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關拖垮中航油 陳久霖以曾國藩作比解釋敗因(3)

　　第3關 為何能公然“違規”介入期權交易？

　　自恃對實際情況更為了解、期望控股公司和監管部門給予“方便”的陳久霖，同時也在為下屬的相似行為提供“方便”。上下層面監管的雙重缺失，把中國航油送上了賭臺

　　當巨虧事件爆發后，媒體和監管部門對中國航油的批判已經不再限于操作失誤和違反風險管理法則，而是直指其“違反國家部委規定”而進入投機期權交易的“原則性錯誤”。1994年底，中國國有企業在境外期貨市場的集體性虧損之后，證監會等國家部委鑒于當時監管能力的缺乏，即禁止國有企業從事境外期貨交易。早在2001年6月，中國證監會、國家經貿委等數部委聯合頒布《國有企業境外期貨套期保值業務管理辦法》(簡稱《辦法》)，對投機交易明確禁止。而中國航油(新加坡)的控股母公司是國資委下轄的中國航油集團，如果嚴格遵循《辦法》不進行投機性的期權交易，那么虧損和破產無從發生。

　　但偏差在于，中國航油(新加坡)的另一身份是新加坡上市公司，一位曾為中國航油提供過法律咨詢的律師認為，“新加坡上市公司要屬新加坡法律管轄；即使是控股股東的意志，也只能通過股東大會或董事會形成決議的形式。國內禁止國企進行投機交易的規定，只要是沒有按照法定程序體現到公司規定之中，就不能說中國航油違規。”

　　在陳久霖給有關方面寫的匯報材料中，他寫道：

　　“中國航油在2001年就已經開始期權交易，這在《公司章程》、《招股書》、《股東通告》、《股東關聯交易》、和《風險管理手冊》等公司法律性文件中得到了多次確認。尤其招股說明書中，在業務類別里對投機期權做了專門解釋：‘在套期保值之外，將基于交易員的經驗和分析進入投機性的衍生產品交易以從預期的市場變動中獲取收益’。”“中國航油(新加坡)每年向集團呈報的以美元計算的《審計報告》版本中，都對各種石油衍生品業務做了披露；經董事會和航油集團批準對外公告的公司《年報》里，也專欄列明了期權交易。”

　　這便形成了中國航油(新加坡)業務范疇里的灰色地帶，即作為國有企業不得進入、但作為上市公司卻可合理進入的期權投機業務。

　　并且，中國航油(新加坡)從事投機的期權交易早在2001年就已然是行諸于文的“既成事實”，而違反國家部委在2001年制定的相關規定也早已是“既成事實”。可是，為什么這樣的既成事實卻在整整三年之后、公司面臨破產時才被關注到并被大肆討伐呢？

　　相似的困惑還在于，早在90年代末中國航油(新加坡)就已經進入石油期貨市場，并在2002年的財報中體現了盈利。但是，直到2003年3月，中國航油(新加坡)的母公司中國航油集團才成為國家批準有資格進入境外期貨交易的企業。

　　其實，在1997年接掌中國航油(新加坡)之初，陳久霖就是通過大幅降低采購成本，才逐步實現對中國進口航油的壟斷，而降低成本的一種重要方式就是借助期貨實現低買高賣并控制大量采購的風險。可是說如果不進入期貨，就難有中國航油后來的成功。

　　所以，在陳久霖的心中，石油企業進入期貨和期權的必要性甚至成為不可質疑，他在2004年3月曾發表文章，認為：“期貨交易是一定要做的！我國是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耗國和進口國，2030年就會超過美國成為第一。世界石油市場上的期貨、期權對石油價格影響很大，只有參與進去才有話語權。但是目前，中國在世界市場上沒有發言權，只能是跟隨。道理上講，影響世界石油市場的應該是消費和生產大國，像美國、中國、歐佩克；但現實是，這個市場由美國、歐洲等資本型國家主導。”

　　他說：“我們早參與比晚參與好，能夠越早的了解和影響世界市場，才可能參與規則的制定。否則，就只能由別人制定規則，我們在他們的框架下玩。學費遲早要交，早交比晚交好，交得越早，就交得越少。”

