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名律師和法官，路易斯•D•布蘭代斯似乎與科學管理八竿子打不著。但正是這樣一位熱心于公益訴訟、處處維護民眾權益、以增進百姓福利為業的社會活動家，卻率先成為科學管理最熱心的推廣者。這在一定意義上，反映出科學管理的實質所在。

　　作為律師，布蘭代斯是十分杰出的。這位來自肯塔基州路易斯維爾城一個猶太移民家庭的青年，1877年以哈佛大學有史以來的最好成績畢業于法學院，豐富的社會學知識使他對現代工商業的運作和規范了如指掌，不久就成為全美最成功的辯護律師。當時，律師的年收入一般為5000美元，而他的收入卻高達5萬美金。但他并不以此為自己的追求，而是積極為弱勢群體提供法律服務，開法律援助的先河，直至1916年被威爾遜總統任命為美國聯邦法院的大法官。在任大法官期間，他通過一系列判決，對美國法律制度，特別是在人權保護、弱者權益保護、政府管制和反壟斷制度、公益法的發展等，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布蘭代斯與科學管理的關系，是從著名的東部鐵路運費案開始的。在這場爭辯中，他無償給反對漲價的托運商當顧問和代理。在他的主持下，請來了以推廣泰羅制而著稱的一大批名人，包括鏈帶公司的道奇，泰伯公司的哈撒韋，耶爾-湯公司的湯，主持圣菲鐵路公司改革的埃默森等人。這些人從不同角度、運用不同資料、采用不同方法，說明了同一個事實，就是鐵路公司的管理措施完全過時，效率低下，只要推行科學管理，根本用不著漲價。如果鐵路公司推行了科學管理，所能節省的遠遠大于從增加運費中所能得到的，這顯然既有利于鐵路公司自己，也有利于整個國家，更有利于民眾。為了準備聽證，布蘭代斯在會前曾召集相關人員到紐約的甘特家中，商討用什么名稱來說明泰羅倡導的新型管理理論和方法。聚會中大家提出了多種建議，包括“職能管理”、“工場管理”、“任務管理”、“效率制”、“泰羅制”等等。最終，由布蘭代斯提議，吉爾布雷斯等人贊同，采用了“科學管理”這一名稱。泰羅對聽證會中科學管理的廣泛傳播十分高興，在給朋友的信中說道：布蘭代斯“成功地顯示了科學管理的各種優點，使整個國家都看到了，現在人們對科學管理的興趣，幾乎可以同羅斯福在保護我們的自然資源方面所引起的興趣相比”。

　　圍繞著鐵路運費案和其他有關管理的訴訟活動，布蘭代斯還寫了大量普及科學管理知識的書籍和文章。包括1911年的《科學管理和鐵路》，1914年的《工商業是一種職業》，1918年的《反對婦女夜班工作案》三本書，1910年的《科學管理原理能應用于鐵路業務嗎》和《有關提高鐵路運費率案的證詞》，1911年的《工業效率的新概念》、《有助于提高鐵路效率的事物》和《有組織的勞動力和效率》，1912年的《你家中和你業務中的效率》和《吉爾布雷斯夫婦所著〈科學管理入門〉前言》，1915年的《效率制度和勞工》等多篇論文。

　　在法律領域，布蘭代斯成就更大。Muller V. Oregon一案，是布蘭代斯為民請命的代表性官司之一，由此奠定了公益訴訟的基礎。在律師的責任和義務上，他在1905年為哈佛大學法學院作的題為《法律中的機遇》演講中指出，法律職業之所以要為公眾服務，主要是因為法律職業本身固有的重要性使它比其他職業對公眾利益有更大的影響。為了克服美國的分權體制有可能產生的摩擦，布蘭代斯倡導政府行為公開化，認為隱秘與腐敗結伴同行。在他的著作《別人的金錢》中說：“公開是治療社會病和產業病的最佳藥方。陽光是最好的消毒劑，燈光是最有效的警察。”布蘭代斯和沃倫還是“隱私權”理論的創立者，在他倆合著的《論隱私權》中，為民眾創設了一種新的權利。

　　1912年，布蘭代斯積極支持伍德羅•威爾遜競選總統，幫助威爾遜設計“新自由”的競選綱領，并連續兩月到各地發表演說，為威爾遜拉選票。布蘭代斯為威爾遜提出的眾多政治建議中，有兩項對后來有著重大影響，一是成立聯邦儲備委員會，二是擬定反托拉斯法案。最后，他也在威爾遜總統的幫助下，于1916年出任聯邦法院大法官，直到1939年以83歲的高齡宣布退休。

