而辛苦勞作的人。只有通過在“天職”中恪盡職守、努力奮斗，才能自助天助，受到上帝的恩寵。這種通過禁欲的途徑來使生活全面理性化的方式，迫使清教徒們不能再隨心所欲地讓感情不合理的表現出來，而是要根據教義的要求，對一切行動給予自我控制、自我壓抑。正是通過忘我般地投入世俗的職業生活和自我約束的行動，才能證明自己的虔誠。可以說，清教徒是從修道院的密室里步入世俗生活的僧侶，他們修行的方式，從原來對教義的苦思冥想轉變為對世俗職業活動的恪盡職守。不管這兩種修行的方式在形式是多么地迥然相異，但是卻有著相同的目的——“為了榮耀上帝的威名”。對應于本文開頭引用的著名牧師

　　這種新教精神對單純追求財富的行動是不予以寬恕的，因為財富容易導致放蕩和情欲的引誘；相反，積極工作才是善良的人生目標。在實際生活中，新教形成了一些被社會廣泛推崇的觀點：①時間是轉瞬即逝的，人的一生的時光都應用來為上帝的榮耀服務，所以浪費時間就是萬惡之源。②人要熱愛工作。工作是上帝安排給人的任務，圣•保羅就曾大力提倡“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③勞動分工和專業化是神的意志，因為這樣一來會促使人們將分散的精力集中起來進行精工細作，這對于提高產品的數量和質量都是大有裨益的。相應地，社會總財富也會增加。④生活中杜絕鋪張浪費，崇尚儉樸之風。馬克斯•韋伯認為，這每一種主張都會對人們的動機產生影響，能促使人產生一種進取精神。清教徒視世俗的職業生涯為天職，殫精竭慮、持久不懈、有條不紊地勞動，成為宗教禁欲主義的最高手段，同時也成為重生與真誠信念的最可靠、最顯著的證明。新教的這種倫理觀，造就了資本主義企業家的獨特人格：擁有鋼鐵般的意志、嚴肅刻板、講求實效、嚴于律己的精神。

　　隨著美國19世紀末20世紀初經濟的發展，生產標準化、生產效率、資源浪費等問題日益尖銳，急需得到解決。在這種背景下，科學管理應運而生，以解決生產效率問題。但是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科學管理的出現并不是因為經濟因素的單一驅動。其中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新教精神的影響。既然清教徒只能通過“天職”這一神的召喚方式來獲得救贖，那么就必然得利用好這惟一的獲救渠道——即最完美地把工作干好，向上帝負責，為增加上帝的榮耀效力。這樣一種獻身于職業的思想，為科學管理時代哺育了最為合適的勞動者。

　　科學管理之父泰羅是第一個用教義般清晰的語言宣揚效率信條的人。他出生于一個虔誠的教友會教徒的家庭。這個教派以崇尚教義的嚴正、純潔著稱，教規較之其他教派更加嚴厲，教徒往往都將追求至善以至殉教引以為榮。遵循教友派的傳統，泰羅直到生命終結之時，仍舊衣著簡樸。教友派精衛填海般苦苦追求“至善”的信念對泰羅影響至深，他一生為之嘔盡心力的科學管理，高度體現了這種精益求精、勇于探索未知領域的精神。

