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每日經濟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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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因多家村鎮銀行儲戶被強行賦紅碼，河南被推上輿論的風口浪尖。目前，部分儲戶健康碼已相繼“復綠”，但對于到底“誰在賦碼”的關鍵問題，各方說法莫衷一是：

　　河南衛健委方面稱，從外省抵達河南，賦碼工作由河南省大數據管理局（現已更名為“河南省行政審批和政務信息管理局”）負責；在省內流動時，賦碼工作則由市一級大數據管理局負責，衛健委沒有賦碼權限。

　　但河南省行政審批和政務信息管理局工作人員表示，賦碼工作并非省上操作，而是屬地管理，由各地市賦碼。

　　鄭州市衛健系統內部人士此前透露，賦碼不屬于衛健委的職能范疇。

　　鄭州大數據管理局工作人員的說法則是，“鄭州疫情防控指揮部下面有一個社會防控部，是健康碼管理的直接機構，制定賦碼的規則，賦碼、解碼由該部門負責。”

　　而河南省及鄭州市防疫指揮部工作人員則均告訴媒體，不清楚賦碼權責部門。

　　6月15日，網上還有消息稱，“河南儲戶被賦紅碼”事件是由技術人員違規操作導致，不過發布平臺很快公開辟謠，“系人為偽造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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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被拋來拋去背后，令外界最為關注的是：誰來為健康碼負責？如何劃定數據授權邊界？

　　“膨脹”

　　兩年多前，帶著精準防疫的使命，健康碼“橫空出世”。

　　不可否認，借助海量數據整合和技術創新應用，健康碼大大提高了疫情防控效率，也減輕了基層治理成本。這個“抗疫神器”，如今已成為我們日常出行的必備“通行證”。

　　不過，健康碼誕生之初，就有專家對數據安全問題表示擔憂。早在2020年3月，民政部官網曾刊發一篇文章指出，“健康碼”在使用過程中可能出現違背健康碼設立初衷和個人權利被侵犯的問題。文章提到信息安全中的基本原則之一——“最小夠用原則”，即信息適用范圍需要被明確，同時建立健全健康碼信息退出制度，滿足公民的“被遺忘權”。

　　但隨著不斷進化，附著在健康碼上的功能與日俱增。

　　一方面，健康碼朝著“全能碼”的方向迭代。當年5月，杭州衛健委曾介紹最新設計的杭州健康碼，即漸變色健康碼，將通過不同顏色展示持有者的健康狀況，結果招致激烈反對，新設計也沒能問世。但在更多城市，健康碼早已成為另一種“身份證明”：比如廣州，“穗康碼”可作為實名電子身份證明，一次生成長期有效。

　　此時，健康碼的另一面被更多人看到：這一匯集了衛健、工信、海關、交通運輸等各類信息的二維碼，正在高效率、高精度地收集、掌握每個人的信息畫像。

　　另一方面，在管理人員流動上頗有成效的健康碼，開始出現“越線”跡象。

　　比如，在一些城市，因種種原因尚未完成疫苗接種的市民，收到“不打疫苗，將可能賦予黃碼管理”的短信。對此，有城市政府部門表示否認，沒有這一規定，但也并未完全撇清關系，“這種短信內容應該是鼓勵大家盡快接種疫苗的一種方式”。

　　這至少還是以疫情的名義，河南此次“紅碼疑云”，則更令人大跌眼鏡。

　　前幾天，河南部分村鎮銀行的儲戶發現，即便可能與疫情完全無關，仍然有可能面對健康碼突變紅碼、出行受阻等困擾。他們有的到鄭州后發現健康碼變紅，但同行人員并未受影響；有的甚至身在數百公里之外的浙江、廣東，“人在家中坐，紅碼天上來”。不止如此，一些鄭州樓盤維權業主也被曝出有類似遭遇。

　　不斷“膨脹”的健康碼，終于在鄭州“引爆”。

　　管理

　　是誰讓健康碼失了“分寸”？

　　事實上，此前多地出臺的健康碼管理政策，都明確了若干責任方。一種較為普遍的做法是，由省級或市級疫情防控指揮部分工、統籌管理，而健康碼的操作，具體則由當地大數據中心和疾控中心等機構共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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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此次話題中心河南為例，其出臺的健康碼使用管理辦法規定：

　　各地疫情防控領導機構負責本轄區省“健康碼”應用推廣，并指導規范操作；各級大數據管理部門要及時做好相關數據歸集、共享、分析等工作，推動省“健康碼”動態管理；而各級疫情防控部門則負責加強“健康碼”推廣應用工作的督導落實。

　　類似的基本框架下，各地實際操作往往是通過多部門聯動實現。

　　城叔從南方某地級市衛健委工作人員處了解到，當地賦碼操作通常包含兩類情形：一類針對外地輸入散發病例，由社區登記報告，衛健部門或疾控中心負責審批，最終實現賦碼；另一類則針對某區域被管控而需要集體賦碼時，則由公安機關統一操作，此時為盡快完成賦碼，衛健部門通常無需再進行審批，直接批量實現。

　　對于公安機關的參與，該工作人員解釋，由于行程大數據等由其掌握，因此通過合作能更快實現健康碼管理。

　　多部門共治，每個環節都至關重要。但反過來，每個環節也都有出現問題的可能。

　　此前上海疫情期間，就曾出現有無癥狀感染者隱瞞行程前往杭州而未被立刻賦碼的情況。上述工作人員指出，即便到現在，健康碼在技術層面仍然會出現問題，且由于參與環節眾多、管理人員數量較大，加上社區工作人員責任心等問題，均會影響到賦碼的可靠性和效果。

　　管理機制已然足夠復雜，若再缺乏基本的制度設計和規范，如浙江大學社會治理研究院首席專家方興東所說，難免會出現管理的“失控狀態”。

　　那么，各地是否存在足夠的制度設計？

　　僅從有效問責機制上看，還存在亟須補足的明顯短板。此前，針對“對健康碼生成的顏色狀態不認可”的疑問，有地方政府在網絡留言板上的回復十分簡單粗暴：“人工無法干預或修改結果，這也是為了您的健康安全著想，請您理解。”

　　而對于此次河南“紅碼疑云”，直到現在，當地仍未有相關部門作出解釋和回應。

　　邊界

　　此前，健康碼被視為數字化治理最成功的案例之一。

　　在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吳冠軍看來，健康碼從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從“肉身人”到“數字人”的轉變。他認為，健康碼代表了一種數字時代下的治理創新。

　　但眼下，對于一些地方政府而言，創新有余，治理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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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外經貿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許可認為，疫情面前，個體權利可能受到一定限制，但若要設定對基本權利的限制，就必須同時設定對這些限制的限制。如若不然，可能會造成如方興東所說的后果，即非常態下應運而生的健康碼，非但沒能讓人們樹立對于數字時代下治理的信心，反而埋下巨大隱患。

　　而邊界應如何設定？

　　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綜合組在2021年1月印發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健康碼管理與服務暫行辦法》中要求，“各地要嚴格健康碼功能定位，不得擴大應用范圍，切實防止‘碼上加碼’。”

　　設計健康碼的初衷，是降低疫情中的社會治理成本、提高精細化的治理能力，最終目的則是更好地為人服務。

　　管理從來都不是目的。在眼下這個重要節點，關于健康碼如何守住“邊界”的難題，已經到了尋求解決的時刻。

　　記者|楊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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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婉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