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當前及未來一段時間來看，我國宏觀經濟調控和金融監管仍然面臨不少風險與挑戰，如何有效應對和化解這些風險、矛盾，對于在‘十四五’期間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來說，均十分重要。”中國銀保監會副部長級干部，國有重點金融機構監事會主席于學軍說道。

　　于學軍是在今日召開的新浪財經2020年會暨第13屆金麒麟論壇上做出上述講話的。于學軍表示，從全年看，雖然經濟增速不高，但宏觀經濟調控、金融監管卻進入一個較好階段，對明年形勢也可持一個相對樂觀的看法。但同時潛在的風險不容忽視。

　　在本屆論壇上，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周誠君就“十四五”規劃中的高質量發展和雙循環新發展格局進行了深入探討。在周誠君看來，高質量發展與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之間存在很多內在聯系。那么金融領域應該如何作為？周誠君指出，應當對綠色金融予以更多的激勵。

　　于學軍：不少行長反映經營管理的壓力越來越大

　　即將到來的2021年是“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回顧2020，于學軍表示，雖然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突發的嚴重沖擊，我國經濟增長出現歷史上少有的負增長、低增長，但卻經受住了重大疫情和經濟出現下滑的雙重考驗，較好地完成了抗擊疫情和穩定經濟等各項工作任務。

　　“當前中國宏觀經濟調控、金融監管進入一個較好階段。”于學軍說道：“受年初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一季度我國經濟下降6.8%，這在我們改革開放40多年的歷史上從未出現過，所以上半年各方面感覺極為困難；但是，下半年隨著新冠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我國經濟增長逐月好轉，形勢越來越明朗，很多方面甚至超過我們的預期。全年看，雖然增速不高，但宏觀經濟調控、金融監管卻進入一個較好階段，對明年形勢也可持一個相對樂觀的看法。”

　　究竟何為“宏觀經濟調控、金融監管進入一個較好階段”？

　　于學軍指出這是一個比較的概念。因為在我國宏觀經濟調控的歷史上，既有貨幣信貸投放過多、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過大、經濟增長出現過熱的階段，也有被迫實行緊縮性調控政策，致使經濟出現滑坡、明顯偏冷的情況；所謂較好，就是貨幣信貸相對適度、經濟保持合理增長，同時通貨膨脹也得到較好控制，處于既不過松又不過緊的狀態。

　　“相對來說，這樣的宏觀經濟調控、金融監管的較好階段，曾在不同時期的歷史條件下多次出現，但總的來看保持的時間卻并不長。”于學軍說道。

　　值得關注的是，近期發生不少債券違約事件，全年信托風險也不斷爆發，市場并不是風平浪靜。于學軍指出，具體到某一方面的風險爆發，任何時候都難以避免，尤其是未來在“十四五”期間，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大門越來越大，經濟金融市場化、國際化的進一步提高，爆發一些市場風險事件實屬正常，甚至是一種常態。

　　于學軍進一步指出，潛在的風險不容忽視，應對和化解好這些風險極為重要。就當前及未來一段時間來看，我國宏觀經濟調控和金融監管仍然面臨不少風險與挑戰，如何有效應對和化解這些風險、矛盾，對于在“十四五”期間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來說，均十分重要。

　　就金融業來看，至少有幾個問題需要解決好：

　　首先是貨幣的控制與管理問題。近兩年來，隨著國內經濟下行壓力的持續加大，積極的財政政策與穩健的貨幣政策不斷加碼，尤其是今年受新冠疫情的突發影響，又出臺了一些非常規的階段性政策，使貨幣信貸的投放力度明顯加大。

　　至10月末的最新統計，今年以來全國銀行業機構的本外幣貸款比年初新增近18萬億元，同期比增長12.8%；期末廣義貨幣供應量M2達到215萬億元，同期比增長10.5%；社會融資規模新增31萬多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近60%。