　　泰羅的科學管理從宗教角度來看，一言以蔽之，就是在生產制造領域中，新教禁欲理性主義的一次全面的實際演練。這集中體現在生產標準化、工時研究、動作分析等方面。新教精神這只看不見的手，不斷推動管理活動一步步走向理性化、系統化。最有意思的是，泰羅一直沒能決定他的制度的名稱，他曾考慮把這一制度命名為“職能管理”或者“活計管理”。是“人民的律師”，曾贊譽泰羅是“一個真正的偉大人物——不僅智力超群而且品德高尚”的布蘭代斯，以其雄辯的口才和他反對鐵路公司增加運費的勝訴，使得泰羅接受了“科學管理”這一詞匯——不僅把它作為名稱，而且把它作為口號！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科學”這個詞的含義，最符合新教禁欲理性主義的本質要求。因為“科學”所具有的明晰性、系統性、理性，恰好可以抑制個人的主觀臆斷和想入非非。泰羅推崇理性化、系統化地解決當時工廠管理中的效率低下問題。19世紀自歐洲訪問美國的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注意到，美國人民富于首創精神和聰明才智，而不拘泥于常規。他認為這是美國繁榮發達的重要原因。而泰羅卻提醒美國工人注意防止老式的“首創精神”。工人應按所制定的惟一“正確”的方法完成工作。泰羅十分厭惡憑經驗辦事的做法，他堅持認為，按照科學管理的新微積分學來分解工作，大部分被當成富有“首創精神”的舉動不過是浪費而已，純系無知的人單憑經驗搞的無效嘗試，是新瓶裝舊酒。一個工人若能在一小時內百分之百地因一絲不茍按規定完成任務而領到工資，他就沒有必要也很少有機會來表現其首創精神。

　　套用古人的話來說，“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謂之道”。我們可以說泰羅制的一整套原則、方法只能是達到完成天職的工具，而泰羅所提倡的“心理革命”則才是他奮斗的動力和最高目標。他所謂的“心理革命”的主旨則與新教精神深深契合，達到水乳交融的境界。

　　這首先表現在對待職業的態度上。泰羅的職業理想，表達了一個虔誠地信奉新教的教徒最正統的觀點——即竭盡全力完成神所交付的任務。我們可以明顯的感覺到，在他的職業生涯中蘊含著強烈地為上帝增光效力的使命感。所以他認為“安于現狀，不求挖掘自己潛能的習慣”阻礙了人的發展。1911年在國會聽證會上，泰羅為自己的科學管理辯護時，針對遭到強烈質疑的“頭等工人”問題，他明確表達了“有勞動能力又不勞動，偷懶懈怠的人在科學管理中是得不到任何照顧的”。這簡直就是圣•保羅的“不勞動者不得食”的翻版。在他眼里，一個不講究效率的人就像“一只能唱歌，可又不愿意放聲歌唱的鳥兒”。泰羅在英國的一位狂熱的崇拜者把他比作耶穌，“他每天要到成千上百的人中間去，這些人每日重復著單調的工作，既鄙視自己，又鄙視自己的工作，對己對人都悲觀失望。他要求人們把命運交給他，讓他來給他們想想辦法。”這種比喻從心靈深處映射出科學管理的本質。

　　總而言之，可以這么說，由馬克斯•韋伯指出的新教倫理所具有的要使生活各個方面理性化、系統化的趨勢，在生產制造領域，由美國工程師泰羅集一生精力親情演繹了一回，并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促使美國一躍成為世界強國。但是正像一個人的青春時期一樣，雖朝氣蓬勃、激情洋溢，卻往往容易走向偏激。科學管理也一樣。它過分強調理性的作用，忽視了人們對工作的感情和人們同工作的聯系；對于人性在某種程度上的壓抑必然會引起對人本身予以關注的呼聲，這也就給后人留下了非常大的探索空間。

　　心理革命的主旨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它指的是勞資雙方應將關注的焦點由原來的關注分配轉向如何有效地增加盈余。泰羅像相信福音書一樣地相信效率可以排憂解難，調和矛盾。他的萬應良藥是擴大物質的生產而不計較分配。這種由科學管理引起的偉大的心理革命可以使人們獲得巨額盈余，以致人們沒有必要為了如何分配而爭論不休。這種觀點也明顯體現了新教在對待財富問題上的典型雙重標準，即當財富不是用來縱情娛樂，而是通過勤勞致富來證明自己處于被上帝恩寵狀態的話，那么，財富越多也就說明蒙受到上帝的眷顧越多。這對于新教教徒來說，是非常光榮的事情。財富成了衡量人是否竭盡全力履行“天職”的重要尺碼。另一方面，心理革命倡導用勞資之間的“合作”取代“對抗”。這不僅是因為勞資雙方有息息相關的利益聯系，而且“合作”也體現了基督徒之間的胞愛情結，這是為上帝所喜悅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