　　作為一位社會公眾人物，一位法律工作者和政治活動家，布蘭代斯積極介入科學管理的推廣，這本身就足以說明科學管理的社會價值。

　　科學管理不僅具有社會性，而且具有學術性。在理論的總結和學術的推廣方面，珀森、金布爾、迪默三人堪稱代表。

　　哈羅•珀森是最早在大學講授科學管理的學者，1905年，他在達茨茅斯阿莫斯•塔克專科學校安排講授管理學，1911年，時任塔克學校校長的珀森主持了首次美國科學管理討論會。后來，他出任泰羅協會主席，號召社會科學家從更廣泛的角度研究管理，并對“經營”和“管理”進行了學術上的區分。珀森認為，經理和員工往往局限于從企業內部觀察管理，而社會科學家可以從企業外部的更大范圍來研究管理，所以可以更客觀地掌握工業的宏觀走勢。經營是指維持企業運營的倫理性、社會性和政治性方面，而管理則是指維持企業運營的技術性方面，所以，管理可以科學化，而經營很難科學化。珀森的主要著作有：1917年的《經理、工人和社會科學家》，1919年的《科學管理》，1923年的《論科學管理對工業問題的貢獻》，1928年的《美國工業中的科學管理》。1947年，珀森獲得國際科學管理委員會斯德哥爾摩會議的金質獎章。

　　在《美國工業中的科學管理》一書中，珀森以泰羅協會的名義正式提出了科學管理的13項目標：①對工業和市場的發展趨勢進行估計，以便對業務進行調整，保證持續的作業和就業；②通過有計劃而平衡的作業，保證職工有持續的賺錢機會；③通過減少浪費的管理和技術增加收益，并由勞資雙方共享收益；④使工人通過收入增加提高生活水平；⑤消除環境中的不愉快因素，保證工人有更幸福的家庭和社會生活；⑥保證工作條件的健康；⑦用科學方法進行工作分析和工人培訓，保證每個人充分發揮其能力；⑧對工人進行發展訓練和指導，培養工人適應更高崗位的新能力；⑨在工作計劃和工作方法中培養工人的自信心和自尊心；⑩通過研究和評價等手段，培養工人的自我表現和自我實現精神；⑩通過恰當的工作行為來培養品格；⑩在工資待遇以及其他方面消除歧視，實現公平；⑩促成相互了解、相互容忍和團結協作的精神。這13項目標的實現，依賴于運用科學管理形成的切實可行的制度體系。顯然，這才是“正宗”的科學管理，那種把泰羅制僅僅看作技術手段的偏差得到了進一步糾正。

　　德克斯特•金布爾畢業于斯坦福大學機械工程系，從事過企業工作，后來長期在康奈爾大學任教，多年擔任康奈爾大學工程學院院長，還曾一度代理過康奈爾的校長。他在大學讀書時，就受到泰羅《工場管理》一書的啟發，于1904年就在康奈爾大學開設了講授泰羅學說的課程。1922年，他擔任了美國機械工程師協會主席，1926年擔任美國工程技術委員會主席，1929年擔任工程教育促進會主席。

　　金布爾在管理學方面的著述以教材居多，主要有：1909年的《機械設計原理》，1911年的《工業教育》，1913年的《工業組織原理》，1914年的《成本評定原理》，1919年的《工廠管理》，1929年的《工業經濟學》等。其他論文和小冊子有269種之多。他編寫的教材，有些堪稱經典，如《工業組織原理》就是一本開創性著作，作為標準教科書一直到50年代還在再版使用。

　　雨果•迪默更是一位教材編寫的大家，主要著作有：1910年的《工廠組織和經營管理》，1918年的《工業組織和管理》，1920年的《人事管理》，1921年的《現代工長和生產方法》，1925年的《生產原理》，1927年的《工長訓練》，1929年的《能降低生產成本的工資報酬方案》，1930年的《如何進行生產控制以獲得更大利潤》等。這些教科書形成系列，多數長期再版。1938年，迪默獲得管理促進協會的“泰羅鑰匙獎”。

　　在科學管理的推行中，也有一些不同聲音。公正的說，這些不同聲音，不完全是對科學管理的抗拒和反對，而是出自理性的質疑，有些還是友善的發展建議。這種發展中的插曲有很多，其中霍克西和德魯里的辯論具有實踐意義，丘奇的批評具有理論意義。

　　霍克西調查是由美國勞資關系委員會組織進行的。羅伯特•霍克西本人先后在康奈爾大學、華盛頓大學和芝加哥大學等多所學校任教，1914年被聘為勞資關系委員會特別調查員。受美國勞資關系委員會委托，由他主持，帶領兩名助手，一名是代表資方的羅伯特•瓦倫丁，另一名是代表勞方的《國際鑄工雜志》主編約翰•弗雷，針對勞工問題的一般情況進行調查。調查的內容很廣泛，包括安全與衛生、勞資關系、管理問題、勞工組織和集體談判問題、外來移民問題等等，許多方面都與科學管理相關。調查共進行了4個月，共調查了實行科學管理的35家企業，訪談詢問了150個人員，訪談的對象主要包括三類，一是企業主，二是勞工領袖，三是管理專家。泰羅、甘特、埃默森等人都在被訪之列。