　　同時，由于經濟增速顯著放緩，分子增加多，分母增加的少，這就使中國經濟的貨幣化水平即M2與GDP之比大幅度提高，將肯定會超過歷史峰值即2009年的208%。與此相聯系，我國宏觀債務率水平在前幾年保持穩定的基礎上，今年又出現明顯上升，這就意味著全社會的債務總額大幅增加。

　　“風險與債務是一對孿生兄弟，負債規模大，風險必然高；尤其是當債務水平快速上升的階段，往往更容易積累風險。而一旦加杠桿難以持續，往往又容易爆發風險。這個問題需要我們在十四五期間高度警惕。同時，刺激性的經濟政策易放難收，這是世界各國實施宏觀調控中面臨的一個共同難題。所以未來幾年，如何有序、平穩地退出非常規的階段性政策將十分重要，相信也很棘手。”于學軍說道。

　　第二是對銀行業金融機構來說，隨著經濟增長及宏觀調控政策的調整變化，尤其是大幅度增加信貸之后，往往也會積累更多風險，下一步需直面考驗。于學軍表示，經濟面臨下行壓力時，銀行的資產質量往往也會下降，新增的不良貸款會使銀行承受相應的代價；同時，政策的調整變化也會給經營機構帶來能否有效應對的問題。

　　于學軍表示：“總的來看，在移動互聯網及數字化時代，無論是大型銀行業機構，還是中小型經營機構，市場的競爭會更為直接，激烈程度顯著提升，不確定性也更難把握。現在不少行長都反映：他們感到經營管理的壓力越來越大。”

　　第三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問題。于學軍稱，人民幣國際化的歷程已走過20個春秋，總的來看取得不小進步。但未來尤其是十四五期間將進入一個更加復雜、更加敏感的發展階段，機遇與挑戰并存，如何把握好路徑、進程、節奏，管理好相關聯的風險，任重道遠，難度很大。

　　第四是“十四五”期間金融監管也將面臨重大挑戰。于學軍認為，“十四五”期間將有來自兩個方面的發展會對金融監管形成持續的挑戰。一是傳統持牌金融機構，大數據、云計算以及區塊鏈技術進一步向線上拓展運用，在給金融業服務帶來更大便捷性的同時，也與社會上的各種商業活動相互交叉、應用等，使金融監管環境日趨復雜；二是這種科技發展，也極易使各類非持牌機構滲透到金融領域模糊金融業務及其監管的邊界，這對金融監管提出了一個全新的課題。這些問題，都需要全球的金融監管者給出合理的回答。

　　周誠君：環境和氣候變化在中國成為硬約束

　　應予以綠色金融更多激勵

　　近期公布的“十四五”規劃文本中明確地提出關于新時代新發展的一系列要求，周誠君認為其中有兩點值得大家格外關注、分析和研究，一個是高質量發展，一個是雙循環新發展格局，而且這兩點之間存在很多內在聯系。

　　“一方面，高質量發展意味著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需要轉移和淘汰一些不再具有比較優勢、競爭優勢或者不再符合高質量發展要求的行業、產業和企業。另一方面，要按照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要求去實現這些行業、產業和企業的轉移，以及供應鏈的調整、產業結構的升級和價值鏈的躍遷。”周誠君表示。具體而言，周誠君詳述了三個方面。

　　第一，高質量發展和雙循環新發展格局要求我們在新一輪的調整過程中應該仍然著眼于全球，推動供應鏈調整、產業鏈升級和價值鏈躍遷。周誠君指出，目前，我國正面臨新一輪的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的調整，而此刻內外部環境、調整的邏輯以及調整目標都已經發生了比較深刻的變化。但在這一輪調整轉移中，我們首先仍應著眼于全球。

　　“資源只有在全球范圍內配置才符合中國目前作為全球制造業中心和最大進出口國的利益；而下一步中國更深度地參與全球治理，更大規模、更深層次地對外開放，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等等也離不開全球化。”周誠君說道。