　　在這里，“事實先于規則”，正成為了中國航油(新加坡)在期貨交易上的客觀寫照。中國證監會的某監管人士向媒體透露了這樣一個經過：中國航油(新加坡)在2001年上市后并沒有向證監會申請海外期貨交易執照；后來證監會看到其招股書有期貨交易一項，才主動為其補報材料。而這位監管人士對此舉的解釋是：“擔心不要給國有企業造成嚴重損失，因為如果境外投資者知道他們沒有這個資格，有權利起訴他們。”

　　從這些點滴背后，我們能夠大體揣摩到的脈絡是：中國航油用新加坡上市公司的身份為掩護同國內監管部門展開博弈，倚仗節節上升的市場業績換取控股方航油集團的沉默(它或許因為中國航油賺了錢而贊賞這樣的做法)，從而進入期貨和期權業務；而監管方對此不僅沒有追究到底，還放任其“先斬后奏”的行為，直至投機和虧損的真實發生。

　　事實上，如此這般操作的海外國有企業，極有可能并不止中國航油一家而已。時刻處于市場前線、隨時感受到誘惑的企業們，難以對某些機會無動于衷。以石油為例，某國內石油界高層就對《中國企業家》暴料稱：“做石油期權投機的，何止一個中國航油？”上個世紀90年代末開始，國家部委逐步對26家企業開放了境外期貨資格，但對投機性期權交易仍然嚴令禁止。不過事實上，行政禁令從來沒有被完全執行。中國航油(新加坡)就用慘痛的教訓把這個殘酷現實和緊迫命題拋到了我們面前。

　　無獨有偶。執行者自我行事、造成紙面規則和事實操作的不符，其實不僅體現在中國航油(新加坡)與國內政策及監管機構的博弈中，也體現在中國航油公司內部的實際操作中。

　　長期以來，中國航油(新加坡)所進行的期權交易只是“背對背”類型，即只扮演代理商的角色為買家賣家的對應交易服務，從中賺取傭金；此種情況下，買賣數量基本對等，沒有太大風險。但是自2003年開始，中國航油的澳大利亞籍貿易員Gerard Rigby開始進行投機性的期權交易；陳久霖聲稱，自己并不知情。

　　“直到2004年3月出現大額虧損之間，這些投機交易既沒有取得領導層批準也沒有報告給管理層。

　　按公司規定，管理層每周會收到來自貿易部門的《周報》(披露貿易情況)、風險控制員的《周報》(分析倉位和盈虧情況)、風險管理委員會主任的《周報》(分析主要風險)。然而在2004年年中以前，這三份《周報》都沒有提及期權投機情況。在風險管理委員會主任的《周報》中，始終將煤油而非期權列為公司的最大風險。”

　　但即便實情如此，事件的邏輯很快發生改變。在3月28日獲悉580萬美元的虧損后，陳久霖本人同意了風險管理委員會主任Cindy Chong和交易員Gerard Rigby提出的展期方案。這樣，陳久霖親自否定了由他本人所提議擬定的“當任何一筆交易的虧損額達到50萬美元，立即平倉止損”的風險管理條例，也無異于對手下“先斬后奏”的做法給予了事實上的認可。

　　實際上，自知“缺乏衍生品交易專業知識”的陳久霖對Gerard Rigby等資深交易員寵信有加。據稱，Gerard Rigby在2003年就個人創造了200多萬美元的利潤，陳久霖不止一次地在對外講話中提到這一點。而當Gerard Rigby所進行的期權投機虧損后，陳久霖聽從其勸告決定展期而非斬倉，直至虧損越變越大。

　　令人警醒的是，《中國企業家》發現堂而皇之的條文說辭和具體的操作執行，兩者間確有天壤之別。

　　就在2004年2月陳久霖作為企業家代表在《2004全國企業管理創新大會》上演講時，把“風險管理”作為自己發言的主題，用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對中國航油的風險管理系統作全面介紹。此中，他引用“巴林銀行”作為前車之鑒，還特別提到“50萬美元”的平倉止損線。而這些教條和規則，全都在虧損來臨、頭腦發熱的時候被拋之腦后。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正是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的監管缺位、上下兩級的相互博弈造成了中國航油最終資不抵債的敗局，夾在中間的便是陳久霖。自恃對實際情況更為了解、期望控股公司和監管部門給予“方便”的陳久霖，同時也在為下屬的相似行為提供“方便”；而這兩者的集合，把中國航油送上了賭臺。

　　(本刊記者房毅對此組封面報道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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