　　這次調查的成果有1915出版的《科學管理和勞工》，1916年出版的《科學管理和社會福利》和《為什么有組織的勞工反對科學管理》，1917年出版的《美國的工會主義》。對調查的結論有著明顯的意見分歧。在科學管理的理論方面，大家意見是一致的，都贊同霍克西的說法：“科學管理是一種旨在通過消除浪費、改進工程技術和生產方法、對產品進行公正的分配，以向顧客、工人和全社會的共同利益提供服務的由工程技術人員設計出來的體系。”但是，對實踐和理論的關系，認識卻截然相反。霍克西主張，不論科學管理的理論是如何設計的，只要在實踐中推行的就是科學管理。而泰羅則認為，只有符合理論設計的實踐，才能算做科學管理，違背了理論本意，科學管理就不復存在。為此，泰羅在報告中附了聲明，表達了自己的不同意見。

　　調查報告指出，科學管理在推行中產生了五個問題：第一，許多工廠只追求眼前利潤，沒有進行嚴謹的科學調查就采用了工時研究和獎勵工資制，未能完整實施科學管理思想；第二，職能組織幾乎沒有建立，依然是軍隊式管理方式；第三，不少企業并未對工人進行科學的選拔和培訓；第四，工時研究不是建立在科學基礎上，而是受企業主追求利潤的意愿支配，因而增加了勞動強度；第五，泰羅的差別計件工資制幾乎未被采用，廣泛使用的是甘特和埃默森的工資制，企業主往往隨意壓低工資率。由于這些問題，使科學管理在推行中走了樣，變成設計得巧妙的“趕快制度”和“血汗制度”，加速了工作的專業化，使工人被束縛于單調的作業，不利于工人的全面發展，也降低了工人就業的連續性和確定性，同工會運動和集體合同相違背。調查人之一的瓦倫丁支持泰羅，但同時指出泰羅拒絕與工會合作是不對的。科學管理應當實現廠方與工會的“協調和同意”。

　　霍克西報告對于泰羅制的發展有著特殊意義，盡管它是以挑剔的眼光和批評的角度來撰寫的，但這種批評并不具有惡意，而是在尊重事實的基礎上做出的。因此，這種批評，正是科學管理進一步發展所必須的。從霍克西報告發表之后科學管理的操作重點轉移中，我們不難看出這個報告對發展科學管理的正面作用。雖然泰羅不同意霍克西報告的結論，但是，霍克西所堅持的，恰恰是泰羅強調的科學管理的真諦。

　　同霍克西報告相反，俄亥俄大學的學者霍勒斯•德魯里對科學管理進行系統總結，于1915年寫了《科學管理：歷史和評論》一書，他也運用事實，說明科學管理的巨大成功。德魯里立足于這樣一個基本判斷，即凡是采用科學管理的企業，勞動生產率都有較大幅度的提高。他指出，科學管理并不見得要全面實行刺激性計件工資制，泰羅自己也說過，使用刺激性計件工資制的工人在全國工業中只占17%，所以，工會這方面的擔心是沒必要的；其次，工作的單調化不能歸咎于科學管理，要怪罪只能怪工業化本身；再次，沒有證據表明科學管理會導致工人負擔過重，霍克西調查也沒有發現嚴格遵循泰羅制的工廠有加重工作量或有損工人健康的確鑿證據；第四，同樣沒有證據表明，科學管理會招致工人反抗，對科學管理的不滿主要來自工會領袖，而不是一線工人。顯然，德魯里說的是科學管理中的另一方面。這種辯駁，在一定程度上又對霍克西報告形成了校正。

　　霍克西和德魯里之間的辯駁，不能簡單地看作“兩條路線的斗爭”，恰恰正是這種“相反”，才能促成“相成”。正如孔子所言：“扣其兩端而竭。”(《論語•子罕》)只有沿著兩個極端不斷扣問，人們才能不斷深化認識，接近真相，最終得到真知。對于習慣于“一言堂”的中國管理者來說，體會這種對立辯駁中反映出來的認識論，對不斷改進管理大有裨益。

　　從英國來到新大陸的管理學家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丘奇，則從理論角度對科學管理展開了扣問。他試圖對泰羅的思想從整體上加以改進。丘奇認為，泰羅的思想的分析性的，說不客氣點是只見局部不見整體，他指出，企業經營中具有兩個要素，一個是政策性的決定性要素，一個是管理性的執行性要素。管理人員的基本手段也有兩種，一種是分析性的，一種是綜合性的。分析性的手段包括成本核算、工時研究和動作研究、程序設計、計劃安排等等；綜合性手段則是要把工人、職能、機器以及企業中的所有活動有效地結合為一體，以取得有益的效果。泰羅只有分析，缺乏綜合，存在一定的偏差。在丘奇與奧爾福德合寫的《管理的原則》一文中，他們更直接地對泰羅采用“科學管理”這一詞匯表示遺憾，因為真正高水平的管理是一種藝術，而“科學管理”使管理失去了藝術境界，所以，泰羅的原則過于機械。他們強調，管理中既要重視經驗，又要運用科學，還要滿足身心健康的需要。在這三大原則的基礎上，可以找到通向真正科學的管理藝術的道路。丘奇的批評，在一定意義上預示著今后管理學的發展方向。在當代管理學家德魯克、明茨伯格等人身上，我們不難看到丘奇這種思想的邏輯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