　　第二，與過去相比，這一輪調整的一些基本邏輯發生了變化。周誠君表示，過去，主導全球資源配置和產業分工的基本因素有全球化、WTO主導的資源配置規則、以美元為主的國際貨幣體系等。但是今天來看，這些因素都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資源在全球范圍內配置的基本規則不再由WTO完全主導，新的規則，如我們最近加入的RCEP、USMCA美加墨貿易協定、TPP、CPTPP等正在一定程度上或者說很大程度上替代WTO。

　　第三，以美元為主的國際貨幣體系正在發生深刻變化。最近，歐元已經取代美元成為國際商品和貨物貿易領域最大的結算貨幣，大灣區9個城市對外經濟活動中人民幣已成為第一大結算貨幣。

　　除了上述三個方面，周誠君表示，有兩個新的要素出現并成為影響和決定新一輪全球分工的重要因素。一個是數字經濟和虛擬經濟，另外一個是環境和氣候變化因素。

　　金融業應如何應對環境和氣候變化因素對新一輪供應鏈調整的可能影響？尤其是如何通過綠色金融更好地支持供應鏈、產業鏈和價值鏈的調整？周誠君表示，環境和氣候變化因素在中國日益成為一項硬約束，且中國目前已經成為國際綠色金融產品、綠色金融市場、標準制定等方面的引領者，基礎很好，下一步應當對綠色金融予以更多的激勵。

　　“綠色金融具有準公共產品的特點。根據經濟學的基本原理，要讓它獲得更好的可持續發展，一是要加強外部激勵約束，比如稅收、補貼或者處罰；二是訴諸“科斯定理”，通過一定的方式方法有效地界定這些產品的產權，讓它可交易、可定價，從而實現私人部門可生產。從激勵約束的角度講，我認為監管部門和政府在稅收、補貼等方面還大有可為。今天，我想借這個機會強調和呼吁一下，探索適當降低金融機構綠色資產的風險權重，特別是針對銀行發放的綠色信貸。”周誠君表示。

　　事實上，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表中的所有金融資產都要按照一定的風險權重去計算其所需的資本金。根據現行《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商業銀行對一般企業債權的風險權重為100%，對符合規定條件的微型和小型企業債權的風險權重為75%，而對綠色資產沒有特殊的資本金管理規定。

　　周誠君認為，如果能夠對商業銀行發放的綠色信貸給予適當優惠，將綠色信貸的風險權重降低50%，降低其經濟資本占用，從而釋放更多信貸資源，降低商業銀行從事綠色金融業務的成本、提高其回報率，可能會對金融機構發放綠色貸款形成更強的正向激勵。

　　“我們做過測算，截至今年三季度末，全國銀行機構綠色貸款余額約為11.55萬億。按照現在10.5%的平均資本金的要求，如果將綠色信貸風險權重降低至50%，可以釋放6000多億的資本金。在理想情況下，如果釋放出的資本金全部用于綠色信貸投放，理論上綠色貸款規模可能放大一倍至23萬億，這是相當可觀的。再進一步講，如果激勵對象擴大至銀行表內持有的綠色債券等產品，在計提相應風險準備時也給予相應優惠，激勵作用將更加顯著。” 周誠君稱。

　　周誠君指出，降低綠色信貸的風險權重也有較強的可行性。一是銀行機構的綠色貸款質量比較高；二是我國在綠色金融方面有良好社會共識；三是我國綠色貸款和綠色債券標準清晰，不容易混淆，不容易產生道德風險；四是已有良好的統計基礎。

　　綜合來看，周誠君認為，降低綠色貸款等的風險權重在我國有較好的基礎，即使這在國際上開創先河，尚無成功經驗，可能也有不同的看法認識，我國也可以先行嘗試。周誠君建議，為了控制風險，一是可以考慮在6個國家級綠色金改試驗區先進行小范圍的試驗；二是可以考慮縮小業務范圍，先針對某些特定領域的、指向性很清晰的行業，如風電、光伏領域，對于這些行業的綠色貸款及其它綠色金融資產的風險權重給予適當降低，比如降低50%，從而更好地激勵銀行投放。

責任編輯：張譯文